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聯網法院工作人員在介紹法院內的文書智能生成終端。新華社記者 鞠煥宗攝

“互聯網上的糾紛，就交給互聯網來辦”，在正式掛牌近2個月后，北京互聯網法院迎來了“首案”開庭，與此同時，廣州互聯網法院也在成立1個月后敲響了“第一槌”，互聯網法院所帶來的低成本和便捷性引來多方點贊。

打破時空限制

去年8月，全國第一家集中審理涉網案件的試點法院在杭州成立。依托互聯網技術和“網上案件網上審”的思維，將涉及網絡的案件從現有審判體系中剝離出來，一時間，杭州互聯網法院風頭無兩。

1年之后，北京和廣州的互聯網法院也相繼成立，而在近日，北京互聯網法院的首案正式開庭，以全程在線的方式，讓原告和被告借助電腦和網絡在電子訴訟平臺上完成庭審。

數據顯示，截至10月31日，成立僅不到60天的北京互聯網法院，電子訴訟平臺總訪問量已達381.35萬人次，累計注冊2880人。與此同時，法院共收到立案申請5497件，其中訴前多元調解案件1938件，正式立案777件，已結案373件。

當事人并不需要趕到法院，起訴、調解、立案、送達、庭審、宣判、執行等全流程訴訟環節都可網絡化辦理。同時，若是經法院審查不適合在網上審理的案件，還會采取傳統的線下開庭方式，但其他環節仍會在線上完成。此外，北京互聯網法院提供訴訟風險智能評估、訴狀自動生成、在線瀏覽卷宗材料等多種智能化服務，真正可以為當事人帶來便捷又高效的訴訟體驗。

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歡慶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涉網的案件金額通常比較小，并且很多時候當事人雙方往往不在同一個地方，如果必須到現場來處理案件，僅是交通成本就很可能會超過整個案件的標的額。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網絡來處理相關訴訟，可以有效節約雙方成本。

節約訴訟成本

互聯網的有效助力，對于進一步提高司法公正、推進司法改革進程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北京互聯網法院院長張雯曾在接受采訪時談到，互聯網并非法外之地，對于這樣的新生業態理應密切關注。

“網絡所帶來的便利性，會使得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高科技帶來的社會進步，互聯網法院也是一樣”，姚歡慶說道，“不僅是案件審理，線上法院也能有效地調解問題，大量的案子不需要當事人到法院里，‘低成本’打官司對原被告雙方來說都十分方便。”

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的節約都實實在在地體現在了互聯網法院的司法實踐中，單是雙方提交的證據材料不必打印，就能為當事人免去打印幾百張甚至更多紙質材料的負擔，更于細節處體現便民利民。

與此同時，通過技術，互聯網法院中所有跟雙方當事人有關的數據都會被留存。在數據“留痕”的情況下，能夠更好地保證案件的公正性以及事后的可追溯性，“參與訴訟的主體也會更加公平地對待每一個當事人，這就可能很好地避免大量上訴的出現，諸多案件可能在一審時就能成功解決了。”姚歡慶說。

加大宣傳力度

一項新事物的出現，很可能也會伴隨出現一些之前不曾有過的新問題，業內人士認為，在接下來的司法實踐中，也應該注重規律總結，綜合運用法律、科技、宣傳等多種手段，來保護新事物的健康發展。有報道稱，互聯網法院也有向當事人正常發送相關訴訟信息后被當成詐騙短信的案例，無奈之下法院只能寄送紙質材料。姚歡慶認為，出現這種情形也在情理之中，未來伴隨著宣傳力度的加大、互聯網法院案件處理數量的不斷增多，公眾對于通過互聯網法院合法維權的理解也會不斷深入。

“未來很可能也會有類似的情形出現。”姚歡慶說，“互聯網法院要做好宣傳工作，面向整個社會加大宣傳力度。同時，我們也應加強對個人網絡數據和網絡交易數據的保護，這些方面都非常重要。”他同時提醒，也要對一些可能產生的問題提早防范，“比如，真實的法庭會有法警來對秩序予以約束，而互聯網法院的原被告雙方是在自己的舒適區進行訴訟程序，會不會出現表演欲比較強的當事人？因為他不像在真實的法庭中，會收斂自己的行為。”

對于可能出現的問題，姚歡慶認為，可以考慮跟誠信檔案掛鉤，原被告雙方若有不當行為，可以記錄在誠信檔案中，甚至進行相關的行政處罰或者刑事制裁。同時，要對社會有更多的情形告知，增強公眾對互聯網法院的了解程度。已有的3家互聯網法院也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面向全社會提供一種統一的信息告知，向全社會公示。（記者 孫亞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