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要領，襄陽實握之。”襄陽在我國地理上綰轂豫鄂，西通陜洛，南控荊湘，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抗戰期間，湖北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它與中國抗日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密切相關，而襄陽又處于這一戰略要地的核心部位。

由于戰略地位的特殊性，全面抗戰爆發后，襄陽就一直處于敵我雙方拉鋸式的爭奪之中，從1937年12月到1945年8月，日軍飛機出動2380架次，對襄陽轟炸413次，投彈不可計數。日軍多次入侵“掃蕩”襄陽各地，襄陽軍民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達7年的艱苦抗戰，留下諸多可歌可泣的戰斗事跡。

長山忠魂蕩氣回腸

張自忠肖像

“85年前，張自忠將軍留下兩封臨陣遺言，從這里渡過襄河和日軍血戰，最終犧牲在對面的十里長山。”7月25日，面對新華網記者的采訪，襄陽史志研究中心專家梁發雙，站在雅口電站附近的漢江邊，感慨地說。

同一天，抗戰老兵、宜城市史志專家，今年92歲的王孔庚在張自忠將軍紀念館，接受央視一套采訪。“渡河前，他留下書信激勵59軍將領們：只要敵人來犯，兄即到河東與弟等共同去犧牲。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我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國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至亡于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枯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讀張自忠將軍寫給副總司令馮治安和部將的兩封臨陣遺言，王孔庚數度哽咽。王孔庚潛心研究張自忠將軍35年，“越研究我越覺得這個人了不起，是一位真正的大樹將軍。”

這兩封書信，在張自忠將軍犧牲后被留存下來。張自忠每次上戰場前都會留下書信，如果能活著回來就把書信燒掉。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時刻準備為國家為民族獻出生命。

通過兩位史學專家的講述，張自忠將軍——這位全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上殉國的最高級別將領，在長山英勇殺敵的形象再次浮現。

1940年5月4日，鄂北防線被突破，日軍占領了樊城。5月7日，在宜城茅草洲駐防的張自忠獲得日軍準備南撤集結進攻宜昌的情報后，決定親自渡到河東去督戰。

此時在襄河東岸作戰的只剩下張自忠的部隊。

5月15日凌晨，日軍集結更多兵力，在30多架飛機的轟炸下，向宜城方家集、南瓜店一帶阻擊他們的張自忠部隊發動了更為兇狠的進攻。張自忠和官兵們拼死作戰。經過數次激戰，日軍決定撤出戰斗，欲避開這群死戰不退的中國官兵，從另一個方向南下。

但5月16日凌晨，日軍截獲了重慶與第五戰區以及張自忠發給蔣介石的電報。日軍已經知道與他們激戰的中國將領是誰了，通過無線電偵查也知道了第33集團軍總部就在溝沿。通過之前的交戰，日軍意識到不消滅拼死阻擊他們的張自忠部隊，他們是無法渡過襄河到宜昌的，于是調集了更多兵力圍攻張自忠部所在的杏仁山一帶。

激戰從凌晨一直持續到當日中午。張自忠身上多處負傷，但還不忘派人送走蘇聯顧問，又下令總部非戰斗人員200多人撤退，并派出一個團掩護撤離，而他自己帶領所剩無幾的衛隊斷后。

在杏仁山與日軍激戰再次負傷后，張自忠被衛士強行拉下戰場向長山撤離。當日軍搜到長山主峰西南，接近身負重傷的張自忠時，張自忠突然站起大喊殺敵。張自忠威武的身姿、怒視的目光，使眼前的日本兵一下怔住了，但他身后的日本兵舉槍向張自忠前額射擊，眼前的日本兵也舉起刺刀全力刺向張自忠。

張自忠將軍就這樣壯烈犧牲在了十里長山。

當張自忠的遺體運抵小河街安華旅后，官兵們開始布置靈堂祭奠。這時老百姓才知道是張自忠將軍犧牲了，齊聚公路嚎啕大哭。直到載著將軍遺體的靈車消失在黑夜里，悲痛的百姓仍久久沒有離去。

張自忠犧牲后，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撰文寫道，“張上將殉國，不僅是為抗戰樹立楷模，同時也是為了發揚我們民族至大至剛的氣節和精神”，“其忠義之至、壯烈之氣，直可以為我國抗戰軍人之魂”。

三大會戰發生在襄陽

棗宜會戰張上將同難官兵公墓前雕塑

一江碧水穿城過，十里青山半入城，這是現代充滿詩意的山水襄陽。出了襄陽古城墻的小北門，眼前就是泱泱東流的漢江。隔江而望，對岸就是高樓鱗次櫛比的樊城。每天傍晚，市民拄杖背包，向襄陽城南群山最高峰扁山攀登，等待看第二天的日出。如果有人恰好帶了高倍望遠鏡，向北就能看見小北門外的漢江，他們會看到漢江兩岸的游泳愛好者，正沐著晨暉，躍入清清的江水。

