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忠富

三哥剛滿75歲突然辭世，永遠地離開了親人。他走得是那么匆忙，令大家都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之后的日子里，與三哥情篤意深的我，時常想念三哥、夢見三哥。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本來沒有哥和姐。然而，同村排行老三的堂哥與我無話不談很是投緣，填補了本人無哥可依的缺憾。

三哥名叫吳忠平，與我是同莊、同姓、同族、同輩、同一個老太爺，兩家都在鄉鎮的街上，門挨門居住，他比我年長十來歲，在俺莊同輩人中排行老三。因此，我叫他三哥。

參加工作后，我每次回老家看望父母，總要擠出時間帶著兩瓶好酒去三哥家坐坐、看看，跟他侃侃家鄉的發展，聊聊當地政府領導的變動和街坊鄰居發生的新鮮事兒。

出于職業習慣，我見到三哥，總要順手給他拍攝幾張照片，以作留念。于是，天長日久，給三哥拍攝的照片很多。三哥辭世后，每當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我就會拿出他的照片細看，睹物思人，可已物是人非，不知不覺淚水模糊了雙眼。

三哥家從前比較富裕，我家很窮。我剛出生的時候，因為營養不良、體弱多病，1歲的時候，父母商量，把我認給了三哥的媽媽做干兒，一是為了表示對男孩的嬌慣、圖個吉利，二是想沾沾富有人家的光。從此，我便喊三哥的媽媽為娘。后來逢年過節，我家大人就讓我帶些禮物去三哥家吃頓飯，名曰回娘家。于是，從那時起，我就成了三哥的跟屁蟲。

我5歲那年，也就是學校開學的前一天，媽媽讓我跟隨三哥去他所上的學校看看。一路上，歡歌笑語不在話下。最令我羨慕的是，三哥在學校的操場上，身輕如燕地把單杠、雙杠翻了個遍，然后又是跳遠、又是跳高、又是打籃球，把我看得目瞪口呆。三哥看著我的神情，笑嘻嘻地問道：“怎么樣？學校好玩吧？”

第二天，新的學期開始了，我在媽媽的護送下，跟著三哥來到學校報了名、入了班，從此便成了一名正式的小學生。后來我才明白，媽媽讓三哥帶我去學校玩了一圈兒，原來是大人提前設計好的一個“圈套”——我從此就被上了“套”。

在我小學還沒畢業時，三哥就輟學在家務農。每逢星期天和假期，我都要跟隨三哥外出拾莊稼、拾糞、撿柴火，最遠有十多里路程。那時，我身小力薄，擔不久重擔，每次回來都是三哥替我擔負一大半路程。從那時起，在我的心里，三哥就是靠山，就是膽量和精神支柱。

上小學的時候，一次放學回家的路上，我跟一個鄰村的同學鬧矛盾，沒占到“便宜”，于是便惱羞成怒地嚷道：“等我回去跟三哥說，他會把你打死在南坡里。”三哥得知后，把我狠狠地訓了一頓：“你當我是誰呀？還敢打死人家？當學生要以好好學習為榮，不要跟同學鬧矛盾。”從此以后，我再也不敢狐假虎威了。

每年的麥收即將完畢之際，是拾莊稼、撿柴火的最佳時機，也是我隨同三哥出去拾麥子、拾麥茬最忙活的時候。

一天早上，三哥對我說：“今天咱去北鄉的‘五七干校’拾麥茬，那里都是聯合收割機收割的，麥茬深容易拾。從咱這里到那里有12里路，中午回不來，你做好準備。”

我心領神會，早早地吃了個大飽，用騰空的書包裝了五六個大蒸饃——這是我和三哥的午餐。三哥能干，當然吃得多，這其中有4個是給三哥準備的。

三哥家3個大人沒有小孩，人少勞動力多。在那按照“人六勞四”政策分配的大集體年代，糧食自然分得少、不夠吃。平時，我就不斷從家里偷出蒸饃送給三哥，這次外出拾麥茬，回來時少不了又要三哥幫我擔重擔子，所以多拿一點兒寬備窄用。

