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6月25日凌晨，我國著名電影配音藝術家劉廣寧去世。我們邀請在劉先生晚年曾陪伴在她身旁的友人，撰寫一組回憶文章，以表深切的懷念之情。

公主的老花鏡和紅圍巾

遠方（草嬰讀書會發起人，草嬰書房顧問）

江南的雨，淅淅瀝瀝。2020年端午節的一大清早，窗外是連綿的雨。就在這樣的早晨，得知了敬愛的劉廣寧老師離去的消息，不禁悲從心來。

與劉老師的交集主要都是在工作方面。如她所言：我這個人沒什么興趣愛好，就愛從事配音工作。在我們相識的日子里，聽劉老師講過多部俄蘇電影的幕后配音故事，還有幸邀請她擔任過多次文化講座的文化嘉賓與朗誦嘉賓。有電影《迷人之星》的幕后配音工作，有名著的片段朗讀，如《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等，也有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等大詩人的詩歌朗誦。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翻譯家草嬰先生的追思朗誦會與草嬰書房的開幕式朗誦。

上海電影譯制片廠曾經為多部名著電影做配音工作，其中就有托爾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陳敘一廠長擔心這部電影相關的歷史與人物難理解，于是他特地邀請當時正在從事托爾斯泰小說系統翻譯的翻譯家草嬰先生到譯制廠來，為配音組講解和分析小說人物并專程錄影以供反復觀看。那是劉廣寧老師和她的同事們第一次與翻譯家草嬰交集。沒想到的是，中國配音網的孫潔老師竟然找到了這段珍貴的錄像資料，讓人喜出望外。她告訴我，這是熱心的網友上傳給她的，要感謝這位有心的朋友讓我們有了一睹譯制片廠幕后工作的機會，也從側面讓我們了解了，上海電影譯制片廠的經典嚴謹求實的來源。

2015年10月，草嬰先生在華東醫院離去。為了表示對這位歷時二十多載系統翻譯了托爾斯泰所有小說的翻譯家的懷念，我組織策劃了一次追思朗誦會，地點選在距外灘俄羅斯駐滬領事館一步之遙的浦江飯店（現為上海證券博物館）。追思朗誦部分的內容是翻譯家的翻譯小說與詩歌，多位文化界的生前至交好友出席。朗誦的嘉賓是上海電影譯制片廠的曹雷與劉廣寧老師，俄方派了領事館的文化專員代表伊琳娜女士。

在活動的前一晚，劉廣寧老師打來電話，語氣聽上去像是匯報準備工作的年輕人。

“遠方先生，晚上好。不好意思，這么晚還打擾您。我知道您準備活動很忙。我決定還是選那件我一開始就想到的橘色上衣來參加朗誦，它的顏色和浦江飯店比較搭配，您覺得呢？”

“朗誦的文件夾我還是想選黑色的，莊嚴又正式，好嗎？”

她永遠是這樣溫和的商量口吻且一直稱呼我先生，現在念及，聲音猶在耳畔。

就這樣又陸續說了十來分鐘，最后她又不好意思似的、猶猶豫豫地問我能否將朗讀內容的文字稿用大字體打印，好像擔心我會拒絕她的小小請求。我當時有點莫名好笑，她馬上又認真解釋到，因為她的眼睛老花了，然而并不想在那個場合戴上老花鏡登臺。我登時了然，這是屬于她個人的小請求，和商量工作并無關聯，當即向她表示，一定會將清晰的大字打印稿提前給到她，她才安心放下電話。通話結束后我不禁想，老一代人為人處世的細節確是我們年輕人的學習榜樣。當時忙于準備活動，這件小事也就一晃而過了。

后來我們相處久了，感情也日益深厚。每次我驅車送劉老師回家，她仍要由衷稱謝，而且一路上的話題始終圍繞著工作。生活上的只言片語匯聚起來，我才對她更為了解。回家路上，有時候我也納悶，觀眾和場地方與組織者都那么滿意，她還有各種擔心，是不是過度苛求自己了呢？

再之后的日子里，我們合作的活動越來越默契，劉廣寧老師對我也益加信任。如果有觀眾獻花或者在互動中稱贊她的表現，她就會高興得如同孩子一般。然而她的身體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衰弱下去，于是她開始憂心忡忡，擔心自己氣息不夠，表現不好，辜負了到來的熱情觀眾。每每到此，我就要設法寬慰她，還會提前準備點小笑話逗她開心。哈哈一樂后她說她們廠譯制的蘇聯電影很多，但是以前真的從未聽到過蘇聯的笑話呢（她說到上譯廠永遠是說她們廠）。

