□ 陳洪彥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曹丕《典論·論文》開篇道出的這句話被歷史反復驗證，然而也有例外。往事越千年，北宋熙寧變法前后的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以及三蘇，他們雖然政見不同到水火不容的程度，但在對彼此人格的尊重上，卻表現出惺惺相惜。

文壇領袖歐陽修

歐陽修之所以被公認為北宋文壇領袖，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他在北宋燦若繁星的文學家中年齡較大、出道較早。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江西廬陵人，出生于1007年，4歲喪父，母賢淑，留下畫荻教子的美談。歐陽修于1030年中進士，同年5月任西京國守推官，掌管文書，此后歷任知縣、知州、館閣校勘、知諫院、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職。司馬光生于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蘇洵生于1009年，蘇軾生于1037年，蘇轍生于1039年，也就是說，幾個人中只有蘇洵和歐陽修年歲相近，至于其他人都只能是后生晚輩了。二是他有自己的文學主張，提倡“明道”“致用”“尚樸重散”，領導了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有豐富的文學實踐，并創作出一批一流的文學作品和史學著作，除與宋祁合修《新唐書》、自撰《新五代史》外，還著有《居士集》《居士外集》《六一詩話》等。三是他心胸寬廣、愛惜人才，栽培和提攜了一大批后起之秀。下面我們重點說說與本文題旨密切相關的第三點：

蘇軾稱：“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歐陽修一生不但舉薦過包拯、胡瑗、曾鞏、呂公著等北宋名臣和文壇大家，還提攜過司馬光、激賞過王安石，更不遺余力地舉薦過蘇氏父子。

激賞王安石。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人。一日，他的朋友曾鞏將王安石的文章拿去推薦給文壇領袖歐陽修，歐陽修讀后大為贊嘆。而王安石早從曾鞏那里聽過歐陽修對他的贊賞，但直到嘉祐初年才登門拜訪。歐陽修對他的姍姍來遲并不介意，反而倒屣相迎。后又有《贈王介甫》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這位翰林學士以一代文宗之尊竟對當時一名默默無聞的后生晚輩以期許，實在難能可貴。有了文壇領袖的推崇，王安石很快便名滿天下。不僅如此，歐陽修還為朝廷力薦王安石為宰相。王安石任宰相時，歐陽修撰文表示祝賀。后來，王安石執意變法，歐陽修雖是反對者，但二人終生詩文贈答、書信往來，維持著深厚的友誼。歐陽修死后，王安石寫的《祭歐陽文忠公文》感情真摯。

舉薦蘇氏父子。蘇洵，字明允，號老泉，眉州眉山人。仁宗嘉祐元年，他帶領蘇軾、蘇轍到汴京謁翰林學士歐陽修，歐陽修很贊賞他的《權書》《衡論》《幾策》等文章，認為可與賈誼、劉向相媲美，并將蘇洵的文章上獻朝廷，呈奏《薦布衣蘇洵狀》。經歐陽修的揄揚，其文章被公卿士大夫爭相傳誦，蘇洵因而名聲大振。歐陽修又應蘇洵要求，致信宰相富弼，希望富弼接見蘇洵。兩年后，歐陽修的奏章有了回音。四年后，蘇洵就任試秘書省校書郎。1061年，蘇軾和弟弟蘇轍參加制科考試，時值歐陽修任主考官，歐陽修慧眼識才，蘇軾名列前茅，蘇軾弟弟蘇轍及曾鞏亦在榜列。歐公見蘇軾為文后，曾提筆這樣稱贊蘇軾：“讀軾書，不覺汗下，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當時蘇軾籍籍無名，很多人認為歐陽修故作驚人之語，但隨著日后蘇軾的出名，紛紛嘆服歐陽修有一雙慧眼。

歐陽修和司馬光雖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過激烈爭論，但也多次盛贊司馬光，也曾上書舉薦過司馬光，司馬光后來之所以名滿天下，與一代宗師歐陽修的推薦不無關系。

王安石和司馬光

王安石要實行變法，最堅決的反對者是司馬光，二人相遇，真可謂棋逢對手、將遇良才。王安石，天才少年，司馬光有砸缸美名；王安石21歲考取進士第四名，司馬光19歲中進士甲科；王安石生活簡樸，司馬光不喜奢靡；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馬光憂國憂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有豐富實踐經驗，司馬光注重實務；王安石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馬著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和史學巨著《資治通鑒》。

如果從人品、道德、修養上看，二人都近乎完美。司馬光做事比較成熟穩重，王安石則剛強執拗。“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一首詠梅詩，凌寒留香，傲骨冰心，這是梅花，也是王安石。

