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定位跟拍官員：敲詐勒索與公民監督扯不上關系

在官員的私家車中裝上定位儀，然后尾隨跟拍，再利用拍攝到的官員“違法違紀”照片或者視頻，對官員實施要挾敲詐錢財……

這樣的一條“致富”路的設計，出自湖南省長沙市的李某、劉某、陽某、王某之手。不過，這伙人并未得償所愿。近日，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檢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逮捕了上述4名犯罪嫌疑人。（《法治周末》5月13日）

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明明這伙不法分子犯罪為的是敲詐勒索，為什么卻以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被追究刑責。這是因為，行為人可能構成兩個犯罪行為，手段犯即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結果犯即敲詐勒索，按照刑法關于牽連犯的處理原則，應“從一重罪”。雖說敲詐勒索的最高刑罰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但與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起刑點一樣，都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這種情況下，就要看“實際可能量刑”。

因為犯罪嫌疑人還來不及實施敲詐勒索，這種行為屬于“未遂”。根據刑法第23條第2款規定，“可以比照即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于上述犯罪嫌疑人，雖然“沒有偷拍到他們想要的內容”，但根據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即應當認定為刑法規定的“情節嚴重”。為實施敲詐勒索犯罪，非法安裝定位裝置、獲取行蹤軌跡信息，符合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構成要件。“兩罰相權取其重”，在司法實踐中，以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追究刑責，顯然更為適宜。

或許，有人認為，這些犯罪嫌疑人雖然實施了定位跟蹤等行為，也有敲詐勒索的主觀動機，但瞄準的目標只是官員，并不是普通老百姓。所謂“官員無隱私”，他們本來屬于公民監督的對象，就算侵犯了他們的一點個人信息，也不必“小題大做”，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這種觀點的錯誤在于忽視了官員的二重身份屬性。

作為公權力的掌握者，他們的公務活動，除了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等，理應受到公民的依法監督，也就是說，沒有“隱私地帶”。但是，作為普通公民，官員的私人領域，如關涉正常的吃喝拉撒睡等隱私信息，并不能被肆意侵犯。給官員套上過重的枷鎖，不是法治的本意，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如果翻看報道，這些年在官員身上“打主意”的極端案例并不少。姑且不論，當年那些PS官員照片，借機“勒索”錢財的犯罪團伙，是如何“腦洞大開”的，之前湖南麻陽3名官員為了“升官”，即在該縣縣委書記胡佳武的辦公室安裝了竊聽錄像裝置，并以視頻作為“證據”要挾，結果被判刑。近日，據澎湃新聞報道，浙江臺州市公安局黃巖分局原民警池文跟蹤偷拍其上司，即時任黃巖公安分局副局長周某某，獲取了周與一女性通奸的證據，并將相關證據交給了黃巖區紀委。之后，池文被關禁閉7日，并被行政拘留6日。

仔細分析這些案例，嚴格來說，它們都不算真正的公民監督。從目的上看，這些行為人的所作所為，或是為了“敲詐錢物”，或是為了“職務升遷”，或是“過去十幾年，因工作上的矛盾”，覺得領導“不待見自己”，并不是為了依法監督權力、規制權力；從手段上看，都采取的是安放竊聽設備、偷拍等違法方式，涉嫌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或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沒有通過合法合理的監督渠道；從后果上看，這些違法行為即便有所“斬獲”，終究是“毒樹之果”，會戕害法律的權威性，并不值得鼓勵與提倡。

從本質上看，這些“定位”“跟拍”“竊聽”官員的亂象，都是悖離法治軌道的個例，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公民監督上的相對乏力。其實，如果官員行使權力過程始終在各界監督之下，公民舉報的法定途徑始終暢通無阻，如此“偷拍”“跟蹤”，還能挖出什么“爆料”，又有什么“回報”呢？在根據法律規定，嚴格保護公民權利、追究犯罪嫌疑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責任等同時，也應深刻反思：如何更好地規制官員權力，讓他們早點失去被不法分子“盯上”“敲詐”的所謂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