時間一晃，2019年的3月，草嬰書房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正式對外開放，除了文化界的領導與嘉賓，還有許多當年的文學青年慕名前來觀禮。劉廣寧老師當時剛到徐匯區中心醫院住院檢查，她主動請纓希望在開幕式當天朗誦草嬰先生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還希望不要重復以前朗讀過的，即沃倫斯基在車站與安娜的初次相遇片段。最后我磨不過她，挑選了一幕吉娣眼中的安娜片段請她準備。

地處鬧市中心的徐匯區中心醫院，住院部的大廳里，她仔細看著大字打印的朗讀稿，細聲和我交流著。她堅持不要在病床上看稿，這對她來講，是一件鄭重的事情。

“安娜當時上映非常轟動的，還有許多報紙文章在討論。”

“在吉娣的眼里，安娜就是公主……”

“遠方先生，我們這樣坐著，我好像又回憶起了當時，草嬰先生來我們廠里講課。當時我們都很年輕呢……”

我望著她的銀發，心里百感交集。當時窗外車水馬龍熱鬧非凡，窗內靜謐美好時光靜止。

草嬰書房開幕式前的晚上我收到劉廣寧老師的一條微信：“遠方先生，謝謝你明天早上還要開車來接我。其實從醫院到草嬰書房很近的路。明天早上能否請你或麻老師給我帶一條紅圍巾？明早見。”麻老師是三聯書店出版社為她出書的責任編輯麻俊生先生。

開幕式活動結束后，我送她回到醫院。她又一次謝謝了為她準備的紅圍巾，她說紅圍巾很漂亮，可以遮一遮她的病容，言語中卻又透著遺憾和抱歉，以及對身體的不自信。

再后來的一年多時間里，我間隙去醫院看望了她三次。第一次她還開心地用橘子招待我；第二次她喝了我帶去的赤豆粥（她那時已經只能喝粥了）；最后一次是在疫情期間，我削了蘋果片喂給虛弱的她。

我將蘋果片遞到她的嘴邊，心情一陣難過。她知道我的心情，用昔日學習鋼琴的手指，在我的手背上輕輕扣了兩下以示感謝。

“謝謝您又來看我。”

“這就是……生活啊……”

簡單而簡短的兩句話，臺前光彩奪目的她說得有氣無力，斷斷續續。

在2020年端午節的下雨天早晨，我回想起她，最后一次探病時強忍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忍不住為她寫下一首小詩：

睡吧睡吧我的藝術家

睡吧睡吧我們的藝術家

且把美夢停駐

妳不曾辜負生活與觀眾

時光也不曾虧待于妳

妳是聲音的寵兒

妳是永遠的公主

公主無需任何的裝飾

無論是老花眼鏡

還是大紅的圍巾

6月29日

我夸過她的紅披巾好看

趙蘅（畫家）

一個你并不熟悉只見過一面的人走了，在端午節的凌晨。一個上午都在問自己，為何這樣難過？從清晨驚悉噩耗開始，悼念的文章一篇接一篇，比逝者歲數長的她的同事，幾位同樣耳熟能詳的我國譯制片配音前輩，都寫了惋惜的文字。他們一位位從銀幕后面走出，和她形成了一個整體，在這個令人惶恐焦慮的特殊年份，一下子顯得格外奪目，一幕幕往昔歲月，似乎在送別一個時代那樣悲壯。

我這才幡然醒悟，意識到她的離世不僅是她個人生命的終結，而是與那些被她配過音的美麗、純良、善良、柔情似水的女人纏繞在一起的，那些悲喜交加的命運故事隨時代的變遷為過眼煙云，可宛如天使和公主的甜美聲音從未離我遠去，一部一部都深深印在心底。我早已分不清這是苔絲，瑪拉，芳汀，路易莎，夏子，幸子，年輕的阿崎，孤獨的天鵝……還是劉廣寧老師本人了。這些難忘的銀幕形象對你的人生、理想、愛情、苦難、幸福幾個重要的節點，竟發生過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如對理想的堅持，對幸福的追求，對困難的不畏懼，對愛情的忠貞。

