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4日，鄧穎超和王光英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會議上交談。

1998年6月29日，王光英和王光美在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一起觀看紀念劉少奇同志百年誕辰美術作品集。

 1984年初，王光英初到光大時在一艘游艇上合影。前排左一為孔丹，左二為王光英，左三為李嘉誠，左五為李昭。

10月29日，孔丹和劉源見面交談，劉源告訴他：“我舅舅這兩天病危了。”當晚，消息發布：王光英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孔丹給王光英女兒發去唁電：世紀老人獻身國家民族，居功至偉，永享英名。陳毅之子陳昊蘇賦詩《悼王光英老》：百歲人生國士才，英豪光大耀天臺。民間合作存遺愛，無限青春繼志來。正在上海的萬里長子萬伯翱給劉源發去唁電：國舅爺（圈中晚輩對王光英的習慣性稱呼）永遠活在我們萬家心中。劉源很快回復：謝謝大哥，我一定轉告他們。

在悼詞中，黨外人士王光英被稱為“同志”。王光英在百年人生中，尤其是晚年，以不同的身份詮釋了一位黨外人士熾熱的愛國情懷。

“王旋風”

1980年全國人大開會期間的一天，王光英、王光美兄妹在大會散場時一起走出人民大會堂，并排站在東門的臺階上等車。

香港和外國記者立刻圍了上去。王光英說：“這是我們兄妹出獄后第一次一起亮相。”

1981年，全國工商聯代表團應澳門華商總會之邀，赴澳參加該會周年慶典，順道訪問香港。時任天津市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天津市副市長的王光英是團員之一。回京后，他起草了書面報告《港澳見聞和八點建議》，分送胡啟立、中央統戰部、全國政協等機構。時任天津市委書記、市長胡啟立請正在天津視察的國務院副總理萬里轉陳中央。國務院領導人很快批示，可以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由王光英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王光英有些意外，他寫報告只是為了反映情況，提出見解，并未想到會有這樣的安排。

1983年4月11日，光大公司宣告成立，總部設在香港。“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王光英向中外宣告：公司的業務宗旨是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引進外資和國外先進技術設備，與外商合作，進行合資經營，為我國四化建設服務，并為穩定香港繁榮、發展香港經濟做出貢獻。

在北京宣告成立后，王光英率公司一批高級職員南下香港。他強調，光大到香港是來做生意，不是搶生意的。光大的宗旨主要是為內地建設服務，以“買”為主。

從光大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到在香港宣布開業只有半個月，王光英就把公司推向了世界，被稱為“王旋風”。

曾先后擔任光大集團總經理、中信集團公司董事長的孔丹說，榮毅仁的中信和王光英的光大都是直屬國務院的公司，由中央正式發文明確按部級機構設立，不過中信的印章上有國徽，光大的印章上是一個五角星。從發展思路上，榮毅仁很早就把很多部委領導聘為董事會成員，同時起用一批老的工商界人士，王軍及他所凝聚的一批人才成為中信發展的中堅力量；王光英不同，他把總部設在香港，大膽起用年輕人。

由于共處同一歷史時期，王光英執掌的光大和榮毅仁主持的中信，并稱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座“橋頭堡”。

紅色“表叔”

中外報刊尤其是英文報刊在提到王光英時，愛在他的姓名前冠以“紅色資本家”“紅色大叔”的稱謂。東南亞有些華人猜測，王光英對于中共可能就像“比親眷還要親”的“表叔”。

一位《大公報》記者曾總結，王光英作為一位企業家，經歷了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前，他在天津辦化學廠，可稱為實習階段或準備階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在天津工作，可稱為成熟或漸入佳境階段；創建光大后，可稱為做出多方面貢獻的階段。

1957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王光英和幾位工商界人士陪同周恩來在天津接待貴賓。宴會上，王光英在周恩來的示意下向伏羅希洛夫敬酒，伏羅希洛夫舉杯一飲而盡，指著王光英對在場的人說：“中國經過長期的流血革命，現在闖出了一條不用流血和平改造資本家的經驗道路，這是有世界意義的。”說完他熱烈地擁抱了王光英。周恩來在一旁說：“您擁抱的是一位‘紅色資本家’。在中國，沒有‘紅色資產階級’，但有‘紅色資本家’。”王光英“紅色資本家”的稱號便由此得來。

