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表示，2019年金融監管重點浮出水面，防風險仍是首要任務。需高度關注金融市場波動形成的風險聯動、貨幣政策傳導不通暢帶來的融資缺口、信用違約風險等。完善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監管、金控公司監管、地方債務監管等細則是補短板的重要內容。

防風險 守底線

專家認為，金融委設立目的在于強化跨部門監管協調功能，提高防范系統性風險的能力。梳理金融委歷次會議不難發現，“防風險”是其中的高頻詞匯，業內人士預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將仍是2019年監管工作的重點。

“自金融嚴監管啟動以來，金融業亂搞同業、亂加杠桿、亂做表外業務得到有效治理。”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表示，宏觀杠桿率過快上升勢頭得到遏制，其中銀行體系處于穩定運行狀態，各類金融市場風險總體可控，宏觀審慎政策的深化實施也有助于夯實我國金融穩定的基礎。

王青認為，2019年我國金融風險整體將繼續呈收斂之勢，主要風險點將從金融無序過快增長轉變為金融市場異常波動和房價大幅下行風險。預計今年外部沖擊很可能向國內金融市場傳導，不排除在特定時段國內股市、匯市及債市出現異常波動的可能。

從內外部環境看，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銀行分析師許文兵表示，在外部，要積極應對外部環境對國內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全球資本從新興市場流出對國內金融和貨幣體系造成的沖擊。在內部，要注意平衡好政策調整對實體經濟和金融機構的影響。

從風險增量和存量角度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認為，在增量風險方面，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客觀存在，實體企業風險未來可能進一步暴露，實體端的風險或會向金融端蔓延；存量風險方面，包括影子銀行、資管涉及許多存量風險，增量部分已經控制得很好，存量部分如何逐步消解，并避免對實體經濟造成影響，是未來需要討論的問題；另外，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問題也值得關注，其存量規模比較大，對經濟影響非常全面。

此外，房地產領域風險尚未消除。新時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表示，前幾年房價持續上漲導致風險積聚。歷史上很多重大的危機都是房地產引起的。

補短板 細則料出臺

專家表示，今年需在完善框架性政策及制度建設、處置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等方面持續補短板。

從框架性政策的角度看，興業研究分析師陳昊表示，尚待完成的補短板主要有四方面。一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今年可能會“補”上相關細則。但出臺規則并不意味著相關監管要求會立刻上升，參照發達經濟體經驗，為了保證金融體系平穩過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附加監管要求過渡期大多長達數年。二是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目前來看，金控監管側重點在于對非金融企業入股金融機構形成金控的監管，特別是一些互聯網金融新業態形成的金控進行監管，這方面在國際上參考先例較少，因此需要監管部門探索新路徑。三是商業銀行資本補充的問題，目前不少銀行資本比較緊張或影響未來信貸投放支持實體和表外資產回表，對于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而言，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達標也需要提前規劃準備，需要監管部門采取措施進一步補充資本。四是資管新規的配套文件。目前關于標準資產和非標準資產的劃分還沒有確定，這對于資管產品的投向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疏通都會有影響。

許文兵稱：“隨著銀行對民營和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繼續加大，要積極引導銀行提升風險管理能力，對增加投放過程中的潛在風險要引起關注。同時，要關注銀行體系的資本狀況和盈利狀況的變化，既要讓銀行在支持實體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要幫助銀行合理補充資本，維持相對穩定的盈利水平，提升銀行可持續經營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委辦公室已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多渠道支持商業銀行補充資本有關問題，推動盡快啟動永續債發行。

“監管補短板還可以繼續完善制度建設。”潘向東認為，一是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良好、完善、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降低支付、證券和金融衍生品等貨幣和金融交易的清算結算成本，鞏固金融服務、增強金融穩定，促進金融融合。未來可以加強與主要央行之間的支付清算系統、證券結算系統的建設，更好地推進資本市場互聯互通。二是完善資本市場基本制度。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進入退出制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投資者保護和教育制度，實現資本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三是完善跨境金融、金融科技等領域的監管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監管補短板的一個發力點將是穩妥處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王青表預計，監管層在2019年將適當擴大“正門”，較大幅度提高地方政府專項債規模；強化風險監測和預警，在保障承擔重點建設項目的城投平臺資金來源的同時，逐步弱化“城投信仰”預期；各地監管部門可能加強風險隔離，清理平臺之間的“擔保鏈”，避免城投違約風險蔓延。總體上看，2019年地方債風險處置將遵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堅定、可控、有序、適度”原則，在摸清底數、劃出底線的基礎上補齊監管短板。

尋平衡 強化政策協調

曾剛強調，在內外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今年流動性合理充裕是基礎，靈活利用政策工具箱支持結構性調整是手段，穩增長防風險是目的。

王青表示，2019年宏觀政策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是在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今年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需要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穩投資、穩增長，這是內部平衡的要求。但如果國內貨幣政策過于寬松，利率下行過快，又會對人民幣匯率帶來貶值壓力，特別是2019年全球金融環境仍處收緊過程的背景下，這是我國宏觀政策需要考慮的外部平衡。如果不能兼顧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將會削弱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基礎，難以有效應對沖擊。

“結構性去杠桿仍是監管的主要方向，要繼續限制并逐步削減存量風險，在此過程中要注意穩妥有序，把握節奏和力度，對政策的疊加效應要充分考慮。”曾剛認為，在化解影子銀行風險過程中，要考慮到實體經濟和金融的承受度，為穩妥轉型留足夠的過渡時間。民營、小微企業等領域獲得的資金支持還不夠，需要以結構性的政策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這些領域的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