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商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 張紅力

本文將討論三個問題：首先，為什么在新時期下維護核心價值觀安全要以金融為抓手？其次，金融對于鞏固價值觀的觀念基礎、強化價值觀的文化傳承能發揮什么作用？最后，如何運用金融力促價值觀安全？圍繞上述問題，本文將沿著如下邏輯展開探討：核心價值觀安全的重要性→從價值取向看金融與核心價值觀的關系→金融維護核心價值觀安全的優勢→金融維護核心價值觀安全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金融力促核心價值觀安全的具體戰略。　

一、堅守核心價值觀需要發揮金融的安全效應

在國家安全系統中，核心價值觀的安全涉及意識形態層面，關注文化傳承與社會“最大公約數”，是國家安全的靈魂支柱（張紅力，2015a）。在新時期下，重視金融手段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時代要求，維護價值觀安全必須發揮好金融作用。隨著世界地緣政治、社會發展、經濟演化、業態成長對金融提出更高要求，“金融+”作為力促國家安全的一種新型金融生態正在逐步形成。

（一）核心價值觀是國家安全的靈魂，是民族傳承的精髓

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是對該國社會發揮根本性指導作用，影響人們行為取向的、最根本的價值目標。一般而言，核心價值觀既包括了維系國家民族靈魂的意識形態，也涵蓋了積淀著歷史上全部智慧和文明成果的優秀傳統文化，以及全國民眾共同認同的價值觀“最大公約數”。習近平主席指出，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 （中共中央宣傳部，2014）。意識形態統率著全體社會成員行為的一致性，關系國家政治穩定、社會安定。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表面上確乎很“軟”，但卻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偉力，正逐步成長為國家政策和發展戰略的重要環節（Nye，2004）。基于意識形態與文化形成的價值觀，有利于整合多樣化社會思想意識，激發民眾團結奮斗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凝聚全社會民眾的力量，最大化國家利益，保障國家安全。

對中國而言，核心價值觀關乎國家命運，關乎人民幸福安康。從意識形態看，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與中國國情結合，領導人民結束了百年屈辱，逐步走向偉大復興。歷史證明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人民歷盡滄桑與磨難的正確抉擇。從文化看，中華文明是世界唯一沒有中斷、連續發展至今的文明，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強大傳承力、凝聚力即使在西方也獲得廣泛認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更是為中華民族的“唯一持久”而贊嘆。從“最大公約數”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公有制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依法治國、普惠包容、共同富裕是全國人民的一致追求。

對于中華民族，維護核心價值觀安全是實現偉大崛起的最基本前提。基于上述三方面形成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國家、社會、個人不同層面凝練出我們判斷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仁義禮智信”的價值準則。“以人為本”、“以和為貴”集中展現了我們長久形成對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對外包容共享、合作共贏的核心價值追求。許多西方學者所認可的秩序良好社會“三要素”——國家、法治、問責都存在于中國歷史的基因中，是我們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安全受到威脅，甚至被顛覆，中華民族的傳承將面臨中斷的風險，甚至可能導致中華文明歷史的終結。

（二）金融的價值取向應與核心價值觀保持高度一致

從本源來看，金融的誕生是應實體經濟之需，在實體經濟的借貸行為和買賣交易過程中提供中介服務，為實體經濟配置資源（程實，2014）。但隨著金融的深化發展，參與主體在追求利益的同時也對金融產生反饋效應，使金融形成極富個性的價值取向，并呈現層級、階段、程度的不同。例如，在參與主體單純追求利潤、財富最大化目標影響下，金融就會逐步脫離本源意義，轉向過度運用衍生工具、富有博弈色彩甚至賭場性質的“超級衍生模式”。就連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都認為，這種價值取向的扭曲違背了金融的本原，并多次導致了金融危機和金融動蕩。

