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綜合治理未取得明顯進展的內江黑臭水體。(中央生態環保督察組供圖)

12月2日,生態環境部發布公告,公開了對123家嚴重超標重點排污單位的處罰結果,123家企業中28家企業因長期超標排放被生態環境部掛牌督辦。同時,正在進行的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回頭看”又通報兩起典型案件,其一,四川內江市水污染防治整改工作滯后,局部水環境質量仍在下降,其二,遼寧撫順市敷衍整改東洲河水質嚴重惡化。

同一天,由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主辦的“2018中國環境上市公司峰會”,所關注的則是環保強監管下是否導致經濟特別是環保產業遭遇“嚴冬”這樣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

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舜澤明確指出,如果把環保產業以及個別企業出現的問題與環保強監管掛鉤,是“找問題找錯了,解決問題的藥方下偏了”。而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教授馬中則認為,環保強監管和高要求并沒有真正落到實處。

環境商會首席政策專家駱建華提出,過于依賴行政手段的污染治理模式能不能持續,或者說它所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到底該如何去評估,也亟待給出答案。

123家企業超排被罰近八千萬元

2018年第二季度重點排污單位中有123家企業(單位)嚴重超標排放,按環保法的規定,超標排放即是違法。

12月2日,生態環境部不僅公開了123家超排企業的名單及處罰結果,而且宣布對其中的28家企業掛牌督辦。據介紹,對這123家超排企業地方開出了7908萬元的大罰單,其中,吉林省四平三達凈水公司被按日計罰2900萬元；黑龍江拜泉北控水務公司被按日計罰1000萬元。

生態環境部有關負責人說,河北省張家口市鴻澤排水公司、山西高義鋼鐵公司、內蒙古源通煤化集團公司、遼寧省大連金龍寺河污水處理公司、吉林省長嶺縣城市開發建設公司、江蘇省淮安市東方染色公司、浙江省衢州市東港污水處理廠、山東省威海海澄水務公司、廣西資源縣污水處理廠合浦橋分廠、甘肅省武威市供排水集團公司污水處理廠、寧夏沙湖旅游公司北岸污水處理廠、新疆淖毛湖污水處理廠等12省區的28家企業,因連續兩個季度嚴重超標排放且第二季度結束時仍未完成整改,屢查屢犯、長期超標被生態環境部掛牌督辦。

從生態環境部的通報看,一些企業違法情節相當嚴重。其中,今年第二季度,張家口市鴻澤排水公司水污染物排放濃度日均值超標43天；山西高義鋼鐵公司大氣污染物排放濃度日均值超標60天。

這123家違法超標排放企業被公開曝光的同時,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回頭看”又公開了兩起典型案件。其中,遼寧省撫順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環境違法違規問題突出,污水處理廠嚴重超標排放,甚至在在線監測數據上故意造假,導致東洲河水質持續惡化。四川省內江市污水處理設施建設滯后,黑臭水體整治不到位,沱江支流威遠河水質仍在下降。督察組要求兩起案件的所在地政府要對涉及失職失責的干部問責到位。

無論是123家違法企業被公開處罰還是督察組公開典型案件,其所傳遞出的信號只有一個,對于生態環境違法行為必須嚴厲打擊嚴厲處罰。

環境保護并未做到真正強監管

事實上,近兩年來,無論是中央生態環保督察還是三大污染防治攻堅戰,生態環保強監管的態勢始終沒有改變。強監管下,一些環境違法企業的獲利空間大幅萎縮,甚至有個別企業面臨經營不下去的窘境。因此,環保監管影響經濟增長等說法也隨之在網絡間瘋傳,甚至,個別企業將其盲目擴張所導致的生存危機也歸因于生態環保強監管。

經濟下滑,一些企業包括民營環保企業經營不下去,問題出在哪?是不是生態環保強監管惹的禍?“現在環保企業出的問題不是環保強監管的問題。”在環境商會“環保強監管下的產業趨勢”高峰對話會上,吳舜澤態度鮮明。在他看來,環保民營企業所出現的經營困境“特別是2015年、2016年,PPP(環保等基礎設施建設的一種經營模式)發燒的狀態,屬于發燒、虛火、過熱”。吳舜澤說,一些企業出的問題不代表整個環保產業都出了問題。他特別強調,不能把個別企業的現象當成全行業的普遍問題。

吳舜澤指出,無論在什么時候,在哪個國家,在哪個階段,生態環保依法常態監管都是對環保產業發展的最大驅動力。他認為,個別環保企業遇到的問題不能放大到整個環保產業。“更不要把環保產業,個別企業存在的問題跟環保依法常態監管掛上鉤,這樣找問題就找錯了,解決問題的藥方也就下偏了。”吳舜澤說。

馬中長期研究環境經濟問題,在他看來,常態監管是不是嚴,要從“十三五”提出的環境目標和要求以及四大污染物的總量削減目標是否實現來看。“四大污染物總量消減不降反升,真正的強監管并沒有做到。”馬中說,如果真是實現了強監管應該是好事,“現在的問題是強監管和高要求還沒有真正落到實地。”

環保稅法實施后僅收了80億

生態環境治理模式不外兩種,一種是基于政府的命令控制模式,另一種是基于市場的經濟激勵模式。而時下,有一種觀點認為,目前的生態環境污染治理過于依賴行政手段而忽視了環境經濟政策作用的發揮。

對此,吳舜澤指出,不能把政府和市場兩者對立來看,行政手段與市場手段是互為促進的,沒有依法常態化的環境執法監管,經濟政策幾乎不起作用。吳舜澤說,相對來說,現在地方上用的比較多或者比較擅長的是行政命令控制型模式,一個國家在解決環保意識不到位、環境責任不到位的時候,打頭炮的一定先是行政命令,然后才是各種各樣的經濟政策、政治政策。

吳舜澤指出,我國各種各樣的政策不是沒有而是沒有落實好。他說,目前的關鍵是要把現有的政策用到位,把該辦的、已經承諾的事辦到位,在現有政策沒有用到位的時候,不能再急于出臺新政策。解決一個生態環境問題,無論是行政政策、經濟政策還是市場政策需要相向而行、協同匹配,同時,還要加強協同、狠抓落實,這樣才有可能使環保產業發展的好,才能帶動環境質量加速改善。

馬中則提出,中國不缺環境經濟政策,但是沒有用好,沒有用起來,“最簡單的例子,環保稅法實施后,到今年10月只收了80億元的環保稅。而環保稅法實施前,所征收的排污收費一年可達200億元”。馬中說,國家現行的經濟政策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管制政策基礎之上,因此,他提出,環境監管還不能脫離管制性政策。（記者 郄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