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說“人類的一切不幸均來自一個原因，他們不知道如何安靜地在家中休憩，所有的玩樂皆是虛妄，能在沉默與孤獨中專注于必要之事的人，方是唯一可以棲居在真實中的人。”1993年出生的北馬其頓女導演塔瑪拉·科特夫斯卡和紀錄片導演盧博·斯特法諾夫用了近四年的時間拍攝了《蜂蜜之地》（2019），記錄了一位傳統的女性養蜂人的日常，影片所呈現的內涵震撼力極大，原因在于女主角恰如帕斯卡所說的一般，是那種“棲居在真實中”的人，專注于“必要之事”——慈悲、信念與愛。影片因油畫般質感的畫面、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及其深邃的認知而受到觀眾和媒介的好評，于2019年獲得圣丹斯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2020年獲得奧斯卡金像獎兩項提名。

在浪漫與殘酷現實之間：人的存在與生命的多元

紀錄片《蜂蜜之地》從兩戶人家的日常入手，因拍攝方式和拍攝過程比較獨特，導致它在外在形式上具有了故事片的特征。導演塔瑪拉畢業于電影專業學院，在做紀錄片時她“側重于結構、角色和編劇法”，而合作導演盧博則看重“主題、拍攝對象的環境部分以及表達是否清晰”及其“關聯性”等，所以他們的合作使得這部紀錄片看起來既具有現實主義的現實性，又具有故事片的完整性。

導演把鏡頭對準女主角，將50多歲的單身女人哈提茲作為討論諸多問題、現象與思想的核心點，運用她的日常生活以及她和其他人的關系作為討論的出發點，影片討論了善的法則、生死、世俗以及人的存在與非存在。哈提茲在被男性鄰居“自私自利”的不良行為困擾時,對母親說:“你快死了，我之后該怎么辦？”“你總有一天會死，那時我該怎么辦？”1964年出生的哈提茲在已知天命的年齡,還是感到了自己存在的無所適從。“往哪里去”是她的困惑和困擾，也是所有人終將面對的問題。84歲的母親依照人類千年的規律與經驗，給出了傳統的答案：“結婚”。“結婚”是人們擺脫孤獨、恐懼與茫然的一種聯結，除了心理上、精神上的聯結，“結婚”也是經濟上的聯結。影片中的戀愛歌曲唱到“姑娘讓我給你買糖，然后一起離開這個村莊”時，畫面是侯賽因大著肚子的妻子在汽車后面用力推車前行的鏡頭。精神上的依賴、甜蜜的戀愛與現實生活真實的場面，將浪漫和世俗詮釋得意義無窮，卻也豐富了生命的多元意義。

靈魂天平之砝碼：善惡平衡萬有的法則

哈提茲居住的山村地理位置偏遠，沒有公路、電力、網絡和自來水等，原有15戶人家，現在只剩哈提茲一家，后來一墻之隔的放牧和養蜂的侯賽因一家因季節而遷徙回來，哈提茲被充滿生氣的孩子們和大人吸引住，站在墻后凝視與觀望他們的生活。哈提茲喜歡孩子，兩家漸漸從陌生開始熟稔起來，哈提茲把自己最好的“一半一半”養蜂原則分享給侯賽因。他們都是土耳其人，各有自己的信念，也恪守各自的生存法則。哈提茲以自然樸素的方式尊重自然中的生命，如采食蜂蜜時，她會使用不斷重復的單音詞或疊詞，如“吧-吧-吧-布啦-布啦-嗨……”與蜜蜂交流，含蓄、莊重而神圣。在切割蜂巢時，哈提茲與不停地大吃大嚼、唯利是圖的商人不同，堅持“善”的理念，恪守與蜜蜂“你一半，我一半”的原則，而不將人的利益置于善的存在之上，她“去甚，去泰，去奢”，惟道是從。在市場豐饒的物質面前，生活并不富有的哈提茲對一把扇子、一根香蕉，或一瓶染發劑都充滿生命的感恩、狂喜與激越，質樸的氣息溢滿“善”之美。

在土耳其人赫迪爾萊茲節的前一天，她對母親說：“所有的女人都喜歡美，你的女兒也不例外。”別爾嘉耶夫曾經說過美是善的呈現，善是終極目的。影片除了對“善”與堅持“善”加以呈現以外，還呈現了“善”作為平衡法則的威力。哈提茲在遭到男性鄰居的欺負時，母親安慰她說：“神會懲罰他們的，希望神能焚燒他們的肝臟。”此時的鏡頭是哈提茲母親被豹紋頭巾裹住的半張臉的特寫，老人一只巫師般的眼睛深邃而有某種預見力，猶如拉圖爾燭光下的人物，寧靜、神秘且充滿力量。