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各國政府、監管機構及社會民眾都對金融的價值取向以及金融如何發揮更廣泛的作用給予了高度關注。各國金融界也努力平衡經濟價值、股東價值和社會價值三重目標，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在中國，以工商銀行為代表的眾多金融機構長期致力于推動經濟轉型，助力民生改善，熱心慈善公益，傾力回報社會。由此可見，回歸本源、與實體經濟共同發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對金融價值取向的一致要求。只有堅持正確的義利觀，金融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追根溯源，金融一向是有價值取向的，是推動某種價值觀的工具之一，其最本質的內容是國家利益。新時期下，金融決策不應僅僅是技術性、專業性的，也不應只以是否盈利賺錢來評判，而要反映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從安全角度看，金融不僅應關注自身的安全，還要發揮金融的安全效應，與核心價值觀保持高度一致。

（三）金融維護價值觀安全具有獨特的能動優勢

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背景下，地緣政治演變對金融力促國家安全發出切實的呼喚。從國家社會發展看，以金融為核心，引領社會、經濟、政治、外交、文化全面發展，提升綜合實力也是新時期的客觀要求。從宏觀經濟演化看，金融與實體經濟以創新方式深度融合的現實日漸凸顯。從金融業態成長看，信息化、綜合化、國際化的行業未來更是要求金融創新突破。“金融+”作為一種新的金融生態，正是順應國際地緣政治、國家社會、宏觀經濟以及業態成長對金融的呼喚。

金融是經濟的血液，更是時代的靈魂（時吳華，2015）。在新的形勢下，金融所特有的資源配置與風險管理功能，使其不僅僅是被動地從屬于國家核心價值，而且在維護核心價值觀安全、實現利益最大化方面具有明顯的能動優勢。尤其是在當前，中國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時期，面臨復雜多變的安全和發展環境，發揮金融的安全效應，將金融資本與人力資本、文化資本相結合，以金融維護意識形態和文化安全，以金融促進文明交融，造福民族、國家乃至全人類，是一項關鍵命題。

鄧小平曾指出：“中國不把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于人，也絕不允許別人把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于中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1995）。中國歷史上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訓。但進入新世紀以來，部分西方國家倚仗金融資本，對新興與發展中國家強勢開展意識形態侵蝕與文化滲透，試圖顛覆其核心價值觀。與此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在崛起的過程中，也面臨著世界其他國家文化認同、文明認同的考驗。將金融與文化相結合，運用金融手段抵御“文化霸權”、提升文化軟實力、弘揚優秀民族文化，通過金融渠道推動文化交流、促進文明交融，是新興市場國家最大化核心利益的重要途徑。

二、鞏固價值觀的觀念基礎必須重視金融戰場

核心價值觀并非憑空產生，意識形態是價值觀的知識與觀念基礎。習近平指出，“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世界上并不缺乏意識形態失守、最終導致亡黨亡國的案例，如蘇聯；同時，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部分西方國家結合金融手段在中東歐一些國家策動“顏色革命”。這些缺乏法治、政府治理能力明顯不足的國家，被強行推行所謂“西式民主”，最終導致價值觀混亂、政權倒臺。

（一）意識形態較量從高政治領域向低政治領域深化

對于一國而言，意識形態是制度體制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具有強烈價值傾向的信仰體系，能夠成為凝聚社會資源、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動力。一旦意識形態崩潰，可能會帶來比經濟方面的崩潰更為嚴重的后果，甚至導致亡黨亡國的危險。在20世紀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尖銳斗爭。冷戰結束后，意識形態斗爭不僅沒有結束，反而變得更加復雜、激烈，從顯性對抗逐漸向隱性滲透轉變，從高政治領域向低政治領域深化。

21世紀初，原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相繼發生的所謂“花朵革命”，就是在部分西方發達國家支持下策動的一種價值觀滲透行動。最終的結果卻是，人民不僅未能迎來真正的民主，反而陷入社會動蕩與混亂，個別國家甚至再次陷入獨裁者手中。近些年，突尼斯、埃及等地也出現類似的事件。種種手段花樣繁多、渠道多元、技術含量高，難以被察覺，難以被防范，值得警惕。

（二）金融成為西方國家干涉別國政權的一項重要手段

雖然西方對民主并未形成統一認識，其民主的推行亦經歷了由富人到大眾，再到婦女、黑人的漫長過程（Katzenstein，1996），但在面對中東歐國家時，部分西方國家卻站在所謂的“普世民主”高度，結合各種金融手段開展價值觀滲透，干涉別國政權。

