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太廣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們生產隊從宿鴨湖遷移出來后，俺家和另外三戶人家被臨時安置在水屯街南端，緊靠駐新（駐馬店至新蔡）公路南側的干店旁。

這個干店共有五間茅草房，中間是過道，東西兩間均是大通鋪。當時的駐新公路是磚渣路，每天過往的汽車、拖拉機、馬車、架子車和行人絡繹不絕。到了夜晚，一些馬車、架子車和行人紛紛找地方住宿，干店里常常住得滿滿的。

干店，大多設在公路沿線的集鎮或火車站、汽車站、碼頭旁邊。1975年春天，我高中未畢業在家勞動期間，隊長辛鳳林讓我和石頭哥一起拉著架子車去汝南縣外貿公司領取“養豬生產先進單位”獎給的一噸日本尿素。我們從早晨出發，步行近三十公里走到汝南縣城，等到下午裝好車已四點多鐘，我們拉起架子車就往回趕。當走到光明公社（現為老君廟鎮）北側時，架子車的一個輪胎被什么東西扎破，這下可急壞了我們。天色已晚，夜幕降臨，路邊的修理鋪也關門了，周圍黑燈瞎火的，只有路北邊的一個門口掛盞馬燈，走到跟前一看是“干店”。我和石頭哥商量，既然架子車壞了，還有十多公里的路程，干脆到干店里住下，等明天修好車再回去。

我問一位在門口草墩上坐著的老漢，他說每人五毛錢一宿。好在我們出發時會計給的有點錢，我們交罷一塊錢后，他給了一條深藍色又破又舊的棉被讓打“老通”。當我接到被子時，聞到一股刺鼻的異味，棉被兩頭的灰垢就像剃頭刀子布一樣明晃晃的。我們把架子車停好后，已感到肚子餓得難受，想盡快找點東西吃。發現不遠處一位婦女挎著草籃子，上面蒙塊布。她看到我們先是一驚，我問她是賣饃的嗎？她未立即回答，而是四處張望。因為當時社會上仍是割資本主義尾巴時期，所以做生意的都很害怕。也許是那位婦女從我稚嫩的聲音中聽出不是干部時，緊張的心情才放松下來。她說：“紅薯面窩窩頭，五分錢一個。”俺倆一共買了六個，又走進一個茶館，買了八分錢的茶，算是解決了晚餐問題。我們回到干店里，沒有洗腳，也沒地方洗腳，就準備睡覺。這個干店也是大通鋪，借助墻上如豆的煤油燈光，我發現地鋪上已并排睡滿了人，且鼾聲此起彼伏，伴著濃重的臭屁、臭腳丫子氣、棉被和衣服上的怪味、地鋪上的霉味一起沖進鼻腔，令人作嘔。但條件就是這樣，想走，也走不了，想找干凈的地方根本沒有，我們只好讓老漢想辦法。那老漢喊醒了幾個睡得正酣的漢子，讓他們往里靠靠，才給我們騰出兩尺來寬的地方。我脫下“解放”鞋后，一股腳臭味撲面而來，接著脫掉棉褲、棉襖鉆進了冰涼的被窩。我剛想睡著，一位在里邊睡覺的中年漢子出去小便，也許是他惺忪的睡眼看不清楚，一下子踩到了我的胳膊。我尖叫一聲，驚醒了滿屋子的人。很快，我就閉上眼睛迷迷糊糊睡著了。當門外“咕咕”的雞叫聲把我驚醒時，天已大亮。我和石頭哥趕快看架子車上的化肥，一袋沒少。我們沒有洗臉，也沒吃早飯，把輪胎補好就返程了。

1980年冬天，我在駐馬店師范學校上學期間，父親患了重病，要到鄭州治療。那天俺倆到鄭州火車站時，已是夜里十點多鐘。出站后，外邊北風呼嘯，大雪紛飛，氣溫零下十幾度。這時一位老者上前詢問：“住干店嗎？”我問：“多少錢？”老者邊回答邊用手指比劃：“兩塊半！”我看看父親，他搖搖頭。因為他知道我每月只有十七塊五的生活補貼和助學金，家里幾乎沒有什么收入，出來治病是借了幾家親戚的錢。就這樣，俺倆硬是在火車站候車室里冰涼的水泥地上熬了一夜。

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干店在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招待所、旅社和豪華的賓館、酒店。我走上領導崗位后，仍習慣過艱苦生活，辦啥事都想省吃儉用，如果花錢多了就心疼，再加上有過住干店和住不起干店的經歷，我只要到外地出差，一般不去高檔酒店，而是找旅社住。1993年春天，我在汝南縣張崗鄉當黨委書記時，有一次到鄭州招商引資就住在一個干店里。早晨在街邊地攤上吃早餐時，正巧被老朋友劉康健碰見，他說：“像你這樣的人不多。”1996年至2001年9月，我擔任駐馬店電視臺臺長期間，每次到北京出差，大都住在中央電視臺對面的“有色金屬第四招待所”地下室里。經常與我出差的副臺長徐耀東曾對我說：“咱住的這個地方跟干店差不多。其實你不知道，有的人不愿意跟你一塊兒出差，原因是嫌住的條件差……”我聽了以后，心里很不平靜。仔細想想也有道理，現在的經濟條件好了，住高檔酒店既排場、享樂，單位又能報銷，何必非住條件差的地方呢？但我是這么想的：自己是農民的兒子，不能忘本！不說唱高調的話，自己就是這么個生活習慣，這么個秉性，只要不是有關部門統一安排的住宿，我就是想住在類似干店的地方，這樣會睡得踏實，心里得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