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大師們難得的合影。左起藍翎、李希凡、馮其庸、周汝昌、俞平伯、吳世昌、吳恩裕。

 10月29日6時，66歲的紅學家張慶善還在迷迷糊糊睡覺的時候，枕邊的電話響了，睜眼一看，是老一輩紅學家李希凡二女兒打來的，頓時覺得“大事不好”。接通電話，那邊講：“張叔叔，我爸走了。”

李希凡走了，張慶善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他說：“老爺子前兩天還和我們在一起活動，而且，經常要約我們出來坐一坐，總是說：‘我有錢，我是離休干部，工資比你們高。’還說：‘修訂《紅樓夢大辭典》沒有錢，我的工資拿出來給你們用！’”

不管今天人們對李希凡的具體紅學觀點有什么樣的看法，也不管今天對1954年那場論爭或者批判胡適運動的態度，不能抹殺的事實是：李希凡和藍翎的文章開創了一個紅學新時代。

毛澤東點名的“小人物”

李希凡的“名氣”，是因為他是毛澤東點名肯定的“兩個小人物”之一。1954年，27歲的李希凡和23歲的藍翎聯合完成了《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與《評〈紅樓夢研究〉》兩篇文章，對著名紅學家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一些觀點提出批評。他們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挑戰權威，引起毛澤東關注。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在一封信中寫道：“這是30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攔……”

1978年，26歲的張慶善第一次見到51歲的李希凡。第二年，他調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工作，從此追隨李希凡。張慶善說：“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兩個年輕人的文章被最高領導人毛主席看到了，并給予表揚。但前提是，他們當時認真做學問的呀！有些人不理解，說是不是有人安排他們寫的這篇文章？我和李老多次聊天，他都說：‘不是的！’當時新中國剛成立，在校的年輕人有一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情并形成熱潮，他們都是努力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讀書看問題，而且覺得只有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才是正確的。”

拒絕江青不批《海瑞罷官》

在張慶善眼里，李希凡不僅是毛澤東時代的“小人物”，而且是新時期紅學的領軍人物。李希凡參與校勘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紅樓夢》銷售了700萬套，他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

有人說李希凡是“毛澤東紅學派”，李希凡也不否認。張慶善認為，李希凡是開創了一個時代的紅學家，為新紅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當年“紅極一時”的江青拿《海瑞罷官》說事，找到李希凡，希望他寫批判文章。

李希凡沒有寫。很多年后李希凡回憶說：“我也不是有多高覺悟，我覺得《海瑞罷官》就是一個戲，沒有多大問題啊！”張慶善說：“文學

評論，不能因為是毛主席夫人就拼命鉆營。這一點，看出希凡老人格的端正。”據說，江青對主席講，李希凡拒絕批判《海瑞罷官》，毛主席笑著說：“啊，小人物也會變成大人物的！”

等到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后，《人民日報》負責人說：“我們不行嘛，中央讓我們的人寫，我們的人不寫嘛！”這樣，不會見風使舵的李希凡就被弄到干校去了。

沒想到他因禍得福，在“文化大革命”中未受太大沖擊。直到1974年袁水拍找到他回京和馮其庸一起搞《紅樓夢》校勘。

牽頭最后一套集體著述

20世紀中期，中國內地“反對個人主義”，所以包括中國藝術研究院在內的不少研究單位通行的是集體寫作。另外，很多規模大的項目也必須靠所謂集體攻關來完成。可是改革開放以后，知識分子重歸個體寫作，再把大家組織起來完成一件“文化攻關項目”就很少有了。

正是這個時候，1995年李希凡牽頭主編《中華藝術通史》，他的目的是給“藝術史的第一次整合”。

《三國兩晉南北朝卷》的分卷主編田青回憶：“希凡老每隔一段時間就寫信和開會，后來開會不容易了，他就用寫信的辦法給編委們寫公開信傳到每個編委的郵箱里，督促大家完成任務。”“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學術觀點，或者學術偏好，作為主編，希凡老就要在里邊平衡，同時要讓整個集體著作有個大致統一的風格。這個過程中，就有很多的斗爭，有很多不愉快。那么，最終完成《中華藝術通史》，一個是靠他堅韌不拔的意志，一個憑借他的威望和好人緣，這點很重要。假如沒有他的威望和好人緣，這些學者就可能甩牌子不干了。”

14卷本《中華藝術通史》2006年出版后，在海內外獲了多個大獎。在馮友蘭、任繼愈為代表的唯物史觀學者中，李希凡先生年紀最小，他們共同影響了一個時代。今天，他們漸行漸遠，望著他們遠去的背影，很多人會得到很多的思考。

（摘自《北京青年報》劉紅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