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8年12月第一張人民幣橫空出世，到如今即將走過70個年頭，這張世界上超過五分之一人口每天都在接觸和使用的“國家名片”，見證了新中國從誕生、成長到壯大的滄桑巨變。你可知道，先后在國民經濟舞臺上五度“換裝”的人民幣，背后蘊藏著多少鮮為人知的有趣故事？

名稱之爭：“解放”還是“人民”

朱德在北京印鈔廠審看人民幣樣張。

解放戰爭節節勝利，成立中央銀行與發行統一貨幣被擺上議事日程。

即將誕生的中央銀行及貨幣，應該取什么名字呢？一時間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有人提議，未來的中央銀行由解放區相關銀行合并組成，可稱“解放銀行”或“聯合銀行”，發行的貨幣就叫“解放幣”或“聯合幣”；有人主張，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永遠為人民服務，不妨稱“中國人民銀行”，貨幣則順而沿之叫“人民幣”……董必武傾向取名人民銀行的提案，他在發給中央的電文里表示：“銀行名稱，擬定為中國人民銀行。是否可以，請考慮示遵，名稱希望早定，印鈔時要用。”

當時，毛澤東正率領中央機關轉戰陜北，接到電報后立即會同周恩來、任弼時等人推敲商議，很快予以回復。查考電文草稿資料，最初有“至于銀行名稱，用中國解放銀行或中國人民銀行均可”字樣，正式復電時改為“可用中國人民銀行”，足見中央領導人是經過斟酌再三之后才拍板敲定的。

題字之惑：名人還是普通人

首套人民幣付印在即，票券上的“中國人民銀行”請誰題寫？時任華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后來成為人民銀行第一任行長的南漢宸想到了董必武。第一套人民幣在各地先后印制發行了62種版面，其中一枚1000元耕地圖券上的行名卻不是董必武題寫的。這張鈔券系委托東北局代印，由于未能及時獲得董必武的手跡，遂請東北銀行印鈔廠一位票版設計師摹寫。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適應迅速發展的經濟形勢，南漢宸決定籌備發行第二套人民幣。一天午休，在人民銀行金融研究室工作的馬文蔚被南漢宸請到辦公室。南漢宸特意從故宮博物院借來一支宮廷用筆，也沒說明意圖，神秘兮兮地讓馬文蔚書寫行名與相關面額漢字……直到第二套人民幣面世，馬文蔚才恍然大悟。這位民國時期曾經擔任中央造幣廠要職的老學究怎么也沒想到，他的墨跡一直被沿用至第五套人民幣（個別字體因推行簡化字而由北京印鈔廠設計師作了精心挖補修正），為幾代數十億人所使用和珍藏，他一不小心成為當世作品流傳最廣的“書法第一人”。

那時人民幣的設計印制屬于國家機密，當事人心照不宣，守口如瓶，對家人都緘口不言。30年后，這個謎團終于揭開：1983年，媒體中引發一場“中國人民銀行”究竟出自誰人手筆的爭論，經過詳細調查與取證，確認書寫者為已經返鄉務農的馬文蔚。為了表彰馬文蔚盡忠盡職、保守機密的良好職業道德，人民銀行決定支付給他5000元潤筆酬勞，并撥款為其修建新宅。

油墨之疑：紅色還是黑色

遭遇“紅黑之爭”的第二套人民幣1元券。

1955年第二套人民幣發行沒多久，人民銀行收到各地群眾雪花般的來信，對新版人民幣的印刷質量提出批評意見，反映紅色1元券在流通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變色、掉色、掉墨以及油墨溶化變黏等現象，造成百姓難以辨別新幣真假。問題上傳到國務院，周恩來作出批示：盡快查明原因，確定究竟是政治原因造成的，還是技術原因造成的。

承擔印制紅色1元券的上海印鈔廠倍感“壓力山大”，迅速展開調查。他們收集了部分存在嚴重質量問題的1元券加以研究，并向主管部門專題匯報。人民銀行還向中國科學院“搬救兵”，請來專家會診分析，查找原因。中科院經過兩個多月的潛心試驗，終于找出了1元券油墨溶化變黏的癥結是質量問題，而非“階級敵人暗中破壞”。中國人民銀行遂向國務院請示報告：鑒于當前流通的1元券所用的紅色油墨存在嚴重缺陷，經過對各種顏色的鈔票進行試驗，發現黑色油墨的性質最為穩定，因此建議將新版1元券用黑色油墨印制。

原本票券上的紅色天安門倏然“變了顏色”，卻是非同小可。人民銀行自然不敢怠慢，在想方設法改良工藝的基礎上又印制了紅色和黑色兩種1元券樣張供國務院領導審閱。

綜合各方面意見，1956年2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陳云擺出觀點：之所以需要改版，是因為紅色1元券在流通使用中耐酸、耐堿、耐光的性能較差，給群眾造成了困擾。從改制后的樣品來看，黑色的鈔券墨色穩定，也比較清晰大方，利弊相較，利大于弊。周恩來最終亦批示同意。

