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賀鋒

在兒時的記憶里，一個收麥季經過割、拉、垛、扒、攤、碾、曬到麥子歸倉，即使老天爺不打攪，也要近1個月的時間。

小時候，父母和爺爺分家早，家里的勞動力只有父母親。一到收麥季，父母親每天都是天不亮下地，天黑透進家，兩頭不見日頭，只留我和弟弟在家。

5歲時，母親教我做飯，我學會了餾饅頭、攪稀飯和打荷包蛋。于是整個收麥季，母親便不再為做飯、吃飯發愁。每天中午和晚上，都是3歲的弟弟燒火，我餾饅頭、攪稀飯或者打幾個荷包蛋，給父母親送到地里或是打麥場，惹得全村老少贊揚。

7歲時，母親便開始教我拿鐮刀割麥。母親帶著我從幾分的小塊兒地開始，從捏幾棵到抓一把，再到攬到懷里一摟，放倒的麥堆越來越大。漸漸的，可以和母親平分幾壟麥地。這樣，父親就可以專一地套上牛車往場面里拉割下來的麥子了。

記得8歲那年，母親帶我割一塊兒名叫“路西沿”地塊兒的麥子，父親說這塊兒地是1畝6分地。地塊兒特別狹長，寬只有3米多點，長足足有300多米。

若是300多米的路，走完只是幾分鐘的事兒，絕對是稱不上遠的。可是300多米黃澄澄的麥子，從地頭看不到地尾。我一進地頭，心里便是一陣恐懼，這啥時間能割完。

年輕時的母親性格非常要強，啥事兒要是干不完，絕對不會輕易“收兵”。早上從家里出來時，她用茶瓶裝了一滿瓶的白糖水，用餾布包了幾個煮雞蛋和饅頭。我知道，這意味著中午是不會回家了。

開始割了，由于地面不寬，我和母親各把上幾壟，母親的多，我的少。我們彎腰低頭一摟一摟地割，麥穗上的浮塵在面前飄散開來，一陣陣嗆人和鼻塞的感覺。我和母親都不說話，只是彎腰低頭，地里只有規律的“刺啦、刺啦”鐮刀割斷麥子的聲音。

割上一陣兒，我都會不由自主地抬起頭看一眼前頭，總想望到盡頭，每看一回，都是一次絕望。母親幾乎不抬頭，只是一個勁兒地彎腰向前揮動著鐮刀，我只有硬著頭皮繼續向前，心里安慰自己，總有割到頭的時候。

父親套著牛車到地了，似乎看出了我的情緒，便叫停了母親，對我們說：“這塊地身太長，這種割法熬煎人。”

“咋個割法不熬煎人？”母親問。

“你倆打截兒割。”父親說。

“咋個打截兒？”母親接著問。

“就是把麥地截成幾段兒，你倆交替著割，每個人一會兒就能割完一截兒，有成就感。”父親說：“不像這，割了半天還是看不到頭。”

我和母親很快理解并接受了父親的建議。

我們用鐮刀把狹長的麥田分成了十幾個小段，我和母親一人分割一段，割完一段，再往前割下一段，就這樣交替著向前割。

還別說，采用了父親的方法，真的有了不一樣的感覺，一小段只需稍微加把勁兒就能割完，比起剛才的一抬頭就望不到盡頭，沒了那種絕望的感覺。我和母親又嘗試著創新，時而從頭往前割，時而從尾往回割。每割完一段，我和母親都可以站著或坐下稍微歇上一小會兒，再去領新的任務。整個過程好像輕松了許多。

直到現在，我還挺佩服父親當初這個簡單卻充滿著哲理的建議——父親其實是把一個看似難以實現的大目標化為一個個摸得著、看得見的小目標，用完成每一個小目標把一個原本難以實現的大目標變為了現實。不僅是收麥，人生也亦如此。

父親的方法提高了效率，但是勞動的強度卻沒有絲毫減輕。直到傍晚，我和母親用了一整天的時間終于把1畝6分地的麥子割得一棵不剩。

那天晚上是如何從地里回到家里的，我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回到家，我一頭便倒在床上，沒有洗漱、沒有吃飯。原以為我會倒頭就睡，哪知全身的關節里有一種如萬蟻啃噬般似痛非痛、似癢非癢的感覺折磨得我在床上輾轉反側了一夜。

從此，在母親眼里，我已經成了家里的一個勞動力。每到麥收季，便和母親帶上父親磨得飛利的鐮刀，轉戰于老家的南北地塊兒之間，馳騁于滾滾麥浪之中。直到后來有了四輪拖拉機帶動的小型收割機，再后來又有了大型聯合收割機。

幾年前，收麥時節的一個上午，我接到了父親的電話，說下午準備收自家的麥子，如果我能抽出時間的話，回家幫他一下。

想到6畝地的麥子，只有父親一人，我急忙請了半天假，匆匆趕回了老家。

到了老家，直接趕到了莊稼地里，卻發現只剩下一片泛著白光的麥茬，父親正在收拾著一張紅藍相間的大塑料布。

“麥子割完了？”我問父親。

“割完了，原本還要等一會兒的，開收割機的是我的學生，直接先給咱割了。”父親忙乎著答道。

“哦，那麥子哩？”我又問。

“就手賣了。”父親拍拍襯衣口袋，我才發現是厚厚的一疊錢。

“咱這就麥罷了？”我有些感慨。

“哈哈哈，你回來得早了，再晚回來一會兒，咱莊這一坡地都麥罷了！”

父親笑著沖我說，順手給我指了指遠處正轟鳴著慢吞吞向前行進的十幾臺聯合收割機。

后來，因為修高鐵正好從我家麥田經過，6畝地全部被征收了，父母親隨我搬到了縣城居住。于是，麥收于我們漸漸成了遠去的記憶，只是每到芒種之時，年邁的父親總是自言自語地念叨一句“春爭日，夏爭時，杏子黃，麥上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