一方面，結合金融手段營造“內憂外患”。歷史經驗表明，對目標國資本家和財團進行金融威脅與資金控制，是開展價值觀滲透的常用手段，使用長臂司法管轄等政策進行經濟金融制裁更是個別霸權國家的重要手段，利用經濟金融霸主地位進行市場打擊則是西方國家的撒手锏。

另一方面，憑借金融控制力脅迫“軍政反水”，加速目標國家政權倒臺。西方國家利用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霸主地位和領先科技優勢形成較強的控制力，憑借廣泛的信息優先和主導權、專門的金融信息情報系統、專業金融監控項目以及專業交易阻斷人員，壟斷金融信息資源，詳細掌握他國關鍵人員的情報，用以脅迫目標國家“槍桿子”變心。在2010年“阿拉伯之春”和烏克蘭“二次革命”的關鍵時刻，西方國家正是通過“凍結官員海外資產”等手段，準確擊中槍桿子（軍隊）和刀把子（警察、情報）等專政部門要害，促使國家專政機器“倒戈”，加速政權“倒臺”，不費一兵一卒，兵不血刃顛覆政權。

（三）金融是新時期中國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新戰場

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實力不斷壯大，引起部分西方國家的憂慮。個別國家更將中國視作其霸權力量的最大挑戰者，企圖結合金融手段在中國開展價值觀滲透，使新時期中國的意識形態安全面臨挑戰。

一是作為“幕后金主”資助國內個別非政府組織（NGO），以潛移默化的“和平手段”滲透。在個別NGO參與民間活動過程中，試圖策動民粹主義抬頭，動搖國內民眾的思想觀念和價值信仰。

二是以“利益手段”拉攏扶持各種違法勢力。企圖借用個別宗教的力量培植戰略內應，誘導不明真相的學生、群眾制造群體性事件。

三是以“網絡手段”鼓吹各種極端價值觀念，影響人們的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在輿論上惡化國有經濟、國有金融機構與普通民眾的關系，開展新媒體意識形態入侵（Reveron，2012），與我主流媒體爭奪虛擬空間話語權，沖擊我思想文化陣地。

在此背景下，金融正在成為新時期中國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新戰場。充分發揮金融的安全效應，對于鞏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觀念基礎、防范外部意識形態滲透至關重要。從中國現階段的發展看，以金融為核心，引領社會、經濟、政治、外交、文化全面發展，有利于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增強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綜合實力。金融與實體經濟以創新方式深度融合，為以公有制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創造了更加靈活的實現手段。金融對資源的高效配置、利益的合理協調，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目標的最終實現。

三、強化價值觀的文化傳承亟待金融的有力支持

毛澤東曾指出：“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6）。如果一個民族、國家的優秀傳統文化遭遇威脅甚至侵略，必然會帶來深刻的民族危機和國家危機。作為五千年來唯一一個持續傳承至今的人類文明，中華文化包容并蓄、歷久彌新。高效運用金融支持手段，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持續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有益成分，有利于進一步強化我們價值觀的文化傳承力。

（一）世界“文化霸權”威脅中國價值觀的文化傳承

世界多元文化交流與融合的歷史，并非始終以平和、融洽方式進行，其中不乏暴力式的文化清洗。二戰后，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乃至交鋒更加頻繁，發達國家“文化霸權”特征逐步顯露。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傳統文化、民族文化，面臨著被侵蝕、被滲透的風險。

新時期下，世界“文化霸權”主要從三方面對中國價值觀的文化傳承形成威脅：

一是壟斷世界話語體系。在英語成為全球主流通用語言的背后，是西方對世界話語體系的壟斷。長期處于這樣的話語體系之下，不僅中華民族語言的純潔性面臨威脅，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更多觸及民族本源的因素將面臨被同化、被顛覆的風險。

二是鼓吹“中國威脅論”。西方國家大肆宣揚所謂的“文明沖突論”與“中國威脅論”，企圖通過國際輿論的外部壓力沖擊中國價值觀的文化傳承。“文明沖突論”的提出者亨廷頓認為，作為儒教文明發源地的中國，未來將是西方文明面臨最大威脅之一（Huntington，1996）。