回顧當年這些影片的首映或重映，恰是在十年浩劫結束，中國迎來改革開放的春天之后，熱愛電影的我們像是干涸已久的禾苗遇上痛快淋漓的雨水，那種狂喜，那種如癡如醉的恨不得將全世界所有的經典影片都飽覽一通的饑渴。至今還記得擠在一間小放映間看《魂斷藍橋》的情景，還記得電影界在北影大禮堂看《葉塞尼亞》的轟動。還記得全場屏住呼吸傻看銀幕上的初吻，為又一個香魂隕落扼腕抹淚的場景。那樣的激情，那樣的走火入魔，那樣的精神享受，是今天捧著爆米花進影院的年輕人不可想象的。其中經過劉廣寧老師配音的影片，占了足夠的分量！

時間的鐘聲敲回到2019年的陽春，3月23日，草嬰書房舉行了開幕典禮。一早，我隨草嬰書房的顧問遠方去醫院接劉廣寧老師，聽說馬上就能見到仰慕已久的明星，抑制不住的興奮。當高挑個兒、優雅的老師在麻俊生老師的陪伴下出現在醫院門口，一剎那，恍惚她是從銀幕里飄然而至，鮮紅的圍巾，墨綠的外套，白皙的瓜子臉，雖有些憔悴，卻仍透出超凡之美。

上車后我對坐在后座的她說了幾句不符合自己年齡、中學生粉絲那樣的傻話，她報以微笑，禮貌地答謝。聽說劉老師住院一年了，按醫囑本不該外出參加活動的，可她堅持要來，還要朗誦草嬰先生著譯片段。這篇出自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里吉娣的獨白選段，不知出自策劃人之意，還是劉廣寧老師特意為自己挑選的。

就在那天，我站在來賓群里畫畫，劉廣寧老師朗誦時，我邊畫邊聽。這個單純可愛的俄羅斯少女，眼看心儀的渥倫斯基的目光被魅力四射氣場強大的安娜所吸引，一面不能不承認安娜壓倒群芳的美艷，一面又因自信挫敗帶來失落、無助、自憐、羞辱，恨不得鉆進地縫里。人物復雜的心理活動，全被劉廣寧老師用她的內心體驗、聲音完美地展現出來了。那一刻，在這幢西班牙風格的建筑、中國著名翻譯家草嬰的公共書房里，所有的人都陶醉在十九世紀俄國偉大作家筆下的場景中，我的感動化作畫本上幾乎發顫的筆觸，便不言而喻了。

散場后，我請劉老師在我的畫本上簽名，夸她裹住消瘦雙肩的披巾好看，大塊的紅和深藍的圖案搭配，設計得非常藝術，頗具修養。這也是我對真正藝術家劉廣寧老師的贊美。一年零三個月過去，記憶中這是我和她交談的最后一句話。

6月28日于南京雨天

“姑奶奶”劉廣寧走了

麻俊生（劉廣寧著作責任編輯）

真沒想到，劉廣寧老師這么匆匆地走了。

6月25日清早，窗外大雨如注，打開手機，一眼看到劉老師之子潘爭發來的微信，告知媽媽于凌晨1時02分走了，我頓時驚呆了。望著窗外的大雨，與劉老師的點滴交往也一幕幕涌現在心頭。

和劉老師相識于2015年9月的一次克勒門文化沙龍。這個文化沙龍的掌門人是著名作曲家陳鋼，每月都會邀請海內外文化藝術界的知名人士舉辦一次交流活動。就是在這次活動上認識了劉廣寧老師。

初見仰慕已久的配音藝術家，心里不免有些激動和緊張。但劉老師外表“高冷”，卻是一位非常和善的人。談到她在香港時，居然還跟香港三聯書店合作錄制過普通話朗讀磁帶。這一點得到原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老總的證實，當年他正在香港三聯書店任職總編輯，他說：“二十年前她在香港，很漂亮。她認識我。”劉老師在上譯廠退休后便和先生一起回到她的出生地香港開始了“二次創業”，直到先生病逝才重新回到上海。

劉老師坦率地跟我講，前些年不少朋友建議她寫文稿整理成書，但思念如兄如父的老伴，怎一個“痛”字了得。我鼓勵她先寫一些小文章在報紙上發表，積累多了就可以結集出書。果不其然，劉老師在《新民晚報》“夜光杯”陸續發表了十多篇回憶上譯廠老同事的文章。隨后便給我送來許多既有手寫稿、打印稿，也有在雜志上發表過的各種文章以及大量照片。