影片接下來記錄了侯賽因一家50頭牛得病死掉的事實。侯賽因因迫切需要錢而過度采食蜂蜜、為了給牛提供更多青草放火燒山，用謊言來應對哈提茲的詰問，善惡的平衡像“道”一樣存在在那兒，失衡的后果自現。這種規律或者紀錄片的這種創作手法也符合《詩學》中所提到的可然律：雖然直接原因看起來沒有那么明晰，但其根深蒂固的因果關系存在，所以災難并非系老母親的詛咒力量，而是歷經漫長生命的她在總結善惡的自然平衡法則而已。

畫面作為純視覺藝術的呈現：從數學理念到終極理念

柏拉圖認為從低到高，從自然物、人造物、數學、范疇、道德和審美到“善”的理念，“善”是最高的理念，構成了各種理念由以派生的終極根據，同時也是所有理念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標。《蜂蜜之地》中的很多風景畫面寧靜深邃，構圖中的線條簡單而嚴肅，幾何效果強烈，令人感到素樸、抽象和善的無盡含義，也如塞尚和莫蘭迪所論述的：“自然中的每件東西都與球體、圓錐體、圓柱體極相似，要用圓柱體、球體、圓錐體來處理自然”，“以數學、以幾何，幾乎可以闡釋一切。”從哲學家到畫家，到《蜂蜜之地》，他們深諳“善”之理念的形式與內容如何呈現。在這部紀錄片中也有許多人物面孔的大特寫畫面，燭光或晝光下的人物既有古典主義的寧靜，又有風格主義的色彩效果，營造了一種宗教般的氛圍：面部特寫、一束光和簡單的靜物成為一種嚴密的結構，在簡化的形式和簡約的隱喻中，接近了原初為“道”、為“神”，或者為純粹“理念”的本體。

導演通過特寫將人的外在與內在清晰而真實地放大在屏幕上，從直覺和運動上具有了“純視覺藝術”的效果，引人沉思。哈提茲身穿檸檬黃襯衫，頭戴綠底黃花的圍巾，面帶微笑凝望遠山，樹木、青草、牛群和那里的人，遙遠而寧靜。她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可以直接凝視的人的本質、理念性的存在，它以質樸的方式顯示生命。哈提茲有婚嫁的機會，因母親而留下來，雖然“柔弱勝剛強”，她也還是帶著生命脆弱的顫抖。當受到侯賽因一家困擾時，她哭著想“抱著母親逃跑”，引發人的惻隱與憐憫之情。如果說她是參透了向死或向惡而生的道理，這難免入俗。可她的確已經清晰地意識到人類存在的悲哀——侯賽因一家及自己的家庭已經將能意識到的人之惡呈現了出來，但她表現得平靜。在這驚人的平靜背后，是她內心的激越。如果沒有這生命的激越與狂喜，便不會有她在燭光下的寧靜、平靜和生的喜悅。這些哈提茲的特寫鏡頭不再是運動-影像意義上的視聽藝術，而是引人深思的純視覺藝術，意義無限。

棲居在真實中：

對人的認知、隱喻與詩意

《蜂蜜之地》整部影片人道精神無處不在，在日常生活、節日狂歡、死亡之夜與恐懼宣泄之時，角色所揭示出的人的存在構成了形而上的超驗現實。這種現實把世界的幾何形的、五彩繽紛的和諧，與誕生著的一切、生活著的一切、走向死亡的一切重新結合在一起。這一切包含著愛情、世俗生活和優美，甚至也包含丑陋和恐懼。

導演在將鏡頭對準富有生活氣息的侯賽因一家時，多次將鏡頭對準羞赧不說話的小女孩，她被哥哥推倒后胸口硬生生地硌在樹樁上、被河水幾近淹死、被蜜蜂蜇腫眼睛……柔弱的女孩沒有臺詞，但恐懼、痛苦與警惕一直在她的眼神里出現。當哈提茲母親詛咒了侯賽因之后，用了小女孩一個人坐在鐵皮屋脊的鏡頭進行轉場：懵懂的女孩坐在高高的光滑屋脊上，險象叢生，危機四伏，意味著女性或者穆斯林女性在男性社會中的不安、脆弱與被動。還有現代社會不可忽略的商人角色，他一直在貪婪地吃東西，不斷地以利益引誘孩子眾多的侯賽因，象征著現代商業與物質的極大豐富對樸質古老文明的侵入。

導演在呈現生命的狂歡之時，也流露出了淡淡的哀傷，哈提茲與年邁的母親對話就像一首微微帶有苦味的蜂蜜之詩：

你喜歡春天嗎/有春天嗎/當然有/有太多個冬天已經過去了。（張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