到了北鄉的“五七干校”，聯合收割機收割后的麥地里，麥茬和被拋棄的麥草鋪天蓋地。我和三哥欣喜若狂，不到一個時辰，便分別根據自己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捆好了兩擔麥草。

三哥說：“該吃飯了，咱歇一會兒，吃點兒東西養養精神。”

我帶著涼饃跟著三哥來到“五七干校”的醫院大院里——吃干饃的時候，需要飲用那的自來水。

水足飯飽后，三哥說：“我的腰這段時間有點兒酸疼，咱去找醫生給我扎扎銀針，聽說那里的醫生對老百姓很熱情，扎針不要錢。”

在醫院門診室里，一個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醫生按照三哥的口述和指的疼的部位，給三哥一連扎了幾根銀針。

“哎呀，疼疼疼。”最后一針剛剛扎進去一半，三哥就滿頭大汗、面色蒼白，一句話沒有說完，身子一軟倒在了地上。

“三哥，三哥，你咋了？醫生，快，快。”我被嚇得驚恐萬狀，急得團團轉。

醫生見此情景，立即拔出所有銀針，并迅速拿起一個注射器抽進兩支藥水往三哥的臀部注射了進去。大約5分鐘時間，三哥恢復了知覺。

醫生解釋說：“這是暈針，不要緊，休息一會兒就好了。”

按照醫生的囑咐，三哥來到院內樹蔭下的長條木凳子上休息了1個多小時，很快恢復了精神。見無大礙，我長出了一口氣說：“三哥，你快把我嚇死了。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今天該咋辦呀？”

“沒事兒，我這不是好好的嗎？看來有些便宜還真不能隨便占，不要錢的針不能亂扎。”三哥詼諧地說。

下午2時許，我和三哥一前一后擔著柴火往家趕。由于三哥暈針，身體沒有完全恢復，還有點兒虛弱，自然沒有多余力量幫我擔擔子了。剛開始，我還能擔1里多地休息一會兒，后來每走20步就得停下來喘口氣。就這樣，我咬緊牙關，硬撐著沒有舍得把柴火丟掉一點兒，直到天黑才艱難地回到家里。

無論是學習或是生活中遇到了困難，三哥總調侃地對我說：“先苦而后甜呀！”三哥每次說這句話時，總是加重語氣改變聲調，故意把“而”字說成“兒”字。

開始我還不理解地問三哥：“為啥說錯字？”

他認真地回答說：“你現在吃苦不就是為了后代幸福嗎？”

“哦！”我恍然大悟，“說得也在理。”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三哥20多歲的時候，跟鄰村的一位姑娘在集體勞動中結下友誼，談起了戀愛，但遭到了女方家長的堅決反對。在三哥和家人一籌莫展的時候，是我充當聯絡人，幫助送信、打掩護，出謀劃策，加上那時候我爸擔任村干部，作為全家的堅強后盾，全力支持，終于成全了三哥的婚姻。半個多世紀，三哥和三嫂相濡以沫，日子過得幸福美滿、紅紅火火……就在三哥去世的前一個星期，我和他通電話的時候，還在支離破碎地回味著當年和他們在一起的每一段甜蜜記憶。

短短人生路，濃濃兄弟情。回憶過去的點點滴滴，翻開那一頁又一頁的記憶片段，一股親情的泉水猶如涓涓細流，給我的心田帶來甜甜的滋潤；像一縷柔柔的陽光，讓冰凍的心靈無聲溶化；似一個靜靜的港灣，讓遠航的疲憊煙消云散。

一曲離殤，訴不盡綿綿相思惆悵；往事如煙，抹不掉絲絲留痕歲月。老照片中，淳樸、和善、可親、與人無爭的三哥，依然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