新鈔上市后，細心的市民對比發現，紅色1元券的天安門城樓上懸掛了八盞燈籠，而改印黑色油墨時被悄悄“摘掉”了。

版別之謎：進口還是國產

也許你未曾想到，基于當時國內制造業基礎薄弱及人民幣防偽能力欠缺，第二套人民幣中的3元、5元、10元三種大面額票券中的“高技術含量”重任，只好仰仗“蘇聯老大哥”的援助。經中央批準，人民銀行派出4人小組隨中國國際經貿促進會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中蘇雙方于1953年8月正式簽訂了委托代印人民幣的合同。保密起見，合同以“全蘇木材出口聯合公司”與“中國化工雜品進口公司”的名義簽訂，屏蔽了任何關乎人民幣的字眼。沒過多久，首批滿載3元券人民幣的列車從莫斯科駛抵滿洲里，貨物標注“技術裝備”。中方為此還制訂了嚴密的交接方案，諸如“白天交貨，以免意外；爭取一天交貨完畢；10人同時開啟10個車廂……

好景不長，隨著中蘇關系日趨緊張，人民幣的發行也受到很大影響。為防貨幣流通秩序可能遭遇的侵擾局面，1964年4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關于限期收回三種人民幣票券的通知》，規定蘇印“三種票”（即3元券、5元券、10元券）停止在市場上流通，一律回收銷毀，限期1個月內到銀行兌換成其他面額，逾期未收兌的一律作廢。在召回蘇聯代印人民幣的同時，人民銀行馬不停蹄開始發行自主印制的5元券人民幣。由于國內印鈔防偽技術仍然捉襟見肘，暫時還無法印制10元券，因而在較長一段時期內，5元券便是第二套人民幣的最大面值了。

“錢”兒當自強，胸襟百千丈。上世紀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推出第三套人民幣呈箭在弦上之勢，原計劃從蘇聯引進技術的設想無疑“泡湯”，蘇聯專家更是以“絕密技術概莫外傳”為由帶走了所有合作資料。好在中國制鈔專家不蒸饅頭爭口氣，克服重重困難，協同研發攻關，硬是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下，運用自制設備和自主技術生產出中國第一批固定水印印鈔用紙，第三套人民幣終于面市，結束了“進口鈔票”的尷尬時代。

路線之辯：向左還是向右

經歷“左右之疑”的第三套人民幣1角券。

第三套人民幣的1角券，原先的設計圖稿為“干部參加勞動場景”，考慮到小面額鈔券學生群體可能使用較多，審查時中央領導要求將畫面改為莘莘學子在老師的帶領下深入農村參加勞動，象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非常契合當時社會的價值取向。

可是沒過多久，這張1角券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了。坊間盛傳，棗紅色1角券畫面里的人物都自左向右行進，這在“左右路線”之爭甚囂塵上的歲月里，疑似犯了“右傾”錯誤。很快，棗紅色1角券被銀行逐步回收銷毀，因背面的墨綠色菊花圖案而得名的“背綠1角券”臨危受命，取而代之，匆忙進入流通領域。豈料背綠1角券也是命運多舛，新券與已經發行的2角券背面顏色極為相似，老百姓在使用過程中稍有不慎，很容易混淆受損。于是乎，背綠1角券僅“露臉”14個月，即被央行召回，成為人民幣歷史上流通時間最短的紙幣。

頭像之論：亮相還是回避

籌備發行第一套人民幣時，華北財經辦事處參照解放區部分“邊幣”票面設計，將毛澤東頭像印在人民幣上。正在陜北的毛澤東得知后當即反對：票子是政府發行的，不是黨發行的，現在我是黨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像印上去呢？

第二套人民幣繪制時，央行設計團隊試圖“兩全其美”，諸如2角券“毛澤東號”火車頭上繪有領袖掛像，1元券天安門城樓上懸掛毛主席畫像，5元券歡慶節日的各族群眾高舉寶像參加游行……送呈國務院審核時，這些善意的“小動作”被微察秋毫的周恩來一眼識破，周恩來向人民銀行傳達了毛主席不贊成票版圖景上出現個人畫像的意見。這樣，1955年3月問世的第二套人民幣，同樣沒有出現毛澤東像。

“文革”時期，毛澤東依舊堅持不讓自己的形象亮相于鈔票圖案上。人民銀行曾迫于造反派的壓力，于1968年7月16日行文上報國務院，提議在新版人民幣上展現偉人的光輝歷程。這個提案似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世事如蒼狗白云。經國務院研究批準，從第四套人民幣開始，票面上才陸續出現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形象。

（摘自《解放日報》黃沂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