王老板

在香港六七年，王光英大部分時間都在會客，不論什么樣的客人都見，來者不拒。他的口頭禪是“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財路”。

他認為，生意是談出來的。從他在香港遠東金融中心大廈辦公室的大玻璃窗可以眺望維多利亞灣。他要求設法把碧藍的海水波光反映到窗內來，使客人樂意坐在這里同他多談一陣。

他從來沒有節假日，有時上午10時在香港開會，下午2時已在北京或上海。據光大董事長來客登記簿記錄：從1983年5月到1984年10月，近18個月中，王光英在香港會見的客人達6400名。

王光英有先天性食管反流的疾病，應酬對他來說很痛苦。每次赴宴，他都得到洗手間把吃下去的食物嘔吐出來。睡覺要墊好幾個枕頭，半坐半躺，否則會反胃。

王光英的國事活動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外事活動。1984年8月，美國總統里根訪華，在北京舉行答謝宴會，王光英的座位被安排在第一夫人南希的左邊。

1989年底，王光英被調回北京。離任前，光大公司舉行酒會，盛況超過了1983年公司的開業酒會，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大都到了。王光英在祝酒辭中說：“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像一場接力賽跑，一棒一棒地傳下去。現在我跑完了第一棒，由新董事長來接跑。第二棒，其任務應該更重了。”

1983年至1989年，王光英帶領光大累計為內地的上千家大中型企業引進了總值約11億美元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在當時缺資金、缺渠道、缺方法的大環境下，王光英利用獨資或合資興辦了各類實業項目39個，總投資額1.5億美元和1億元人民幣，用中外合資方式完成了廣東磨刀門工程、圍海造田工程、江門橋工程等大型建設項目。

“工業大夫”

王光英回京后，有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內地開始有一些傳言，有人公開對光大的職工說：“光大公司過去是資本家的，現在是共產黨的了。”

王光英對一位中央領導人說：“我調離光大時，國家審計局曾專程去香港審計光大的資財，證明沒有問題。我是光大的法人代表，對國家負全責，如果我屁股不干凈，還敢回來嗎？”

全國人大政協開會時，香港多家媒體記者來采訪王光英。他說，前幾天看到香港報紙上有篇文章《別矣，國舅爺》，說他可能是因與某原中央領導人關系密切才調回來的，實際不是。

1993年，王光英當選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從此，許多記者又稱他為“工業大夫”。

王光英常自稱“末代資本家”。他說，平生服膺兩句話：一句是，好的歷史是人民寫的；另一句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他曾被質疑，光大名聲不小，賺的錢不多。一次去天津參加市工商聯成立45周年紀念會，他對一批天津工商界老朋友說：“我這個人是上戰場不發抖，下戰場再吹牛的。”他說，自己在光大大概賺了兩億美元，按當時匯率，折合人民幣12億元。“這也就是說，我替每個中國人賺了一元錢。中國很大，兩億美元微不足道，但事實俱在，我為什么不講明真相！”

“洋派”

王光英住在北京演樂胡同33號，院子很小，形不成四合院，停車也不便。寓所里掛過兩幅立軸，一幅出自書法家啟功：“昆明池水甕山阿，春花秋月閱幾多。今日午晴知我倦，松風無語水無波。”另一幅出自前國防部部長張愛萍：“清風兩袖，為國爭氣。”

王光英稱自己是“洋派”，愛洋不愛土，愛動不愛靜。他喜歡聽西洋音樂。每天清晨聽完新聞和報紙摘要，常常聽帕瓦羅蒂或多明戈的錄音。兒女們送給他的禮物，他最珍愛的也是帕瓦羅蒂和多明戈的錄音磁帶。

王光英曾向劉少奇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沒有如愿。30多年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王光英又一次向他提出入黨要求，胡耀邦的回答幾乎與當年劉少奇的回答一樣，希望他做一個愛國的資本家，起一個共產黨員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王光英問：“那么，我能否要求死后被追認為共產黨員呢？”“不能。”胡耀邦搖搖頭。

在悼詞中，他被稱為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優秀代表、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杰出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王光英同志。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 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