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耕雨讀，學習仕進，是汝南的尚古之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為解決農村孩子勞動與讀書的矛盾，不少地方創辦了耕讀小學。

耕讀小學主要是以大隊、生產隊為單位成立半耕半讀的半日班或早、午、晚班，每天上課兩三個小時，主要學習小學語文、算術等內容。俺莊的耕讀小學，就是把全莊沒有進入全日制小學就讀的十幾個孩子不分年級，集中在一個屋子里上課，地點是在水屯公社煉鋼廠舊址北側的兩間破房子里。土坯房子建造年久，一個窗戶很小，即使是大晴天，屋子里都顯得昏暗，遇到陰雨天就更黑了。我們的課桌是在土坯垛上搭的木板，板凳是從自家帶的。教室雖然簡陋，但在我們農村孩子眼里已經很神圣了。

我所就讀的“耕讀小學”實際上只有一個班。校長、老師、班主任都是一個人，他叫李維忠，是本莊人，論輩數我該叫他“表爺”，我從上耕讀小學后就一直叫他“李老師”。李老師中等身材，濃眉大眼，留著平頭，面帶微笑，和藹慈祥，走路不慌不忙，說話不緊不慢。他脖子上掛一把鐵哨子，上課時站在門口吹幾聲，同學們就像小雞一樣往教室里跑。全班大大小小只有十幾個孩子，那時我才五六歲，也有十來歲的。他們大多數是女同學，因為家里姊妹們多，又是家里的老大，需要幫助父母照顧弟弟妹妹，所以入學較晚。有幾個都是姐弟或姐妹同時上學的，我和三姐也是同時入學。李老師經常帶領我們走出教室，走進大自然，認識大自然。學校北側緊靠駐新公路，東西兩側都是莊稼地。公路上來來往往的車輛，春天油菜花的金黃，夏天玉米、秫秫的蔥綠，秋天有芝麻、大豆的飄香，冬天有濃霧和皚皚的白雪。這些田園風光和農作物幫助我們提前認知，同時也讓我們學會了點種、捉蟲、澆水、整枝、打杈等農業技術，使我們從小就懂得土地的重要性，知道勞動的艱辛和糧食的來之不易。

就是在這座破舊的教室里，李老師教我們“1、2、3……”教我們“ā、ō、ē……”教我們“人、口、手……”教我們唱“《東方紅》……”給我們講雷鋒、劉文學的故事……

李老師為了鞏固學生所學的知識，活躍課余氣氛，他用硬皮紙做成兩副紙牌，讓我們當撲克玩，一副是語文，一副是算術。他把所教過的生字寫在硬皮紙上，為語文撲克。把學生的算術題也寫在硬皮紙上，制成算術撲克，教學生們玩。兩個人或三個人玩，也可以把各自的紙牌平均分配，拿到手上，甲將紙牌拿給乙，乙就把紙牌上的字讀出來，能讀出來就放到桌上，由乙拿著自己手上的紙牌，給丙或甲讀。若讀不出來，就必須把對方的紙牌放在自己手上，也無權叫對方認字了。就由下一方叫下一個人讀字。由此類推，誰手上的紙牌放在桌上的多，誰就贏了。誰手上的紙牌多，誰就輸了，誰就得唱首歌，算術也是這樣。只要能把紙牌上的算術題做出來，就可以把紙牌放在桌子上，也有權叫下一方做算術題。若做不出來就得把這張紙牌拿到手上，手上的紙牌多，也就是輸了。

李老師不光教我們識字、算數，還教我們唱歌。唱的是：“耕讀小學是枝花，公社兒童喜歡她，栽花人是共產黨，從此不會當文盲……”嘹亮的歌聲引得路過的鄉親們不由自主地走到門口伸頭看看。

也許是李老師教得好、出了名，有一天水屯公社黨委宣傳委員焦清彩帶領公社文教助理員劉鈺、公社耕讀專干王志法陪同汝南縣文教局張炳奇股長到俺莊的耕讀小學檢查工作，同學們正有說有笑寫作業時，發現來了幾個“大官”，誰都不敢吭聲了。教室里頓時靜得掉根針就能聽見。當他們正檢查同學們的作業時，不知是誰放了一個響屁，立刻引得大家一陣兒笑聲。俗話說：“一粒豆，一個屁；十粒豆，一出戲。”孩子們吃的大多是紅薯等含淀粉多的食物，這些食物在腸道內發酵，很容易制造出如雷的響屁和臭屁。待檢查人員走后，李老師雖然很生氣，但是沒有嚴厲地批評我們，而是嘆了口氣，說：“孩子們，課堂是斯文所在，不可有辱斯文，要學會控制自己的行為，才能把握自己的人生······”這話比批評我們還厲害，讓我們記住了一輩子。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俺莊的耕讀小學就停辦了，我們年紀小的學生都到水屯完小上學去了。李老師由于教學成績突出當上了民辦教師，后來了轉為公辦教師。

　　晴耕雨讀，讓我們這些農家子弟在農作中學會了堅忍，在讀書中學會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