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立

對我來說，20世紀80年代初的第一個秋天，是一個充滿青澀、充滿迷惘、充滿渴盼的季節。高考落榜，前途渺茫，我不得不扛起父親早就為我準備好的長桿鋤頭。

站在空曠的田野上，極目遠眺，視野之內，青的紅薯秧，綠的大豆莖，還有一抹無際的白，那是鄰家栽種的棉花，正在秋陽下綻放著綿軟的銀光。面對碩果累累的秋天，我的心里泛起一股憂傷和迷茫。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埋頭在昏黃的油燈下寫出的第一篇小說，在寄給省級一家雜志社后會是什么結果？我默默祈禱著、焦急地等待著……

“叮鈴鈴……”隨著一陣悅耳的自行車鈴聲，一個穿綠郵衣的小伙兒從一輛綠色加重的“永久”牌自行車翩然跨下，滿臉汗水地站在我面前說：“老兄，你是真難找啊！我在村子里問了幾個叔叔嬸嬸，才知道你在這塊地里干活。”說到這里，小伙子又自我介紹道，“我是咱公社郵政所的郵遞員，我叫董文才，剛參加工作，以后你就喊我文才吧！”文才一邊說著，一邊從搭在自行車后架上印有“中國人民郵政”字樣的綠色帆布包里拿出一封信，用羨慕的語氣說：“這是從鄭州市的雜志社寄來的信，你行啊！是不是投稿想當作家？”我顧不上說什么，急切地接過信，一下子撕開，信封里掉出了我半月前寄出的小說稿，上面附著一張薄薄的蓋著雜志社大紅印章的退稿信。默念著那近似公文語氣的退稿信，我的心一下子涼了半截，臉色也陰沉下來。見此情景，文才似乎明白了什么，安慰我說：“老兄，別泄氣，誰也不可能一下子吃個胖子。你好好寫，我相信你會成功的。”

自此，我便與這位穿綠郵衣的小伙兒正式認識了，而他當初給我最深的印象是那張掛滿汗水的笑臉，還有那輛綠色的自行車和印著“中國人民郵政”字樣的綠色帆布包。

第一次投稿失敗，雖然帶給我短暫的沮喪，但是這個穿綠郵衣小伙兒的話卻如春風一樣拂過我心中封凍的田野，讓我看見吐綠的楊柳、綻蕾的花苞。在務農的那段時間里，我拼命讀書、勤奮投稿。也許是皇天不負有心人，我的一篇小小說終于在《河南農民報》上發表了。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個晚霞似火的傍晚，我拖著疲憊的身子走在鄉間的小路上，耳邊猛然響起一聲親切的呼喊：“新立，快來看啊！你的小說發表了。”我定睛一看，只見文才騎著那輛綠色的自行車，一手緊握著車把，一手揚著一張報紙。夕陽余暉中，一個穿綠郵衣的小伙兒騎車送報的剪影牢牢地刻印在我的腦海中。

為了學習寫作，我自費訂閱了《河南農民報》《河南青年報》《奔流》《梁園》等。這樣一來，我與文才的交往漸漸頻繁。每天下午，無論我是在田里干活還是在家里休息，我都會把目光時不時地投向村前那條大路上。因為，每到這個時候，文才都會騎著那輛載著郵件的綠色自行車伴著一路鈴聲飛馳而來，他的每次到來都會給我帶來不同的驚喜和快意。

記得1984年的夏天，著名軍旅作家李存葆的中篇小說《高山下的花環》轟動文壇。為了早日拜讀到這篇作品，我給正在部隊服役的表哥寫信，讓他郵寄一本刊登著這篇作品的大型文學月刊《十月》。信寄出后，我像盼星星似的天天盼著來自軍營的郵件。那是一個炎熱的中午，太陽芒刺般射著我裸露的脊背，我站在曬場里，一手揚著鞭子，一手攥著韁繩，嘴里不停地吆喝著那頭正在使勁拉著碌碡的老牛，讓碌碡一遍遍地碾壓著金黃色的麥稈。正當這時，隨著自行車鈴聲響起，文才飛也似的騎著自行車到我家的曬場邊，把一個包裹交給了我。包裹里裝的正是表哥從部隊寄給我的《十月》。當時，我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再看依著車子站著的文才，滿臉熱得通紅，身上的單衣已被汗水濕透，我心疼地說：“為了這個包裹，讓你在大熱天的晌午跑了十幾里路。”文才嘿嘿一笑說：“誰讓你是我的上帝呢？一看見你的郵件，我就想，你不定在怎么盼望呢！”

就這樣，在高考落榜回鄉的那幾年里，我一直堅持業余創作，每月都有數篇作品在報紙雜志上發表，而文才成為我福音的傳遞者。平時，他在公社郵政所分發報紙雜志時，一看見報刊上有我的作品，他就會在第一時間把樣報樣刊親自送到我手里，和我分享收獲的歡樂。

夏天的一個傍晚，文才下鄉送郵件來到我家。可能那天送的郵件特別多，文才顯得很疲憊，那輛綠色的自行車在他身邊一搖一晃的。看看天色已經暗了下來，我就極力挽留他在這里過夜。當天晚上，我們拿著一張涼席，并肩睡在村前的橋上。傾聽著橋下潺潺的流水聲，仰望著深邃的夜空，我對文才傾吐著心中的感激之情：“兄弟，這幾年我能沖出困惑，在文學路上磕磕絆絆地走過來，真應該感謝你這位綠衣使者啊！”聽了我的話，文才有些不好意思地說：“你過獎了，我才沒有那么大的能量哩！我就是一個普通的郵遞員，給千家萬戶送去希望與等待，這是我的義務與責任。”說完這句富有詩意的話，他把雙手墊在后腦勺下，明亮的眼睛望著遙遠的星空，不一會兒，便發出了輕微而有節奏的鼾聲。看著他臉上滿足的笑意，一個普通郵遞員的美好形象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