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龔博琪

《民事訴訟法》規定，不服法院一審民事裁判的當事人可以向上一級法院上訴以啟動二審。二審程序一是強化當事人的程序保障以增加當事人對裁判的信任，二是糾正部分一審裁判中的錯誤以救濟上訴人的權利，三是上級法院通過對上訴案件的處理可監督下級法院工作，維護法律的統一適用。二審對民事訴訟目的和功能的實現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實踐中有不少案件未能正確處理一審與二審的關系，導致程序不公或者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

民事訴訟是適用民事法律規范的過程，一定的民事法律事實產生一定的民事法律效果，而一定的民事法律事實必須有相應的證據作支撐，即民事訴訟是從證據到事實再到法律適用的遞進流程。當前，我國采取的是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正如法諺“汝給吾事實，吾予汝法律”所云，當事人主要負責提交證據和主張該證據要證明的事實，法官則負責法律適用。一審中當事人必然有權主張事實和提交證據，但二審中是否仍可以主張新事實和提交新證據以及可以在多大范圍內主張新事實和提交新證據即民事一審與二審的關系，不同國家在此問題上的處理方法不一致，因其背后涉及不同法律價值之間的衡量，而價值衡量必須立足于本國司法面臨的主要矛盾。學理上將民事一審與二審的關系分為復審、事后審、續審，通過對比不同類型可以更好理解我國民事一審與二審的關系。

復審制是二審法院可以不受一審提出的事實和證據的限制，可以重新收集、調查與本案相關的證據和事實，當事人也可以不受限制地提出新事實和新證據，即針對同一案件，二審程序是一審程序的再次展開。優點是一個案件兩次審理，有利于發現案件真實和實現正義，但因高昂的審理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而有違訴訟經濟原則，也和我國民事司法系統面臨的案多人少的現狀相矛盾，因此未被我國采用。事后審則與復審相反，當事人在一審程序就必須提交所有證據和主張所有事實，因為在二審中提交新證據和主張新事實是無效的，二審法院也不能采納當事人在二審中主張的新事實和新證據，更不能依職權調查新事實和新證據。二審法院只能基于一審認定的事實和證據做出獨立的法律判斷，即二審法院只能對法律適用進行審查，不能審查一審認定的事實及支撐事實的證據。其優點是訴訟經濟，缺點是有違案件真實。因為一審法院雖然更接近事實，但決定是否能查明案件真相的因素是多重的，一審法院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并非一定正確尤其是當事人就事實已經提出異議的案件。我國二審法院若當事人提出的新證據置之不理，輕則法院裁判結果不被當事人接受和信任，重則司法系統的權威會遭受質疑。因為社會主義法治要求司法為民，而盡可能追求案件事實真相即實事求是的哲學觀念是我國社會的普遍共識和廣大民眾的期待。所以，基于發現真實的社會共識，我國未采用事后審制。

續審制對待新證據和新事實的態度居于復審和事后審中間，二審法院是在一審裁判資料基礎上圍繞上訴請求審理案件，但在確有必要時可以采納二審中出現的新的事實主張和證據，如此則實現了發現真實和訴訟經濟兩種價值的平衡。當前我國采取的正是續審制。續審制的關鍵在于“確有必要”這一程度該如何把握？如果“確有必要”解釋過寬，那么當事人可以在一審中故意不提出相應事實和證據而在二審中提出即“證據突襲”，這使得“不打一審打二審”的訴訟策略在民事訴訟制度上有存在空間，導致當事人輕視一審程序即架空一審，這極大增加二審法院工作量使得各級法院的制度功能無法得到有效實現，同時質證無法順利開展導致訴訟拖延的情形將頻繁出現。如果“確有必要”解釋過窄則和事后審沒有區別，但是部分案件的證據在一審辯論終結前確實沒有出現或者當事人因為客觀原因在一審時無法收集，這直接違反發現真實之目的，而發現真實在我國社會意識形態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此外，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公民的收入水平并不能完全支付律師代理費，所以我國大部分民事案件是當事人本人負責而非律師代理。在此類案件中若因當事人主觀過失未能在一審中提交所有證據從而導致敗訴，如此代價是否過于高昂？這是否符合公平原則？畢竟法律不能期待一般當事人有專業的法律素養，而且法官沒有能力也不被法律允許在所有案件中向當事人釋明所有需要提交的證據，否則將演變為法官替一方當事人打官司從而嚴重違背法官中立原則，對另一方當事人利益造成嚴重損害，甚至給社會大眾造成了“司法腐敗”的嫌疑。

我國續審制下，首先，當事人可以在二審中提出新的事實主張和證據。《民事訴訟法》第176條第1款規定二審法院對沒有提出新的事實、證據或者理由的案件可以不開庭審理，反言之是提出新的事實和證據的就需要開庭審理，即承認了在二審中可以提出新的事實和證據，并且《證據規定》51條第2款明確了二審提出新證據法院指定的舉證期限不得少于十日。可以提出新事實和新證據并不代表當事人可以隨意提出任何在一審中沒有提交的證據，2001年《證據規定》41條就要求新的證據限定在“一審結束后新發現的證據；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申請人民法院調查取證并未獲準許，二審法院經審查認為應當準許并依當事人申請調取的證據”，但該條在2019年《證據規定》中被刪除，其原因一是限定的范圍過于嚴苛而與司法實踐不符，二是判斷是否屬于新證據具體涉及個案的各種價值衡量以及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平衡，這在抽象層面是難以規范的，因此需要依靠法官在個案中依據其法律專業素養和理性良心做出判斷，故當今司法實踐里法官也并非接納所有新證據。并且《民訴法解釋》101條和102條專門規范逾期舉證，二審中主張和提交一審中本就可以提出的證據本就屬于逾期舉證的一種情形，故受上述條款規范。因此，即使沒有明確的法條界定新證據的范圍，也應當根據下列因素具體判斷：（1）當事人主觀過錯即當事人未能按時提交證據是因為故意、重大過失、一般過失還是客觀不能；（2）證據和案件的基本事實的關聯程度之大小；（3）對方當事人是否有異議。其次，《民訴法解釋》第340條規定當事人一審實施的訴訟行為在二審中對該當事人仍有拘束力，若想推翻需向法院說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推翻。這表明一審的訴訟行為在二審中仍有效，二審是一審的繼續而非一審的推翻。如此一來，當事人在一審提出的證據和就特定事實的自認在二審中繼續有效，二審法院必須以此為基礎作出獨立判斷。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2020級學術型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