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三五”規劃制定之年，未來五年中國GDP增長目標究竟為何成為各方關注甚至激辯的焦點。日前，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徐林預測，如果今年經濟能夠實現7%的增長，要想實現在2020年經濟增長翻番的目標，則“十三五”時期GDP增長底線為6.5%。而該數字一出立刻引發各方討論，究竟在參悟“舍得”之道后，經濟增速“從急到緩”的中國究竟適合什么樣的GDP數字？

　　穩增長派：GDP增長6.5%存風險

　　對于“十三五”中國GDP增速，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認為，首先要研究中國的潛在增長率。總體來看，我國GDP潛在增長率約在7%左右，甚至有望達到7.5%。

　　“在討論GDP增長時要關注多個要素，首先是人力資本，接下來中國勞動力的總量可能減少，但是人力資本卻在提高，因為教育水平有了顯著提高，”樊綱進一步解釋，“另外知識和科技越來越受到重視，知識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特殊源泉。如果說過去30年，創新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經過多年的學習、轉化、消化、吸收，逐步走到創新的前沿。”

　　與樊綱觀點相似，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具有7%以上的增長潛力，而且應該力爭把這個潛力挖掘出來，在“十三五”規劃完成的時候，中國應達到1.26萬美元的人均GDP水平。

　　林毅夫同時表示，“我們的增長如果降到6.5%以下的話，很可能企業的狀況會更差，失業的問題會增加，局部金融風險爆發的可能性會更大。以前，我們國內的增長速度是維持9.8%，比其他國家高出兩三個百分點的時候，國際上老在講中國崩潰，國際上老在唱空中國，國際上老說中國的頂層機制有問題。如果說我們的增長速度比印度慢了兩三個百分點，再加上我們不斷有結構性的金融風險等各種風險，我想國際上唱空我們的聲音會更多。這樣的話，對于我們的外部環境，對于我們的地緣政策不會有利”。

　　調結構派：GDP增長5%-6%并不可怕

　　在討論GDP目標時，還有不少人傾向“先調經濟結構，再說增長目標”。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未來我國面臨的問題恐怕不是保增長，而是調結構。其實，5%-6%的GDP增長率并不可怕，關鍵在于把結構調順，才能維持長期經濟增長。

　　王小魯分析，現在結構調不順，一個突出問題是政府行為出現了偏差，政府過度熱衷于投資，政府投資已占固定資產總投資的1/3，而且還在不斷擴大。很多政府投資項目實際上綁架了市場資源，擠壓了企業正常的運轉，同時也改變了收入分配結構。因此我認為，下一個五年計劃，恐怕要調整的關鍵是經濟結構，而要改變經濟結構，最主要的是通過推動改革，改變政府行為。就是說政府把工作重點從投資上轉到提高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水平上，同時減少各種各樣的市場干預，讓市場發揮作用，讓收入分配回歸到一個合理的狀態。

　　高盛投資管理部中國副主席哈繼銘指出，截至去年中國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企業和家庭，整個社會的債務率占到GDP的243%，在2008年153%的基礎上已經增長了90個百分點，在大幅度增加杠桿的過程中保持了比較快的經濟增長。但是與此同時，投資效率明顯下降。消費和出口短期內不可能大幅提振，所以經濟增長有可能會降低到5%-6%。這個速度聽上去比較低，但是它的好處會使得我們的債務率在2017年達到最高點，占GDP的256%左右。

　　放手派：設定GDP增速并無太大必要

　　不過，也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提前設定GDP增速并無太大必要。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直指，“我們討論每年GDP的增長速度是多少這是很可笑的，比如去年，GDP增長速度跟外界預期的差不多，這是證明政府控制了GDP增長速度呢？還是說明我們猜對了？要知道經濟是一個有機體，就像一個孩子一樣，一個孩子每年長多少誰也不知道，所以，我們政府控制經濟增長速度是很可笑的事情”。

　　其實經濟增長主要就是靠經濟主體，是企業努力的結果，“所以繼續設定五年計劃到底有多大意義？既然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決定，市場機制對配置資源起到決定性作用，那提前對GDP增速進行設定就沒有太大必要”。

　　哈繼銘也認為，孤立地談GDP增長達到百分之多少沒有太大意義，“因為不能簡單地關注經濟增長多少，而要探討增長的背后，是不是會帶來一些債務風險等”。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則分析，中國在制定“十三五”規劃時，可以考慮弱化設定GDP增長目標，因為如果達不到制定的目標，就要拼命踮著腳向上夠，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會使成本提高、效率降低，風險增大。所以如果未來五年的規劃中能弱化經濟增長目標，同時。強化深化改革目標和完善體制的目標，強調收入分配的目標以及就業目標等，對于長期的經濟發展將起到更好效果。記者 肖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