三是開展多維度信息滲透。利用對國際重大事件敘述和診釋的話語權，以主觀臆斷、夸大事實、混淆視聽的方式吸引中國讀者聽眾，為西方利益服務。憑借互聯網技術和信息優勢，企圖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營造社會責任意識淡化的文化環境，動搖其價值觀、世界觀。

（二）金融資本引發文化軟實力競爭“馬太效應”

發達國家“文化霸權”不同于文化交流，重在利用金融資本對新興與發展中國家強勢開展文化輸出與價值觀滲透。在“文化霸權”格局下，文化資源逐步向經濟實力更強、市場更發達的地方流動，導致文化傳播上的“馬太效應”，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文化軟實力被不斷削弱（羅寧，2014）。

金融資本支持文化輸出的典型例子是好萊塢。在華爾街的大力支持下，好萊塢吸引了全世界電影精英人才，同時也融入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運行軌道，為美國在全球進行文化擴張與滲透提供平臺。此外，日本構建了以財政資金、民間基金、銀行低息貸款等為核心的多元化投融資體系，支持動漫產業發展；韓國通過文藝振興基金等專項基金及大型企業金融財團，利用資本市場為電視劇產業發展融資，向海外輸出韓國文化。

（三）增強中國價值觀的文化自信亟須金融支持

近年來，在中國政府政策以及多元化金融支持下，中華文化的全球影響力不斷提升。諸如“風水”等代表性詞匯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經典古訓，曾多次被發達國家官方所使用。且不論其應用是否得當，卻是從側面證明中華文化正在獲得愈來愈多的認同。未來更好、更有效地運用金融手段，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宣傳我們的文化，讓世界人民正確認識、更多認同中華文化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目前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金融業對文化產業的支持力度仍有待加強。中國文化產業可抵押資產相對有限，傳統融資渠道難以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文化產業發展規模偏小，競爭力不足問題凸顯。加之中國文化市場尚缺乏成熟、有效的規范，無序競爭現象頻發，國際營銷網絡不健全，文化“走出去”策略缺乏實效。此外，還存在一些為追求票房、實現商業利益對個別低級趣味的商業微電影投資過度現象。為防范文化霸權對中華文化的侵蝕，為避免國內民眾價值取向受不良文化的影響、被顛覆，應充分運用好金融工具、富有針對性地進行金融創新，豐富文化產業融資渠道，打造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的“硬功夫”，增強文化自信、自覺、自強，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有益成果，保障價值觀的文化傳承。

四、金融力促價值觀安全的戰略設想及建議

政治關系是易變的，經濟利益是長遠的，文化信仰是永恒的。拋開錯綜復雜的政治關系，以金融手段夯實價值觀安全的內部基礎，鞏固價值觀安全的防御實力，打造“走出去”的命運共同體，以金融方式促進文化交流與文明交融，是新時期中國最大化國家利益、力促價值觀安全的關鍵戰略。

（一）從總體安全觀的高度確立金融力促價值觀安全的戰略思想

核心價值觀安全是國家安全系統的“靈魂支柱”，對國家安全系統的其他構成要素具有重要的價值指引作用。金融是新時期國家安全的重要抓手，在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過程中，需要做好金融力促價值觀安全的頂層設計，充分發揮好金融的資源配置、資金輸出、創新引領、信息集成、制裁反制等功能。

首要任務是迅速提高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樹立全局一盤棋的思想，以積極防御的思想精髓應對意識形態滲透帶來的挑戰。一是要深刻認識到被動防御的危險性。部分西方國家在中國試圖開展意識形態滲透是其實施“和平演變”的又一種新手法。要從國家利益與政治安全的高度，敏銳鑒別價值觀滲透的危害，在鞏固防御的同時主動出擊。二是應對意識形態滲透不能一盤散沙，要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領導下，以集中統一、科學謀劃、統分結合、協調行動、精干高效為原則，統籌金融、經濟、立法、外交、情報、宣傳、網絡管理等部門，綜合有效應對價值觀滲透的挑戰。

