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太廣

我在水屯公社機關當通訊員期間，不僅體驗到人民公社體制、機制的作用，感受著當時形勢的發展變化，領略到當時的工作特點和工作方法，也看到了駐隊干部工作的艱辛。

在公社這所“大莊園”里，可謂等級分明，最高的是公社黨委書記，之后是副書記、黨委委員、革委會副主任、助理員、一般干部等。公社的“公有制”，實際上是公社各級干部的“私有制”。公社的土地財產、人力物力都由公社黨委支配；社員的生產、生活都由公社安排，大、小隊干部都由公社任命。公社的管理不是靠法律，而是靠人治。為了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盡快在農村貫徹執行，保證國家的計劃完整落實，實行公社干部分包大隊的辦法，在當時起到了督促、檢查等作用。

當時，對駐隊干部的要求是“分管一條線，管好一個片，包好一個隊，蹲好一個點，辦好一個場，種好一塊田，勞動一百天，工作同樣干”。駐隊干部的三件寶是“雨具黃包破棉襖，春夏秋冬農家住，三同一片口碑好”。在水屯公社，曾實行過“五、十制工作法”。即每個公社干部每月有十天吃住在農村，幫助生產大隊抓好農村工作，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每月回公社機關五天，其中一天匯報工作，兩天處理本職業務，兩天休息。時間安排得緊緊的。每天夜晚，公社革委會辦公室用電話查崗，看哪個駐隊干部回家了、離崗了；如果發現不在大隊部里，就要批評或通報，嚴重的給予紀律處分。到了春種、三夏、秋收、冬季農田水利建設高潮期間，一切規矩都被打亂，變成了“連軸轉”。“五”不存在了，都加入到了“十”的行列。駐隊干部整天在農村，無論遠近都不能回家，夫妻之間甚至好長時間不能見面。

駐隊干部的工資一般不高，每月四五十塊錢的占多數，大部分是“一頭沉”（家屬在農村），雖然他們生活很清苦，但很少有在下邊白吃白喝的情況。大隊部設有小伙的就在小伙里吃，沒有小伙的就輪流到社員家里吃派飯。

駐隊干部吃派飯時，隊長要挑會過日子的主婦，干凈利落會做飯的家庭，并且提前一天通知做派飯的人家，讓其打掃一下屋院，做些簡單的準備。第二天，留一個婦女在家專門做飯。駐隊干部派到誰家吃飯，誰家就高興，覺得很有面子。因為吃飯的人還要給錢和糧票，每天一市斤糧票四毛錢（分成三頓：即早晨二兩一毛錢，中午和晚上各四兩一毛五分錢）。那時候，社員都稀罕糧票，有了它進城就不用啃干饃、喝涼水了。

凡是管飯的人家為駐隊干部做飯，至少要炒上一盤雞蛋、一盤素菜。第一頓飯做好后，主人就讓孩子到駐隊干部駐地去請，其實是引路。吃的時候，男主人要陪駐隊干部吃。我曾聽到一個駐隊干部講過一件尷尬事。有一次，駐隊干部吃飯時，主人的小孩站在旁邊看，兩眼盯著那盤炒雞蛋，只盼多剩下點。沒想到駐隊干部吃過饃后竟然把炒雞蛋全部倒進了自己的稀飯碗里，小孩禁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弄得駐隊干部很不好意思。

駐隊干部也有被大、小隊干部邀請到家里吃飯的情況。一般飯食也就是煎餅、撈面條、雞蛋臊子，個別時候也有幾個盤，或雞肉面片、肉絲面的情況。那時，很少喝酒，即使喝也是喝公社種子場吊的混濁不清的高粱酒。當然，也有喝“張寶林”（即張弓、寶豐、林河）的，抽煙抽的是“芒果”、“金菊”、“三門峽”等牌子，這在當時也算是侈奢品了。