感受著這幅歲月靜好的現代圖景，史學家們的內心總會不自覺地對比“兵家必爭之地”襄陽的過往，尤其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戰火紛飛的襄陽大地。

“襄陽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這在抗日戰爭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襄陽史志研究中心專家梁發雙介紹說，“抗戰期間，湖北正面戰場發生的5次大會戰，其中有3次發生在襄陽。”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隨后，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進駐樊城樊侯祠（次年5月遷老河口）。此時的襄陽已成為第五戰區指揮中心。日軍為了消除中國軍隊對武漢的威脅，向隨縣、棗陽地區發動進攻，企圖消滅中國第五戰區的主力。

隨棗會戰。1939年4月，日軍調集3個半師團兵力，朝襄陽發動奔襲戰，分進合擊，企圖運用兩翼包圍和中央突破的戰略，將中國軍隊主力消滅在桐柏山與大洪山之間的隨縣、棗陽一帶，隨棗會戰開始。以張自忠部第33集團軍為代表的中國軍隊頑強抵抗，使日軍合圍計劃失敗，日軍除占領隨縣縣城外均退回至原地區，大體恢復戰前態勢，會戰結束。

棗宜會戰。1940年，日軍制定了快速進攻宜昌威逼重慶國民政府投降的計劃，遂于5月發動了掃清西進南下道路的棗宜會戰。從5月1日至5月下旬，以棗陽為中心的作戰，雙方展開拉鋸式爭奪戰。5月16日，張自忠與日軍血戰以身殉國后，襄河防線岌岌可危。5月31日晚，日軍第3師團、第39師團強渡襄河，于6月1日攻占襄陽。6月5日，日軍第13師團及第6師團一部也渡過襄河，直取宜昌。6月24日，日軍攻占宜昌。

鄂北會戰（老河口保衛戰）。1945年3月至4月，為解除中國空軍對武漢側背的威脅，并控制老河口機場等戰略要地，日軍集結3萬余兵力，另有飛機100余架、坦克100余輛，向老河口方向進攻。4月8日，日軍大炮狂轟猛炸，守軍奮力拼搏，雙方均傷亡慘重。黃昏時分，守城部隊放棄老河口城，西渡漢水撤離，日軍進入老河口城。

“抗戰期間，日軍先后4次進攻襄陽，企圖消滅第五戰區主力部隊，以打開通往川陜的屏障，但始終未達到目的。”梁發雙說，在襄陽地區及豫南進行的多次會戰中，敵我在襄陽、宜城及老河口一線反復爭奪，但日軍始終未能突破鄂北及豫西防線進窺安康、漢中，威逼重慶。襄陽軍民的英勇抗戰成功地拱衛了西南戰略大后方，為實現中國抗日持久戰戰略總方針及獲得最后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鄂北手紡織訓練所化身“鄂北抗大”

——中共地下黨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踐

從襄陽城向西沿著303省道行駛30公里，就到達了谷城縣茨河鎮。茨河鎮下街一個較為隱蔽的地方有一個四合院布局的建筑（原為康家當鋪），建筑群有14間硬山頂磚木結構的房屋，這里就是鄂北手紡織訓練所的舊址，2008年被列為湖北省第五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020年政府對該舊址進行了保護性維修，并建成鄂北手紡織訓練所紀念館。紀念館內通過圖片和實物，展現了抗戰期間中共地下黨在此籌備建立抗日武裝，聯合社會各階層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歷史場景。

武漢淪陷后，大批統戰性群團組織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云集鄂北。根據周恩來和李宗仁的商談，國共兩黨人員合作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負責戰區民眾抗日救國宣傳和發動工作。“文工委”的成立，是國共在鄂北合作的一次實踐，而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鄂北手紡織訓練所的創辦。

1939年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根據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精神，決定成立鄂西北區黨委（相當于現在的省委）。武漢淪陷后，獲得美國博士學位的楊顯東來到襄陽地區，還帶來了“七七”棉紡機樣品40臺和技術指導人員。鄂西北區黨委決定利用有利條件，向李宗仁請示創辦鄂北手紡織訓練所，培養學員生產棉紗棉布，供應第五戰區被服廠生產被褥和衣物，李宗仁欣然同意。

為了工作方便，茨河手紡織訓練所以“國民黨行政院經濟部農產促進委員會鄂北手紡織訓練所”的名義掛牌，楊顯東兼任所長，李范一任顧問。

創辦手紡織訓練所，不僅僅是生產棉紗和棉布，供應第五戰區，更重要的是打造了一個中共培養干部、籌集資金和武器、開展地下活動、掩護共產黨干部，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基地。鄂北手紡織訓練所，也被稱為“鄂北抗大”。

隨著蔣介石著力推進“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中統、軍統派遣了大量特務，滲透各個地區掀起反共高潮。1941年1月3日，國民黨反動派查封了訓練所，將72名教職工逮捕，訓練所下的紡織廠、織布廠、鐵工廠和木工廠的200多名學員和職工也被關押，訓練所至此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