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幾名家長在似翼公司中關村校區，商談退款問題。記者 王巍 攝

出于對授課老師的認可，羅女士等4人為孩子報名學音樂劇課程。但培訓機構中途更換授課老師，因此家長們訴至法院要求其退還剩余的課時費。學校則表示，更換老師是正常的人事變動。

日前，北京一中院認定，學生試聽授課老師的課程后報名，更換教師直接影響其學習目的實現，終審判決似翼公司培訓學校退還剩余的課時費。

家長

更換老師后孩子學習受阻

“媽媽，周末我們還去上音樂劇的課嗎？”對于兒子小亮的問題，胡女士有些為難。

在心里，她權衡了很多次，不知道該怎么告訴兒子，“音樂劇班不去了”“這個課程沒有結業儀式”“正在和培訓學校打官司”這些問題。

2015年9月11日，胡女士在北京似翼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中關村校區，為兒子報名1學年的音樂劇課程，折后學費12222元。

報名表中，她在備注一欄寫明“上張老師班級課程”。“這是音樂學院的老師，很有經驗，教學也非常認真，孩子們都非常喜歡他。”

2016年12月下旬，學校通知，張老師由于個人原因不再教學，需要停課；后又通知稱，張老師失聯，已報警，無法來校上課。

今年1月初，學校安排趙老師給學生指導校慶文藝匯演的彩排，此期間未計入學生課時；3月初，學校通知家長已聘任新的教師開課。

多名家長對新教師不認可，“孩子提出只愿上張老師的課。”胡女士表示，小亮回到家中說，新來的老師“連唱歌都不會”。

羅女士的女兒小宇有著類似經歷。9歲的她已在似翼上了四五年音樂劇課程，“希望她接受一些音樂方面的熏陶，與其他小朋友互動”。羅女士說，每個周末，她都一大早陪著女兒從南五環趕到北三環，專門來上張老師的課。在2014年與學校的培訓合同中，她也寫明“更換老師，按剩余課時退費”。

幾名家長向學校提出，培訓內容和質量因“換人”大打折扣，如張老師不能上課，便要求退費。學校則拒絕退費，提出如不愿繼續上課，可安排轉校內其他課程班。由于未能協商一致，家長們將培訓學校訴至法院。

學校

換教師是正常的人事變動

雖然家長與學校簽署合同時備注“更換老師退課時費”，但報名表付費信息欄中有一條款為：“本人認可以上課程信息，并已閱讀及接受背頁所列所有條款”。法院確認，該條款無明顯標識，與表中其他條款字體一致。

在報名表背后的16項合同條款中包括：“所有課程將在有效期滿后自動截止，未結束的課程自動作廢，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費。”“如因教師個人原因或教學安排造成課程順延，在另行簽訂書面協議后，課程有效期可相應順延。”“報名合同簽署7日后，無論是否開課，不接受任何原因提出的退費請求。”

似翼公司答辯表示，學生們報名的是公司中關村校區的音樂劇課程，并非張老師的私人課程，授課教師變動是學校正常人事變動，而且在與家長所簽的合同中已有約定，學校可以在授課中變更老師。

其次，合同是格式條款，第一條已做出明確說明，即在保證教學計劃同時最大限度保證學員利益的情況下，學校及家長三日之內可變更合同，除書面變更外一經簽訂即具有法律效力。合同中也約定7日內可退費，目前要求退費已超過期限。因此，學校不同意退費。

對此家長們稱，孩子在上完張老師的體驗課后，覺得認可才選擇報名。對于報名表后的合同條款，報名交費時未仔細看。

法院

“格式合同”無效判決退款

海淀法院一審認為，報名表后所列合同條款，是似翼公司單方擬定的格式條款。相關法律規定，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采取合理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

本案合同條款中不接受任何形式退費的相關規定，明顯免除、減輕了似翼公司責任，加重了學生們的責任；雖報名表上有“本人認可以上課程信息，并已閱讀及接受背頁所列所有條款”的內容，但該條款無明顯標注，與其他條款字體一致，不足以證明學生對背頁條款真正理解和接受，亦不足以證明公司向學生及家長進行提示并作出明確的解釋和說明，故上述條款對學生不發生法律效力。

此外，學生們未能繼續完成課程，原因系似翼公司更換授課教師，其教學質量的優劣及學生的接受滿意程度，主要依賴授課教師水平以及學生的評價，且某些學生亦在報名表中注明，如更換授課教師學校負責退剩余課時費，故似翼公司應將剩余課時費予以退還。

法院一審判決似翼公司退還小亮課時費5300元，退還小宇課時費5000元，其他幾名家長，也獲得5000元左右的課時費賠償。

宣判后，似翼公司提出上訴，北京一中院二審最終維持一審判決。

10月中旬，家長們收到法院終審判決，但似翼公司遲遲未履行判決退款。11月5日，4名家長在代理律師陪同下，到似翼公司中關村校區討要課時費。

似翼公司仍在經營，學校負責人魏女士表示，財務需要總部審批，還未把款項劃給北京公司，會在11月12日前將退款打入家長賬戶。截至今日凌晨，學校仍未按約定退款，家長準備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說法

教育培訓如認準教師，要在合同中明確

海淀法院審理此類糾紛的郭文成法官介紹，該院近年受理的教育培訓糾紛居高不下，每年案件數量在400到500件，其中80%以上與青少年培訓教育相關。

郭文成表示，培訓糾紛以合同糾紛為主，體現在培訓機構因服務質量問題、中斷服務等被要求退款等；培訓引發的訴訟在侵權糾紛方面，主要體現在培訓機構虛假宣傳及造成人身傷害等問題。從案件的審理情況看，學員勝訴幾率較高。

對于此類案件數量較多的原因，郭法官總結認為，首先是教育培訓機構市場大，進入門檻低。不少僅有咨詢或計算機培訓資質的機構，也展開英語培訓，導致培訓質量存在缺陷。

其次，培訓機構缺乏監管，不少機構自行設立“三星”“四星”等級別，聽上去“高大上”，實際卻是“假大空”，有的案件中，所謂英語高級培訓老師，可能是剛過四六級的在校學生。

也有部分教育培訓合同約定不明確，不少合同中只說“精英”班、“vip班”，卻對培訓師資、效果和時長閉口不談，更有老師存在遲到早退情況。

此外，常見的教育培訓合同中，很多具有人身屬性，比如學生看中某位老師或具有某種資質的老師，老師一旦更換，便無法實現培訓合同目的，因此在簽合同時，一定要在合同中明確，否則很難認定培訓機構違約。（記者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