駐隊干部除了承擔自己與職務相對應的工作外，就是配合公社的中心工作。在生產方面，主要是催種催收。過罷春節就開始抓備耕，春天一到就抓春耕春種；夏天來了抓夏收夏種夏管和夏糧征購、高溫堆肥；秋天來了抓秋收秋種秋管和秋糧征購；秋天一過則要抓養豬積肥和打井、挖渠、修路等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對這些中心工作，公社抓落實的方法，除了把大隊干部集中到公社開會部署檢查外，最主要的是要靠公社干部駐在大隊里督促、檢查。那時，每年都要搞一場政治運動。不僅把大、小隊干部集中到公社里集中開會學習，最主要的還要靠駐隊干部帶領大家學習文件、組織討論、剖析思想、查找問題、進行背靠背或面對面的檢舉揭發、批評教育、整改落實等。因而，人們形容駐隊干部“春天是紅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富人，冬天是罪人”。也有人形容駐隊干部的工作是“春天搭班子，夏天挑擔子，秋天挨板子，冬天卸挑子”。

那時候，上級布置的工作有的脫離實際，違背群眾的意愿，大隊干部就千方百計推脫敷衍，甚至另搞一套。在落實種植計劃上，上級堅持“以糧為綱”，確保糧食計劃種植面積全部落實，而群眾則希望適當多種點棉花、油料等經濟作物，以解決日常生活所需。有一年，一位公社領導到田莊大隊檢查工作時，發現這個大隊擅自擴種了50畝棉花，這個領導很生氣，要求立即整改，毀棉種糧。這個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彭功倔強地說：“棉花已經出芽了，毀掉太可惜。”兩人爭論不休、互不相讓。書記氣得沒辦法，臨走時給駐隊干部王志法撂下一句狠話：“限兩天內改正，不然就撤職。”兩天后，公社領導讓王志法去實地一看，一株棉花都沒動。這下，可難為了王志法。王志法給彭功一談，彭功卻要“撂挑子”（即辭職不干）。王志法又騎著自行車跑到支書的家，像走親戚一樣，一邊喝茶、一邊談心、交心、溝通、協商，彭功終于同意改種一部分糧食，這一讓步也算給公社領導一個臺階，駐隊干部也好交差了。

駐隊干部如果駐上個好的大隊，與大隊干部配合得好，各項工作都先進，臉上就有光彩；如果大隊干部之間經常鬧意見，或者遇上大隊支書“撂挑子”，大隊的事情就沒人管，自己的擔子就重了，就像兼大隊支書一樣，責任很大，工作很累，直至選配好大隊支書為止。有一年，一位大隊支書早晨起來打開門一看，門口放一花圈，他氣憤不已，覺得自己出力不討好，得罪了人，遭人侮辱，還不如當個社員心靜。于是，躺倒不干了。駐隊干部雖然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做他的思想工作，就是說不通，氣得駐隊干部的臉色都變了，把茶碗往桌子上一蹾，站起來就開口罵：“你小子當了這么多年的干部連這點委屈都受不了，當干部的誰不受委屈，有一點委屈就“撂挑子”，還算什么黨員，還算個漢子嗎？晚上我不走了，準備飯。”嗨！這一招還真管用，這位支書立即招呼家人做了幾個小菜，兩人喝了個小暈。從此，這位支書再不提“撂挑子”的事了，第二天照常去大隊安排工作。

駐隊干部也有苦衷，如果是剛參加工作的年輕干部或工作能力不太強的駐隊干部，往往不受大隊干部的歡迎，他們認為年輕干部沒有工作經驗，沒有什么能力，工作上幫不了什么忙，處處被小瞧并受冷落。開會前不給駐隊干部打招呼，不與之商量工作，開會時不讓其講話，在講話中間不斷地被打岔或當即否定。到了吃派飯的時候，遲遲沒人去叫，或者被派到生活困難、居住衛生條件極差的戶。逢到好事想不到，遇到棘手的問題交給駐隊干部，等于處處給駐隊干部設難題、看笑話。這些駐隊干部如果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會遭人譴責，迅速傳播，到處熏臭，使其很沒面子，讓駐隊干部自己不得不向公社領導提出換隊的要求。

現在想來，公社干部駐隊是人民公社體制的產物，它伴隨了計劃經濟的運行，也伴隨了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而真正推動力完全是靠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最后的承擔者就是作為基礎的生產小隊，這種現象中國歷史上以前沒有，以后也不會再有。不管怎么說，駐隊干部長期駐在大隊、深入小隊、生活在群眾之中，有利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加強基層組織建設，了解社情民意、密切黨群干群關系，這是我們黨的傳家寶，也是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