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蔡元培、黃興、孫中山、林森、

胡漢民、宋教仁。

孫中山生前與《新青年》編輯中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都有過交往與合作，他對于化名魯迅的《新青年》編輯、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卻沒有留下任何印象。

出現在魯迅筆下的孫中山，也與普通人的理解不太相同。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孫中山比魯迅大15歲，兩個人都是被奉為楷模的歷史人物。在孫中山生前，魯迅從來沒有在作品中提到過孫中山的名字。

魯迅第一次公開談到孫中山，是寫作于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這是他應國民黨北京黨部的機關報《國民新報》的約稿，為“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而寫的紀念文章。文章通過對于“我們大多數的國民”的貶低否定，把孫中山稱為整個中華民國的“第一人”:“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有誰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實在特別沉靜，真是喜怒哀樂不形于色，而況吐露他們的熱力和熱情。因此就更應該紀念了；因此也更可見那時革命有怎樣的艱難，更足以加增這紀念的意義。”

魯迅把矛頭指向“幾個論客”。按照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所謂“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首先是1925年4月2日《晨報》所載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寫道:“孫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縣’、‘中山公園’等名稱，鬧得頭昏腦痛……索性把‘中華民國’改為‘中山民國’……‘國民黨’改稱‘中山黨’，最干脆，最切當。”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報》所載梁啟超的答記者問《孫文之價值》，“誣蔑孫中山先生一生‘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魯迅與孫中山一樣，是主張“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一名“戰士”。在寫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中，魯迅面對來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蔣光赤等“革命文學家”的政治圍剿，表明自己堅持這一觀點:“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于咬著牙關忍受……”

《中山大學開學致語》

《中山大學開學致語》，是廣州中山大學教務長兼文科教授魯迅，專門為1927年3月出版的《國立中山大學開學紀念冊》寫的表態文章，這也是他第二次公開提到孫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國民革命的結果，留下來的極大的紀念是中華民國。但是，‘革命尚未成功’。為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現今卻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設立在這里，如校史所說，將‘以貫徹孫總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學，從此要開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中山先生常在革命的前線……末尾的祝詞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學中人雖然坐著工作而永遠記得前線。”

中山大學“貫徹孫總理革命的精神”，其實就是中國教育史上頗為著名的“黨化教育”。在為中山大學專門負責“黨化教育”的政治訓育部所編印的《政治訓育》第7期“黃花節特號”而寫的《黃花節的雜感》中，魯迅再一次提到孫中山。

所謂“黃花節”，就是用來紀念1911年4月27日即陰歷3月29日在廣州起義中犧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節日。中華民國成立后，曾經把每年的公歷3月29日定為“黃花節”。魯迅在文章中寫道:“黃花節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于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教我做起來，實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場里‘對空策’。因為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黃花節這三個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戰死在黃花岡頭的戰士們呢，不但姓名，連人數也不知道。”

為了表示自己與國民黨當局在“黨化教育”方面立場一致，魯迅回憶:“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因為久在北方。不過，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了:在學校里，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么，黃花節也一定是極其熱鬧的。”

為了達到“訓育”的目的，魯迅特別談到孫中山的政治遺囑:“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查《魯迅日記》，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當天的記錄是:“晴。上午寄趙其文信。復許廣平信。得梁生為信。午高歌來……晚為馬理子付山本醫院入院費三十六元二角。晚呂蘊儒、向培良來，贈以《苦悶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一周年時的記錄是:“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復。晚紫佩來。”在1926年3月12日前后，《魯迅日記》中并沒有留下參加大型集會或觀看演劇的記錄。所謂“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在魯迅的《日記》中，并沒有留下確鑿的文本依據。

由于拒絕與《語絲》周刊同仁、前廈門大學同事顧頡剛在中山大學共事，魯迅于1927年4月21日憤然辭職并且搬出中山大學。在他此后發表的文章中，再也沒有出現過孫中山的名字。

孫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魯迅筆下最早出現孫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許廣平的私信中:“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

魯迅筆下最后出現孫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楊霽云信中:“中山革命一世，雖只往來于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無大變化，在中國總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約必如來函所言，其實在那時，就給陳炯明的大炮擊過了。”“足不履危地”，是魯迅對孫中山最為真切的蓋棺定論。比起“只往來于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孫中山，黃興、陳炯明、趙聲、秋瑾、徐錫麟這些人，才稱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線”沖鋒陷陣的革命斗士。

長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區的魯迅，之所以要指出孫中山的“足不履危地”，根源在于他極為復雜的革命意識。1928年，他在江灣實驗中學演講時說:“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卻要問‘你呢’，當我年青時，人家叫我去暗殺，暗殺之后怎么樣呢，我想不出……”

另據增田涉介紹，魯迅晚年曾對他說，他在從事反清革命運動的時候，上級命令他去暗殺某要人。臨走時，他想自己大概將被捕或被殺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親怎樣生活呢？他想明確知道這點，便向上級提出了，結果是說，那樣地記掛著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還是不要去吧。”然而，當增田涉把這段話寫入《魯迅傳》并請魯迅審定時，魯迅把它刪除了。

在此之前，魯迅也曾經對許廣平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當許廣平問到關于暗殺的意見時，魯迅的回答是:“第一，這不是少數人所能做，而這類人現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該輕易用去；還有，是縱使有一二回類此的事件，實不足以震動國民，他們還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氣是如此的，自己沒有做的事，就不大贊成。”

魯迅對于孫中山的描述，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要評價孫中山在中國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應該依據他作為同盟會創始人和國民黨最高領袖的歷史事實，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實，以及“在中國總算是好人”之類既難以量化又難以操作的道德判斷。要評價魯迅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同樣也不應該采用“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實，以及“在中國總算是好人”之類的道德判斷，而應該依據他作為現代雜文和現代短篇小說的開拓者的歷史事實。

（摘自《隨筆》 張耀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