與此同時，應緊密結合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論體系與政治高度，充分認識文化安全對于“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的保障作用。首先，文化安全意味著文化建設、文化發展、文化生活能夠不斷延續中華民族文化血脈，能夠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能夠不斷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是文化安全的最關鍵與最根本的意義所在，容不得絲毫的侵蝕，更不能顛覆。其次，要樹立富有時代意義與創新價值的文化安全觀，提倡積極文明傳承，增強文化自信。第三，要提高對文化安全的資源意識，通過金融工具統籌配置文化資源，發揮好金融的安全效應，積極主動應對西方文化霸權對文化資源的侵占、對中華文化的侵蝕與滲透。

（二）以金融治理思維夯實價值觀安全的內部基礎

金融活動的同時是引領社會資源的分配過程，充分運用金融方式服務國家戰略是金融治理思維的重要體現。維護價值觀安全，需要持續鞏固核心價值觀的內部認同，夯實價值觀安全的內部基礎。應通過金融方式實現核心價值觀的內部共鳴，鞏固價值觀“最大公約數”的利益基礎，以市場化規則引導民眾共同努力，以共同富裕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崛起。

一是以金融協調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實現核心價值觀的內部共鳴。運用金融方式促進國家、民族和個人組成一個命運共同體，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個人的具體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豐富多元的金融方式將可以引導13億鮮活生動的個人價值追求百川匯海，用13億人的智慧和力量匯集起不可戰勝的磅礴力量。

二是以金融協調不同個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鞏固價值觀“最大公約數”的利益基礎。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猶如在大海中航行的一艘超級巨輪，每一個人都是這艘巨輪上的船員。中國巨輪航行中的安全與穩定需要每一分力量。金融可以協調個體與個體之間可能存在的利益沖突，團結13億人的力量。例如，一個健康運行的資本市場既可以為企業經營發展提供便捷的融資渠道，也可以讓留有余錢的居民享受企業發展的紅利，最終實現國民財富的持續增長。

三是以金融促進機會公平，以市場化規則引導民眾共同努力。一個成熟的金融體系，可以為居民提供一個相對公平的游戲規則，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下，居民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個人的價值追求。改革開放30多年來，以商業銀行為核心的中國金融體系在促進機會公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小微企業貸款、供應鏈金融為居民創業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是以金融促進結果公平，以共同富裕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崛起。近年來，銀行、證券、保險等各種類型金融機構通過大大小小的金融創新產品，有力地促進了財富覆蓋范圍的持續擴大，為改變社會不公平現象提供了有效途徑。未來應進一步用好金融手段保障國有資產安全，保障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陽光大道。

（三）以金融底線思維鞏固價值觀安全的防御實力

維護價值觀安全的戰略指導需明確體現底線思維，尤其是近年來意識形態較量從高政治領域向低政治領域深化的背景下，應將“積極防御”、“蹄疾步穩”的戰略思想，富有針對性地貫徹到意識形態與文化安全戰略中去，通過金融手段加強防范意識形態滲透，防御文化霸權侵蝕，堅守國家利益的底線，鞏固價值觀安全的防御實力。

一方面，以“積極防御”的戰略思想應對意識形態滲透的風險。形勢在發展，時代在進步，蘇聯遭遇的“和平演變”以及中東歐國家爆發的顏色革命，可能會以一種新的形態出現在我們面前，一味回避可能使意識形態領域面臨較大威脅。積極防御意味著以隨世而制的底線和危機思維應對意識形態滲透的風險。需要加強金融對外防御的頂層設計，大力建設現代化金融體系，為中國進一步崛起和成為金融強國打下堅實的戰略基礎，增強中國應對復雜國際形勢與經濟金融博弈、防范意識形態滲透的能力。針對在中東歐國家曾發揮重要推手作用的NGO，應加強甄別，頂放結合。既要支持合法NGO在允許范圍開展活動，更要防范非法NGO擾亂社會，發揮好金融維護國家安全、力促價值觀安全的積極效應。