有兩個細節，特別體現劉老師的認真和細心。一是書名如何取？劉老師最初擬了三個書名供我參考。我選取其中之一《從不曾忘記的往事——我和譯制配音的藝術緣》。沒過幾天，劉老師給我打電話，建議正副書名對調下，原因是光從正書名讀者看不出是回憶哪方面的往事，如果不顯示出副書名，就更不知所云了。我認為很有道理，欣然接受了劉老師的建議。

另外，劉老師說自己是配音演員，希望將自己的一些配音小片斷放在書中供讀者欣賞。這一建議獲得狄菲菲創建的“領聲工作室”的大力支持。他們專程陪劉老師作錄音剪輯，由劉老師選擇片斷，哪多剪了，哪少剪了，聲音過強還是過弱，她都能聽出來，最后剪輯出19個精彩的配音片斷。

我建議在書后附二維碼，用手機掃描即可聽。但劉老師堅持要制成光碟，理由是有不少老年朋友不大會使用手機，要照顧到這部分人。我雖然感到為難，但沒有當即否定。好在三聯書店一直有電子音像出版資質，在部門同事的大力協助下，終于順利申請到音像專用書號，滿足了劉老師一個小小的心愿。

在編輯的同時，我也在編輯劉老師之子潘爭的書《棚內棚外——上海電影譯制廠的輝煌與悲愴》。這使得劉老師的書和潘爭的書先后腳出版。2016年12月25日在上海圖書館“上圖講座”舉辦了隆重的新書首發式。劉老師與潘爭母子同臺共話譯制片，受到熱烈歡迎。當天正好是潘爭的生日，陳鋼老師親自彈奏生日快樂歌，劉老師也為兒子送去親吻，場面溫馨感人。售書簽名時潘爭說終于體驗到了“簽到手軟的感覺”。

一次劉老師問我還在給誰出書，我說了一些，她感嘆道：“這么多姑奶奶，伺候得過來嗎？”所謂姑奶奶，自然是指年紀比較大的老藝術家，也包含著這些老藝術家個性不同，不一定好伺候的含義。但我感受到的是姑奶奶們的謙虛與認真。

此后我就多次陪“姑奶奶”劉老師參加各種講座和簽售活動，講座中聽眾提的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你最滿意自己配的哪部電影？劉老師的答復是：“要說滿意，我一部也沒有，但有我喜歡的，像《尼羅河上的慘案》中的杰基、《天使的憤怒》中的詹尼弗、《望鄉》中的青年阿崎……”劉老師常說：“我沒有別的能耐，也不養寵物、花草，不打牌，最熱愛、最吸引我的就是幕后的錄音。”也許正是這樣一種專心和執著，成就了劉老師杰出的配音藝術事業。晚年的劉老師仍喜歡看自己配音的譯制片，還會不斷地從中給自己挑毛病。

劉老師身體一向很好，不成想2018年底她將要步入80歲時出了狀況。一天早晨她準備處理家中舊報，就在彎腰時無緣無故摔倒在走廊里。鄰居聽到聲響，出來把她扶回屋。當天她堅持參加了一場社會活動，回來后去醫院，檢查的結果是心血管堵塞，只能做支架手術。

去年年底，潘爭通報媽媽再次住院了。今年3月24日，聽說醫院允許探望病人了，我便趕去醫院探望劉老師。那時劉老師身體大不如前，躺在床上已經離不開吸氧了。談到自己的病，劉老師真是心有不甘，她說以前不是這樣啊，年輕時也吃過很多苦，得過很嚴重的瘧疾，但都挺過來了。

最后一次見到劉老師是在5月1日。那時潘爭的《棚內棚外》補充修訂為新書《聲魂——“上海電影譯制廠”的清明上河圖》剛剛出版，這本書從一個側面也記錄了劉老師家庭及個人的歷史。特殊的疫情防控下，只允許下午5點到6點探望病人。我帶了一點自己包的餃子，又帶了幾本潘爭的新書去看望她。我拿出潘爭的新書請劉老師簽名，她用力握緊筆，認真地寫上自己的名字，便氣喘吁吁了。我不忍心讓她繼續，這也許是劉老師最后的簽名。

之后，劉老師的身體狀況更加惡化，醫生也確診是癌癥，我們不忍心讓她知道，她一直期待著可以出院，為喜愛她的觀眾朋友繼續朗誦和配音，她從沒有想到病魔會這么快把她帶走!

窗外的雨下個不停，寄托我對劉老師無限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