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客家文化研究院院長、洛陽師范學院社會學者安鋒。 本報記者 王雪娜 攝

二里頭遺址俯視圖。周鼎凱 攝

□本報記者 陳學樺 王雪娜

一處二里頭，浮現華夏文明最初的晨光；

一條定鼎路，連接古今城市的血脈與方向；

一乘天子駕六，定格周室威儀森然的禮制輝煌。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司馬遷在《史記》中這樣寫道。多年后的今天，當大家走出洛陽龍門高鐵站，迎面看到的是“冰心玉壺待君來”的現代設計，仿佛聽見“玉笛春風別洛城”的千古絕唱。這座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城市，正以古老而嶄新的姿態，向世人展示著“五都薈洛”的獨特魅力。

為何夏商周三代皆鐘情于河洛？近日，本報記者專訪洛陽客家文化研究院院長、洛陽師范學院社會學者安鋒，帶領讀者穿越時空，探尋河洛文明的曙光。

天下之中文明搖籃的考古印證

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寫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這短短11個字，卻承載了中國早期文明的核心秘密。

安鋒解釋，“三代，指的是夏、商、周三個朝代。而‘河洛之間’，指的是黃河與洛水交匯的洛陽盆地。”

“夏商周三代，歷時近2000年，它們為何都不約而同選擇在洛陽盆地建都？”安鋒設問后，給出了答案：“因為這里是天下之中，是華夏文明的地理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考古發現為歷史記載提供了堅實支撐。

1959年，考古學家徐旭生在偃師二里頭的發現，打破了這片土地的沉寂。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向世人展示了夏王朝的輝煌。

“二里頭遺址有太多的‘中國之最’。”安鋒如數家珍，“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銅禮器群、最早的鑄銅作坊、最早的城市道路網……從萬邦林立的‘滿天星斗’到統一王國時代的‘月明星稀’，二里頭就是那最皎潔的‘月亮’。”

夏朝之后，商湯滅夏，建都于亳。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滅商，建立周朝。為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周武王命弟弟周公旦營建“成周洛邑”，正是周朝都城洛陽。

“河洛地區是夏、商、周三代的核心統治區，是‘中國’概念最初的誕生地。何尊銘文中的‘宅茲中國’，是‘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安鋒說，周武王和周公均稱河洛地區為“天下之中”，“中國”一詞長期特指洛陽地區，后來才成為國家的名稱。

中國人尊崇“中”的哲學觀。河洛土語喜歡說“中”，文化上強調“中和”“中庸”“中正”，還有諸如“中州”“中原”“土中”等，正是長期的中心地位塑造了河洛文化追求秩序、穩定、統一、和諧的深層精神結構。

在安鋒看來，從“華夏第一王都”——二里頭遺址，到“宅茲中國”的何尊銘文，河洛一直是天下之中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這種“建中立極”的中央地位，使其文化天然具有一種統攝四方、包容萬有的氣度與使命感。

百家爭鳴禮樂文明的千年回響

夏商周三代所孕育的禮樂文明，如同播種在河洛沃土中的基因，深刻塑造了此后三千年中華文化的性格與走向。

這片被稱為“天下之中”的土地，不僅見證了最早的“中國”誕生，更塑造了此后三千年中國人的精神基因。

“周公在洛邑‘制禮作樂’，以‘德’為內核，以‘序’為框架，為華夏文明構建了最初的精神家園。”安鋒說，這套體系，雖歷經春秋戰國的動蕩，非但沒有湮滅，反而在思想的碰撞中被重構與升華，催生了“百家爭鳴”的曠世奇觀。

歷史總是充滿辯證的魅力。東周時期，王城洛邑不僅是政治中心，更成為思想激蕩的舞臺。安鋒說，諸子百家的智慧光芒，許多在此點燃或交匯。其中，最富傳奇色彩的一幕，當屬儒家始祖孔子不遠千里入周，問禮于道家始祖老子。

據《史記》記載，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去子之驕氣與多欲，貪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這番告誡，如同一盞明燈，照亮了儒家“克己復禮”的修行之路。

“兩位偉大思想家在洛陽的相會，堪稱中國思想史上的最高峰會。”在安鋒看來，儒家的仁政擔當與道家的自然無為，看似相悖，實則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精神中“進退有據”“剛柔并濟”的內核。這場對話的余音，穿越時空，至今仍在歷史的長廊中回響，滋養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心靈。

三千年后的今天，當我們漫步在洛陽古城時，依然能感受到這份智慧的余溫。那些深藏在博物館里的青銅禮器，那些鐫刻在石碑上的經典箴言，那些流傳在街巷間的古老傳說，都在無聲訴說著這段思想啟蒙的輝煌歲月。

安鋒認為，理解“三代所居”，不僅是對過去的追溯，更是對文化自信的夯實。“當我們站在洛陽龍門高鐵站，欣賞‘玉笛春風別洛城’的詩意時，應該知道，這種詩意與歷史的交融，正是河洛文化生命力的一部分。從夏商周到今天，河洛文明的火炬從未熄滅，而是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

古今輝映神都洛陽的文化密碼

洛陽龍門高鐵站內，“冰心玉壺待君來”的意境，讓每一位抵達洛陽的旅客，從踏入這座城市的第一刻起，便感受到濃厚的歷史文化氣息。

穿過定鼎路，駐足天子駕六博物館，漫步在偃師二里頭遺址，依稀可見夏商周三代在河洛大地上留下的文明印記。

作為“河洛文化大家談”欄目的特邀專家，安鋒多年來致力于河洛文化研究。他認為，洛陽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文化地層學價值——“十三朝古都的積淀，使得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在這里疊加、融合，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中華文明編年史”。

“當你駕車行駛在定鼎路上時，你可曾想過，‘定鼎’二字源自何處？”安鋒的發問引人深思。他解釋，“定鼎”一詞可追溯至夏禹時代，“禹鑄九鼎，定鼎中原”，而洛陽正是這一傳奇的發生地。“定鼎”二字，也源自《左傳》中“成王定鼎于郟鄏”，標志著周王朝定都洛陽的歷史。

在洛陽博物館，一組保存完整的車馬器靜靜陳列，訴說著當年的乘輿制度。安鋒介紹：“周代規定：‘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洛陽天子駕六車馬坑的發現，以實物證據印證了周王城的所在地，也讓今天的人們能夠直觀感受周天子的威儀。”

“‘定鼎路’‘天子駕六’這些現代洛陽的地標和遺址，不是簡單的地理符號，而是活著的史書，記錄著中華文明早期發展的軌跡。”安鋒解釋，“當我們今天使用‘定鼎’‘孟津’這些地名時，實際上是在不自覺地傳承著三千年前的歷史文化信息。”

如今的洛陽，古都與新城交融，歷史與現代對話。站在邙山之巔俯瞰洛陽盆地，伊、洛、瀍、澗四河流淌，一如往昔滋養著這片文明厚土。數千年的歷史積淀，使這座城市如同一個活態的文明博物館，等待著人們去閱讀、去理解、去傳承。

“‘五都薈洛’的曠世盛景，不僅是洛陽的驕傲，更是整個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動情處，安鋒表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深入挖掘河洛文化的價值，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要用現代化的表達方式，讓沉睡在典籍和遺址中的歷史活起來，成為滋養當代人心靈的文化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