另一方面，以“蹄疾步穩”的戰略思想打造中華文化軟實力的“硬功夫”。一是有效發揮金融調節資源配置、服務經濟社會的功能，以充足的資金支持夯實文化產業的“硬基礎”。二是綜合運用投資、貸款、債券、租賃、證券等金融方式擴寬文化產業融資經脈，培育文化產業的“強功力”。三是以靈活的金融創新打造文化產業的“妙招式”。與西方“文化霸權”過招，除了依靠持續自身堅實的基礎和不斷提升的功力之外，應對文化侵蝕的方式方法同樣重要。此外，還應以差別化金融措施抵制低俗文化，傳播“正能量”。以嚴格有效的金融措施切斷利益鏈條，力爭將低俗文化涌動背后的利益動機消滅在萌芽狀態。

（四）以金融強國思維構建“走出去”的命運共同體

亨廷頓以“文明沖突”為中國走向世界設下了似乎不可邁越的“門檻”，但他卻忽視了五千年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早已形成了包容、兼善的特點。儒教的確起源于中國，但佛教、伊斯蘭教同樣在中國得到了良好發展。中國核心價值觀與世界人民的價值追求并不沖突，應以強國思維發揮金融優勢，一方面努力占據綜合國力競爭的制高點，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獨特的中國風度、中國氣派、中國精神、中國特色，為中華文明融入世界打足底氣；另一方面加強對外交流合作，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有益成果，以金融外交培養政治影響力與主導力，以金融價值鏈構建“走出去”的命運共同體，為中華文明贏得世界認可創造有利條件。

從目前來看，充分發揮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戰略推動作用，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建設“走出去”的命運共同體，實現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合作共贏，是中國獲得戰略主動重大契機（張紅力，2015b）。金融服務“一帶一路”的同時，要積極發揮其經驗引領作用，有效利用中國金融機構在適應各國政治、文化和法律框架并有效開展務實經濟合作方面積累的大量經驗，在深入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充分掌握信息、合理把握尺度；積極發揮專業引領作用，通過金融機構“以點代面”式的業務引領，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在具體實施路徑上有序推進；積極發揮模式引領作用，向沿線國家廣泛傳播消化西方智慧、結合自身實際創新發展的中國經驗；積極發揮戰略引領作用，成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急先鋒和中華民族“圓夢”的主心骨。同時，在建設“一帶一路”過程中集中金融力量建設“走出去”的命運共同體，將“創新思維、創業心態”貫徹到底，用金融機構的商業化運作將“一帶一路”國策貫徹到行動、落實到細節，充分展現中華民族優良文化的特點，促進中華文化精髓走向世界。

需要強調的是，應通過金融手段實現利益共享和金融反制相結合，促進合作國家實體經濟與中國資本市場的深度結合，在共贏模式下切實提升中國在周邊、區域乃至世界的金融控制力與政治影響力。尤其是對部分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的國家和地區，一方面要加強金融合作，通過“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共同開放、謀求共贏，在發展中促進文化交流，贏得文化認同；另一方面也要運用好金融反制措施，在對合作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反水做好預警與防范的同時，以金融反制與利益引導相結合，倡導鼓勵合作國家堅持自身的價值觀和利益觀，不受別有用心的媒體輿論誤導，保障對外合作的穩定性，維護國家利益不受侵蝕。

五、小 結

核心價值觀是國家安全的靈魂，是民族傳承的精髓。金融一向是有價值取向的，是推動某種價值觀的工具之一，其最本質的內容是國家利益。順應國際地緣政治、國家社會、宏觀經濟以及業態成長對新金融生態的呼喚，新時期下金融不僅應關注自身安全，還要充分發揮“金融+”的安全效應，與核心價值觀保持高度一致。鞏固意識形態基礎，增強文化軟實力，力促價值觀安全，造福民族、國家乃至全人類，金融責無旁貸。

政治關系是易變的，經濟利益是長遠的，文化信仰是永恒的。以金融方式凸顯價值觀的包容特征，促進文化交流與文明交融，是新時期中國最大化國家利益的關鍵戰略。應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高度，做好金融力促價值觀安全的頂層設計，夯實價值觀安全的內部基礎，鞏固價值觀安全的防御實力，構建“走出去”的命運共同體。

（原文載于《金融論壇》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