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工行境外機構總資產2359.96億美元，稅前利潤30.2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5.4%，不良率僅0.34%。從設點、鋪路到穩健運作，從機構國際化到業務國家化，從引領中資企業“走出去”到服務全球客戶鑄造中資銀行品牌，工行23年的海外之路步伐從未停止。

　　“如今，我們恰逢國際化發展非常好的機遇期，國家正在推行‘一帶一路’戰略，很多中資企業走出去，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提速，工行在海外也已擁有5家央行指定的人民幣清算行。”董事長姜建清說，工行愿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23年海外布局路線圖

　　當姜建清宣布工行紐約分行開業的那一刻，美國紐約市地標建筑——帝國大廈瞬間變得燈火通明，象征中國的紅、黃色彩燈，在這個城市的最高建筑上閃閃發光。

　　“帝國大廈歷來有為重大事件點亮彩燈的習俗，但為一家中國企業亮燈，當時前所未有。”回憶起2008年10月15日開業當晚，工行紐約分行的員工仍十分自豪。自豪背后，是中資銀行日益過硬的內功。那時，工行已取代花旗銀行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銀行。此前，工行已在2005年整體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成功在上海和香港同日掛牌上市。

　　中資銀行“揚帆出海”，首先需要設點、鋪路，拓展境外經營網絡，為業務的國際化打下基礎。在此過程中，可選的常見方式有兩種：一是自主申設代表處，境外分行、子行；一是并購境外金融機構，獲取其在當地的客戶、業務，快速提升中資銀行的本土化程度。

　　“我們選擇了自主申設、并購‘兩條腿’走路的策略。”工行并購團隊負責人王振宇對《經濟日報》記者表示，從1992年在新加坡設立代表處開始，工行國際化的步子正式邁開。在這23年中，工行共進行了16次海外并購且全部成功，加上自主申設部分，目前已在42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397家機構。此外，借參股南非標準銀行，工行已將其海外布局間接延伸至20個非洲國家，并與147個國家和地區的1827家境外銀行建立了代理行關系，形成橫跨全球6大洲的全球服務網絡。

　　海外機構的拓展之路絕非坦途，尤其是在歐美發達金融市場，不論設立分行還是并購，部分國家的監管機構對中資銀行實行區別化政策。然而，隨著本世紀初我國銀行業改革深化，中資銀行資本實力、估值大幅上升，又恰逢國際金融危機時間窗口，國際化看到了新機遇。

　　工行2012年成功收購美國東亞銀行80%股權，正是抓住這一新機遇的破冰之舉，實現了中資銀行首次在美國控股收購商業銀行。“工行是進行海外并購最多的中資銀行?，F在已能看出，并購給工行國際化帶來了非常大的影響。”姜建清說。截至2014年末，工行并購形成的海外子公司資產超過1600億美元，占海外機構總資產的70%；稅前利潤20.3億美元，占境外機構總利潤的67%。

　　“兩個拳頭”打拼海外市場

　　機構設點之后，路怎么鋪？車朝著哪個方向跑？總行最終討論的方案是“兩個拳頭都要硬”：既要高度重視中資企業在海外的業務，為其提供配套金融服務，又要主動介入當地主流市場，提升核心市場滲透率，打響工行的海外品牌。

　　“銀行國際化的要義是成為當地重要或主流銀行，僅設立海外分支機構，并不代表國際化，要在海外的主要金融業務中有你的主流市場，有你的市場地位才行。”姜建清說，工行的目標是建設“世界一流銀行”，在任何市場，要做到一流，首先得進入“主流”。

　　然而，在美國金融市場這樣的兵家必爭之地，要進入“主流”，言之易，踐則難。

　　2009年農歷正月初一，在曼哈頓第五大道725號特朗普大廈20層的辦公室，工行紐約分行員工剛上班就被一則重磅消息吸引：輝瑞制藥擬收購惠氏制藥，總交易額680億美元，美國銀行（BOA）、高盛等聯合牽頭組建銀團。

　　拿下這個“頭盤”，成為工行紐約分行一致的決定。工行紐約分行員工回憶，在商談的過程中，牽頭行美國銀行起初仍對中資銀行的參貸能力半信半疑，但參貸3.25億美元成功后，美國銀行、花旗、大通等諸多金融機構主動提出與紐約分行合作，為美國的大公司客戶提供金融服務；2010年，輝瑞制藥主動約見工行，希望其繼續參加輝瑞1年期循環貸款銀團。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為中資銀行進軍海外市場提供了很好的時間窗口。不少歐美銀行由于依靠外部拆借，危機時期資金緊張，而工行資金實力雄厚，本地存款基礎較強。“由此可見，為了穩定運營，國際化必須形成一定規模的當地客戶基礎、存款基礎、信貸業務基礎，形成有競爭力的特色業務。”這一思路現已成為工行共識。

　　從單兵突破到多維聯動

　　相對于業務上的“開疆擴土”，工行更愿意將“一帶一路”當作修煉內功、創新服務的助推器。

　　“一帶一路”對中資銀行的機遇毋庸贅言：作為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板塊，基礎設施建設將帶來大量金融服務機會，其中不乏歐亞、中亞、泛亞高鐵等重大項目；雙邊貿易的增長，也為跨境金融提供了新活力；此外，“一帶一路”規劃涉及60多個國家，為銀行拓展境外網絡布局提供了新契機。

　　“今后，工行將爭取把境外機構覆蓋國家和地區從目前的42個增加到50個左右，新增機構將重點布局在‘一帶一路’的空白區域，加快在重點區域延伸二、三級網絡，形成強大的聯動服務基礎。”工行行長易會滿說。

　　機遇中蘊含的變化、趨勢甚至挑戰，同樣引起了工行的高度關注。

　　“首先，新時期‘走出去’的項目金額大、周期長，企業只有長期投資經營，才能提升項目的商業可行性，獲取合理經濟回報。”工行專項融資部研究發展團隊負責人王振對《經濟日報》記者表示，這對銀行傳統的以出口信貸和國際貿易融資為主的支持模式提出了挑戰。此外，“一帶一路”沿線涉及國家眾多，各國的資源稟賦、行業特征、市場環境、監管規則均存在差異，如何有針對性地提供金融服務，也是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

　　為此，工行在總行層面專門成立了“一帶一路”工作領導小組，組建了全行專業團隊。“目前，已形成了橫向、縱向、網狀3層專業團隊。”專項融資部電力金融團隊負責人李東凱說，從橫向上看，已建立了行業專家團隊，分別研究交通、電力、電信設備出口、裝備金融等行業的融資特點；從縱向上看，建立國別、地區開發團隊，總行與沿線涉及國家的境外分行一起組成地區團隊，實行“一行一策”，差別化管理，專做地區開發；從網狀上看，建立結構化融資團隊，專門研究設計適應“走出去”新形勢的各種金融產品。

　　截至今年3月末，工行“走出去”儲備項目已達284個，總投資額3350億美元。其中，“一帶一路”儲備項目131個，總投資額1588億美元。（摘自《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