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中明

　　李惟微老師大概是在2000年，隨愛人王文平從驛城遷到重慶涪陵的。李老師隨遷的事其實開始我并不知道，還是后來我去驛城開會時一個文友告訴我的，說李老師隨王老師遷往重慶了。

李老師去重慶時，我沒能送他，這讓我多少有些遺憾，以至于這遺憾最終在我心里漸漸淤積成一個解不開的結。所以，在后來的許多日子里，無論是和文友們談起李老師，或是從其他人那里聽說一些有關李老師，哪怕一點點的訊息，我都會為李老師別離時沒能相送感到內疚。

我知道，李老師走沒讓我送，可能是因為那時我還在鄉下，去一趟驛城不容易，李老師顧及我。也可能是那時我還年輕，在李老師眼里仍是個孩子，他壓根兒沒打算告訴我。更重要的是，也許李老師根本就沒打算讓任何人送。那時，作為駐馬店教育學院的教授、市作家協會的副主席，又是全市知名的小說大家，他一定更懂得自古多情傷離別的含義，所以才不愿讓大家為他的別離黯然，期期艾艾地淚眼執手相望。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時我還在鄉下工作，別說去市里，就是進趟城都不容易。再者，由于那時我剛剛步入文學之路，在文學這座殿堂里，當時我除了認識康健和商金山兩位老師外，其他的可以說概不認識。

真正認識李老師，是在我進城工作之后。那時，康健老師已由縣文化館調往省城，商金山老師也調到了市里，當我再次寫出稿子想找人指點，卻因找不到人而急得像熱鍋里的螞蟻時，無奈、焦灼的我，只好像一只無頭的蒼蠅，帶著自己稚嫩的作品，滿世界亂飛。由于那時候年輕，又懷著對文學的一腔熱血，所以就天不怕地不怕地跑到市里去找老師。那時的駐馬店市還是小市，也就是現在的驛城區，當時整個駐馬店市也就《長鳴》一本文學雜志。在《長鳴》雜志社，我遇到了當時的編輯——邱峰老師，后又認識了濟衛兄，再后來，在他們的推介下，我認識了李惟微老師。

我認識李老師時，感覺他差不多快50歲了，這個歲數要是在農村，基本上就是腰束草繩、蹲在墻根兒回憶往事的小老頭了?？蛇@時的李老師，人雖然長得精柴干瘦，但神采依舊、精神矍鑠，對我這樣年輕的文學愛好者，特別得和藹可親。

和李老師相熟后，我常拿著自己的作品去他家，讓他看，讓他指導。那時李老師還住在駐馬店教育學院的家屬區。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師和他的愛人王文平老師，還有他們的孩子，就蝸居在二樓一套不是很大的居室里。李老師有沒有書房我已經記不得了，現在想想，我覺得他的書房很可能就是他和王文平老師的住室。在李老師那間不足15平方米逼仄的房間里，能讓我記憶猶新的除了他那堆滿書桌、床頭柜和書架上的一些書籍外，我時常還能在他們家的墻壁上，看到一些譬如張大千、齊白石、李可染、何香凝等名人的字畫。

雖然我這個人不懂字畫，對字畫也沒有什么研究，但李老師還是很喜歡讓我欣賞他的那些畫。記得有一次，李老師從放在墻角處的一個大花瓶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張大約有六平方尺的畫讓我看。那幅畫畫的是一只上山虎，基調是橘黃色的，看上去栩栩如生。李老師指著畫上的那只虎告訴我，說是何香凝畫的，工筆。我不懂什么是工筆，但我清楚地記得，那只虎身上的每根毛都畫得極細致，軟軟的、絨絨的，想象中像極了一只有著體溫的真虎。

開始我并不知道李老師被打過右派，并且還在一家磚瓦廠干過好多年的苦力。有關這些我都是后來聽一個文友說的，文友說李老師被打成右派，有其性格原因，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的出身。李老師是八旗子弟，愛新覺羅的后代，且還是正黃旗。李老師的父親叫李白風，民國時期就任教于河南大學，是全國著名詩人，篆刻大師，曾被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施蟄存先生譽為中國大篆第一人。李老先生在世時，曾與全國許多知名的文學藝術家是好朋友，據說與張大千、齊白石、何香凝等多有往來，且私交甚密。文友說李老師的父母去世后，留下了大量的字畫，李老師落魄時，很多時候靠的就是賣這些字畫度日。

由于李老師的平易近人，有關文友的這些傳言，我在后來曾問過李老師，李老師見我那么問他，就笑著說，他出生于大家族不錯，受祖上先人陰德庇護，他們家族在康熙年間曾出過兩個舉人，一個二甲進士，說他的父親李白風是大詩人、大篆刻家也不錯，還有他的堂兄李惟果，不僅是清大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還先后擔任過國民政府的宣傳部副部長、部長，行政院秘書長等要職。李老師說，除了他說的這些是真的，至于其他的，都是些訛傳，有的甚至是子虛烏有。

由于受大家族文化的熏陶，李老師時常也愛抿上兩口酒。李老師雖然酒量不大，但心情好的時候，卻也能喝上三兩二兩。但凡文人，大多都有嗜酒這個毛病，這是自古文人的遺風，更是人性。所以，自和李老師相識后，閑暇的時候，我也會偶爾請李老師喝上那么一杯兩杯。

大概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的一個杪秋之夜，我約李老師在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酒館相聚，菜都上齊了，可李老師卻遲遲未到。那時還不像現在，人人都有手機。李老師未到，我只有等，等急了，就一遍一遍跑到門口張望。

那天晚上，風很大，昏黃的路燈下，黃葉和廢紙摻雜著塵土被刮得滿天亂飛。左等右等，就是不見李老師的身影，就在我感到失望，并認為李老師可能臨時有事不來的時候，夜色里，我猛然看到李老師身著一件長衫，懷里揣著一把茶壺，嗖嗖的冷風中，像個已經吃醉了酒的人，一步一步朝我走來。那情景，居然率先疊加到我腦海里的不是李老師的音容笑貌，而是魯迅筆下那個唯一穿長衫而站著喝酒的人形象。

在和李老師相識的日子里，我除了經常在《長鳴》雜志上刊發一些中短篇小說外，時常還在《駐馬店日報》上刊發一些散文或詩歌。那時，李老師不僅幫我改作品，還經常給我講小說語言該如何錘煉，人物該怎么刻畫，場景該怎么描寫，該怎么謀篇布局等有關小說寫作方面的技巧。為了鼓勵我寫作，李老師還為我這個人和我的作品寫過一篇評論。李老師在他那篇評論里說，別看中明這個人長得有點五大三粗，說話辦事爽利，看起來對什么事都滿不在乎的樣子，其實他對事物的觀察、對人性的透視，可謂細致入微。尤其是中明的小說，不但柔中帶剛、綿里藏針，而且小說的韻味十足，對底層小人物的描寫，更是活靈活現。

　　如今，李老師駕鶴西去了，但作為晚輩和他的學生，我相信，他不僅會永遠活在我心里，也會永遠活在許多和他相知、相熟的文友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