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鐵成 趙心田

元和十三年（818年）春，在蔡州忙于政務軍務的彰義軍留后馬總，接到朝廷從長安送來的平淮西碑碑文，這是裴度的部下、原行軍司馬韓愈奉唐憲宗的詔令精心撰寫的，煌煌1800多字。

馬總平叛期間在裴度手下任職，對這場艱苦的戰事深有感觸，經過細致考察，決定將立在蔡州北門外的吳少誠德政碑的碑文磨掉，在這塊體量高大的石碑上重新鐫刻韓愈寫的碑文。

平淮西碑坐落在石龜底座上，高10米，與北邊不遠的天中山平齊。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曾到蔡州城瞻仰這座石碑，并在詩中寫道：“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鰲蟠以螭。”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文章盛名天下皆知，蔡州城內外的軍民絡繹不絕地前來觀看平淮西碑，對碑文贊不絕口。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不久之后，一隊唐軍騎兵疾馳而來，在蔡州城北門外平淮西碑下停下來，親歷雪夜入蔡州的李愬部將石孝忠指揮士兵，用長達百尺的繩索套在平淮西碑上，將高大的石碑拉倒在地，石孝忠還怒氣沖沖地揮動大錘將石碑砸碎。

馬總聞訊大怒，派官吏前去捉拿，沒想到石孝忠不但不認罪，反而將蔡州官府的一位官員打死，事態一下鬧大了，便立即上報朝廷，要求嚴懲犯上作亂的石孝忠。

事關朝廷顏面與皇帝威嚴，一紙公文發到蔡州，石孝忠被押到長安。

這場風波，一邊涉及的是勞苦功高的宰相裴度，一邊涉及的是雪夜奇襲蔡州的飛將軍李愬，在唐憲宗眼里都是舉足輕重的人才。他當面嚴厲責問石孝忠。

石孝忠是李愬雪夜入蔡州的前鋒將領，他叩頭回答：“我罪該萬死，不過今天能夠見到天子，即使家滅九族，也沒有什么怨恨了。我跟隨李愬將軍作戰時間很久了，他的一言一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攻打蔡州時，我是第一個沖上城樓的，整個戰斗過程都親眼所見，吳元濟被活捉完全是李愬將軍的功勞，裴丞相和其他將軍事先連消息也不知道。李愬將軍這樣大的功勞，在刻石記功的碑文中卻不突出，反而將功勞都記在裴丞相身上，這太不公平了。”

唐憲宗聽后，感到石孝忠言之有據，但接下來的回話更令他深思。

石孝忠著重說：“李愬將軍看到碑文，并未不滿，可是賞罰這樣不公，假設再出現蔡州吳元濟這樣的叛賊，像李愬將軍那樣有雄才大略的將領，是否還愿意為陛下出力呢？之所以推倒碑文，不單是為李愬將軍鳴不平，也是為了替陛下糾正賞罰不明的偏差。如果我不推倒石碑，官員就不會捉拿我，我不殺死審問的官員，怎么能見到陛下呢？”

石孝忠的一席話，令志在削平藩鎮割據的唐憲宗深以為然，不但下令將石孝忠無罪釋放，還命令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新撰寫碑文，經過皇帝親自審閱，再發往蔡州重新刻碑記功。

韓愈在裴度身邊親歷了平定淮西之戰，事后因功升任刑部侍郎。他雖然是一代文豪，接到圣旨后感到事態重大，“經涉旬月，不敢措手”。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在《韓碑》詩中描寫道“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涂改《清廟》《生民》詩”，說韓愈精心構思，撰寫修改長達70天才定稿呈送唐憲宗審閱，獲得恩準認可，送到蔡州刻在石碑上昭告天下。

但在韓愈碑文1800多字，有關李愬雪夜入蔡州的敘述僅有42字，文中還稱深受李愬信任、獻計奇襲蔡州的李祐等將領為“賊將”，這當然無法令西路唐軍將士心服口服，也影響正在削平藩鎮叛亂的前線官兵士氣。

唐憲宗傾聽石孝忠的陳述后，斷然決定讓翰林學士、祠部郎中段文昌重寫碑文。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二月，重新刻制的平淮西碑矗立在蔡州北門外，碑文從韓愈版本改為段文昌版本，此事不但在朝廷內外引起熱議、眾說紛紜，還在以后的文壇上留下了千年紛爭。

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寫《韓碑》詩為韓愈鳴不平。唐朝以后的歷代吟詠平淮西碑的詩篇大多也是贊揚韓愈版本的，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對平淮西碑寫詩《董伯懿示裴晉公平淮右題名碑詩用其韻和酬》云：“退之道此尤俊偉，當鏤玉牒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后嗣，筆墨雖巧終類俳。”借此抒發胸臆。

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正月十八，淮西大地漫天飛雪、寒風凜冽、行人稀少，蔡州北門外通往首都汴京的官道上，大文豪蘇軾和他的兒子佇立在雪花中，凝神觀看著高大的平淮西碑。半年前，蘇軾因為“烏臺詩案”遭政敵陷害被捕入獄，后被貶往湖北黃州。他在大年初一離開汴京南下，在風雪中走了18天，途經200公里路來到蔡州，入城前想到當年蔡州的一碑兩文奇事，想起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在風雪中觀看平淮西碑，感懷不已。十余年后的紹圣年間，蘇軾再次被政敵陷害貶往南方，在途經江西樟樹臨江驛站時，揮筆在墻壁上寫出詩篇：“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蘇軾對平淮西碑之爭寫出自己的看法，他是傾向韓愈碑文的，這對以后的文人影響很大。

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蔡州官員陳珦命人磨掉平淮西碑上的段文昌碑文，重新刻上韓愈寫的碑文。這座碑文在明清兩代又經歷三次刻石，留下了“一碑、兩文、六刻”的傳奇故事。

政和元年的平淮西碑后來毀于戰火，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汝寧知府馮志重刻，立在汝南城北，仍然采用韓愈碑文。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汝寧官府重建“四公祠”，以紀念裴度、顏真卿、韓愈、李愬，再次重刻韓愈平淮西碑。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汝陽（今河南汝南）知縣查人渶重刻平淮西碑，依然采用韓愈碑文，由46塊刻石組成，每塊長0.77米、寬0.37米、厚0.03米，如今在汝南存留下了33塊。其中7塊被精心存放在汝南縣文物保管所里，青石上的韓文刻石，一橫一豎，一撇一捺，流暢俊秀，瀟灑飄逸，見證著洪汝河流域的金戈鐵馬戰事，也輝映著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之光。

清咸豐元年（1851年），裴度后裔裴驊，請光祿大夫、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壽陽祁寯藻以楷書重書韓愈平淮西碑碑文，刻立于裴度故里山西省聞喜縣裴柏村裴晉公祠。一碑四石，每石高2.5米、寬0.9米。此碑享有裴度功績、韓愈文章、祁寯藻楷書、刻石精微“四絕”之稱，號稱“四絕碑”。

清代乾嘉學派代表人物錢大昕，引經據典，詳細考證，認為段文昌碑文勝于韓愈碑文，他是從歷史角度看爭端的。

教育部把北宋司馬光撰寫的《資治通鑒》中的有關記載，選編入中學語文課本，課文題為《李愬雪夜入蔡州》，在內容上主要敘述李愬率西路唐軍冒雪奇襲蔡州，對其他路唐軍作戰提及很少，一代又一代的中學生先后閱讀過，影響甚大。

就在當代，學者文人還對此各抒高見、見仁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