王安石和司馬光私下雖是好友，政治觀點卻截然不同。王安石推行新法堅定不移，大有“雖千萬人吾往也”的氣概；司馬光反對新法，不廢新法誓不罷休。司馬光曾以老友的身份寫信，責備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員的職權，惹是生非，搜刮財富，還拒不接受別人的意見。王安石回信一封，對司馬光的四條意見一一進行了反駁。《資治通鑒》書影信里說：我受皇上命令改革法制，怎能說我侵犯別人職權；我為國家辦事，怎能說惹是生非；我為天下理財，怎能說是搜刮財富；我駁斥錯誤的言論，怎能說拒絕意見。司馬光作為諫官，曾率御使臺官員上書彈劾王安石，攻擊王安石剛愎自用、變亂朝綱、害民誤國，表示與王安石冰炭不同爐、水火不相容，并以集體罷官向神宗施壓。王安石對于司馬光為首的頑固守舊派，與之朝堂爭論、書信辯駁，寫下了駁斥司馬光指責新法的千古文章《答司馬諫議書》。

由于有神宗皇帝在背后支持，王安石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法，司馬光心中氣憤，卻也無可奈何，只好辭去職務，著書立說。盡管如此，司馬光仍然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司馬光在信里還說：“介甫固大賢，其失在于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由此可見，他反對的是新法，而不是王安石本人。或者說，他批評的是王安石性格中的缺點，而不否定他的人格。

后來神宗死去，太后掌權，任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便毫不留情，盡廢新法。1086年農歷四月初六，王安石溘然長逝。其時正值舊黨施政，門生故吏無人敢來吊唁，甚至無人敢為之撰寫墓志銘。有人感嘆：“慟哭一聲唯有弟，故時賓客合如何。”消息傳到東京，身為重臣的司馬光雖年老多病，但出于對王安石的人品、才學和事業心的敬重，抱病作書評價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根據司馬光的建議，王安石死后被追贈正一品榮銜——太傅，封為荊國公，謚號文。5個月后，司馬光病情加重，說完最后一句話“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就咽了氣。朝廷追贈其為太師，封溫國公，謚號文正。

王安石與“三蘇”

作為最受歐陽修欣賞的兩個人物，王安石和蘇軾，他們彼此欣賞對方的才華，但又在政治觀點上存在嚴重分歧。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新法，準備變更科舉制度，請求興辦學校，在科舉考試中罷黜詩賦等科目，專以經義、論、策來考試。蘇軾隨即上《議學校貢舉狀》，論述貢舉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輕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見。王安石聽說后，很不高興。后來，宋神宗想讓蘇軾編修中書條例時，王安石強烈反對，說：“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

蘇軾在任開封府推官期間，又上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直言反對新法，主張“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甚至還有許多“四海騷動，行路怨咨”之類的敏感語句，使得王安石更加惱怒。最使王安石忍無可忍的是蘇軾的《擬進士對御試策》，其中提到“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這次王安石終究是被激怒了，他向神宗舉薦說：“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請黜之。”幾天之后，他又對神宗說：“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絀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可見王安石在被激怒的情況下，依然愛惜人才。

蘇軾在杭州任職期間，雖不滿新法，卻因親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處，從而認識到了反對派的偏執與保守。他在給友人信中說：“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蘇軾對新法認識的改變極其誠懇，淡化了在政治上對王安石的對立情緒。而王安石罷相之后，心態也逐漸歸于平淡。《西清詩話》中記載王安石對蘇軾評價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蘇軾在讀到王安石的詞作《桂枝香·金陵懷古》后，更贊嘆其“此老乃野狐精也”。

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自黃州移官汝州，準備順路去拜訪隱居江寧的王安石。而王安石聽說蘇軾將來，便穿著野服、騎著毛驢，興致勃勃地來到江邊見蘇軾。蘇軾也穿著野服見王安石，并說我蘇軾今天是穿著野服見大丞相。后來在同游鐘山時，他們有意回避分歧，詩酒唱和、談禪說佛，不亦樂乎。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遭誣陷，以“作詩攻擊朝廷”之罪被捕入獄。由于事關重大，除了蘇軾弟弟蘇轍救兄，其他親友及官員唯恐避之不及。而此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卻極力在神宗面前為其開脫。那時，王安石正在江寧隱居，等他知曉“烏臺詩案”一事，蘇軾罪名已定，只爭一個早遲了。想起國家多難、人才難得，王安石連夜寫信派人飛書進京呈給神宗。信中說：“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覺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將蘇軾放了，將其貶為黃州團練副使。關鍵時刻，王安石以國為重，對政敵表示了最大的寬容。也許正是由于這種高尚的品德，贏得了后人對王安石的敬重與佩服。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駕崩，哲宗繼位，舊黨復辟，眾人想把新法全部推翻，蘇軾一反常態堅持新法不可盡廢。次年，當最后一條新法“免役法”也被廢除時，王安石抑制不住內心的苦痛，悲憤離世。盡管王安石變法“三蘇”都曾是反對者，但當蘇軾奉詔作《王安石贈太傅》制詞時，不但不帶任何偏見，甚至還極盡贊嘆：“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這是對王安石一生的絕妙概括，也是蘇軾正直品格和曠達心胸的體現。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熙寧變法已成歷史，是非成敗任人評說，重讀那段歷史，不僅由衷折服變法者的勇于任事、一往無前的精神。在變法過程中，他們表現出的惺惺相惜讓我們內心充滿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