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富存

至今，在我家的抽屜里，還珍藏著一沓有些發黃的糧票。

那是我大專畢業時留下的。不知底細的人可能會疑問了：那時大家的生活不是很緊張嗎？雖說在校的大、中專學生會好一點兒，但吃喝拉撒樣樣也是憑票供應，怎么上著學還節約出糧食來、過上富裕生活了？

且聽我慢慢說。

我是上世紀60年代生人，“物資匱乏”“入不敷出”是那個時代的代名詞，“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點燈要油票”是那個時期的簡筆與縮寫。不言而喻，大家的生活都非常艱苦。撇開其他，僅說吃飯吧，要是你去出個差、辦個事，沒有糧票就會餓肚子。到了上世紀80年代，人們的日子雖然好過些，但仍然逃脫不了計劃經濟的束縛。記得父親為解決家里的燒柴問題，每年冬天“地蹦走”去平頂山拉煤，臨走時母親總要給父親烙上一些干糧帶上，也是為解路上“沒有糧票就吃不到飯”的困窘。

當時，我的一個叔叔在生產隊里趕馬車，每到“三夏”征購去公社糧店里交公糧時，正讀小學的我，總是纏著叔叔帶著我去，說到底，還不是為了借“給公家辦事之便”吃上一個又白又大的不掏糧票的好面饃？

那個時候，糧票是一個人身份的標志。城里人沒有土地，家里一切吃穿用都靠那個“小紅本”打理，其功能就好比現在的“一卡通”，我們稱為吃“商品糧”。誰要是能吃上“商品糧”，在老少爺們兒眼中，那將是一件最榮耀的事情。我們農村人家靠地吃飯，趕上出門打差，先要去糧店賣些糧食換成糧票當盤纏。那光景，家家戶戶沒吃沒燒的，非必要，有誰舍得拿糧食去換糧票啊！

因此，那時農村的孩子，因為沒有出路，“講不出道道”的家長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發奮讀書時，都以能“跳出農門、拿著國家的糧本”為誘惑，往往都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也是在這種說教熏陶下，站了又倒、倒了又起，與浩浩蕩蕩的高考大軍搶著擠著才過的那條“獨木橋”。

依然記得，就在我去大學報到的前一天晚上，本該高興的父親卻一反常態坐在院子里的門墩石上，一根接一根地抽起了悶煙，并不時發出唏噓的嘆息聲。一次閑聊，從母親的口中才了解到，原來是父親怕我上學時國家供給的糧食不夠吃，猶豫了三天，最后才算下定了決心，傾其家中所有，套毛驢車拉了六魚皮袋小麥，托村上當時在西平縣酒店鄉任糧店主任的宗五爺，兌換了對等的河南省流動糧票，作為我的伙食補貼。進了學校才知道，因為我們是農業院校，國家對我們執行的伙食補助標準相對高一些，男生每人每月34斤糧票，女生28斤。由于有父親給我換的那一部分糧票，再除去一年的寒假和暑假不在學校吃住，等畢業時，我手里還剩下162斤糧票沒有吃完，至今仍珍藏在我家的抽屜里，端坐在時光深處，述說著那段不平常的歲月。

如今，在這個物質極大豐富的社會里，無論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想買就買，再不用為吃飯發愁，糧票早已退出了歷史舞臺，隨時光遠去；吃“商品糧”早已成為過時的話題，生活在這個大家庭里，不管是生在農村或是城鎮，大家平起平坐，過著愉快的幸福生活。

但每次想起那沓發黃的糧票，想起那個沒有“票”就走不出家門的歲月，我的心底仍會泛起層層漣漪。在我眼里，它不僅是一沓普通的糧票，更重要的是它見證著一段歷史，見證著一個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富強，同時也時時提醒著我：不忘過去，珍惜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