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薯記憶

石新宇

我的家鄉是南陽市方城縣楊集鄉東橋村，地處平原，土地肥沃，以前小麥、紅薯和玉米是位列前三甲的農作物。奶奶在世時多次說過，那個年代要不是有紅薯，不知得餓死多少人。我小的時候，紅薯還是主要口糧，現在的種植面積已經大大減少，但紅薯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記憶里。

紅薯適應性強，產量高。當年一畝小麥產五六百斤就算高產了，紅薯卻可以產二三千斤。春日未到，便要挑些個頭大的紅薯，擺放在滿是農家肥料的淺池內，覆上薄膜，讓它們發芽。不久，每個紅薯就會發出很多嫩芽來。到了種植季節，嫩芽已經二十來厘米長。翻好的田里起壟，把嫩芽一棵棵栽到壟上，壓一壓根部，再澆上水，幾乎每棵嫩芽都會茁壯成長。我們稱這樣的紅薯為“芽子紅薯”，也稱早紅薯。紅薯秧長出一米多長后，要用鐮刀割下一部分，再剪成小段，每段上有一兩個葉子即可。這些小段也作為秧苗栽種。我們稱這樣的紅薯為“剪口紅薯”，也稱晚紅薯。因為擔心長長的紅薯秧隨處扎根分散養分，要翻秧，就是用一根木棍把秧子翻到壟上去。這是紅薯生長期間最重要的一項勞動。紅薯成熟后，割去秧子刨出紅薯，一部分送入地窖儲藏，一部分就地切成片晾曬。晾曬的時候片與片不能重疊，要一片一片擺開，過兩天還要一片一片翻過來。一般五六天就能曬干，我們稱為紅薯干。

紅薯的吃法有多種，常見的是蒸熟了當作饃饃吃，或者去皮切塊和玉米糝一起煮稀飯。紅薯干也可以煮稀飯，更多的是磨成粉做“窩窩頭”，也就是黑饅頭，“窩窩頭”很黏，口感不好。最困難的時候，把去皮切塊的紅薯煮熟后盛入碗中，加入炒熟的紅薯粉攪拌成稠糊狀來吃，我們稱之為“炒面”。這種“炒面”要配上涼調的蘿卜絲才好，不然有點膩。當然，紅薯還可以打成粉子做粉條，不過那時候，基本上沒有多余的紅薯做粉條。

那時候做飯用的是秸稈，秸稈燃燒后會有很多灰燼。奶奶總會選一個不大不小的紅薯埋到灰燼里，晌間我餓了便扒出來，紅薯已經燒熟了，還有余溫，剝去皮大口地吃，又香又甜。這是我最喜歡的吃法。我也很喜歡喝紅薯粉做的稀飯（這種稀飯我們稱為“糊涂”），卻不喜歡喝白面稀飯，而那時候喝一次白面稀飯相當于改善伙食。我還不喜歡吃雞蛋。奶奶很同情我，說在我們那窮農村，好吃點兒的也就是白面稀飯和雞蛋了，偏我都不喜歡，沒福氣。

紅薯被刨出后，我們總認為有“漏網之薯”，周末便提了籃子、拿起鏟子，和小伙伴們一起去“遛紅薯”。順著壟溝望去，看到壟上有沒被刨動的地方，便滿懷希望地用鏟子挖，但大多數情況是一無所獲，偶爾挖出一個玉米稈粗細的紅薯來，便會欣喜若狂。口渴或者肚餓了，挖出的“紅薯娃兒”便是點心，薅一把草把“紅薯娃兒”上面的泥土抹去，就可以大口地啃將起來。

紅薯在四川等地被稱為“紅苕”。郭沫若先生寫過一首吟誦紅苕的《滿江紅》：我愛紅苕，小時候，曾充糧食……一季收可抵半年糧，超粟稷……這首詞沒什么文采，但寫得很實在，第一次讀我就被深深震撼了。當年，我的家鄉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紅薯干，紅薯饃，離了紅薯不能活。這和郭沫若先生的認識是一樣的。

上高中時，我從書上看到，紅薯原產美洲，明朝時華僑陳振龍冒著生命危險從呂宋（今菲律賓）將紅薯秧苗悄悄運回國，因紅薯耐活高產，很快被廣泛種植。上大學后，我認識到，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有四個人到什么時候都是應該被記住的：一是孟子，他提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觀點，無論“無后”的本意是什么，國人廣泛認為是“沒有后代”，因此這個觀點奠定了我們民族生育的思想基礎；二是秦始皇，他統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奠定了我們民族統一的政治基礎；三是冉閔，他在五胡亂華時發出“屠胡令”，止住了胡人對漢人的瘋狂屠殺，奠定了我們民族繁衍的人數基礎；第四就是陳振龍，他冒險引入紅薯，奠定了我們民族發展的糧食基礎。有了糧食，人口才能增長，清康熙時，我國的人口就超過一億了，振龍功德無量，紅薯功不可沒。

今天，我偶爾還會買些紅薯，或蒸食或煮稀飯。軟糯香甜的紅薯總能讓我想起小時候吃烤紅薯、“遛紅薯”和與小伙伴們比誰挖出的紅薯大的情景來。現在有專家說紅薯是健康食品，紅薯葉是抗癌食品，紅薯葉已經成為飯店里的一道菜。我從情感上認同專家的說法。生活條件好了，我們不能忘記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