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歲拿起驚堂木 三尺臺前說三國話隋唐 一講就是64年

單田芳駕鶴西去 “下回分解”成追憶

9月11日下午3時30分，著名評書藝術家單田芳因心臟衰竭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去世，享年84歲。

2011年年初他曾出版自傳《言歸正傳:單田芳說單田芳》，他總結人生其實就是一個字:熬。在書中，他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單田芳經典語錄

鳥隨鸞鳳飛騰遠，人伴賢良品自高。

挨著金鑾殿，準長靈芝草；挨著臭茅房，準長狗尿苔。

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龍遇到霧中龍。

水賊過河，別用狗刨。

眼睫毛都是空的。

江洋大盜，海洋飛賊。

氣死小辣椒，不讓獨頭蒜。

胳臂肘往外拐，掉炮往里揍。

吃飯不知饑飽，睡覺不知顛倒。

上為賊父賊母，下為賊子賊孫。

眉分八彩，目若朗星。

比滑的還滑，比鬼的還鬼。

常趕集沒有遇不上親家的。

三鼻子眼多出一口氣。

要知心腹事，單聽背后言。

伸手五支令，拳手就要命。

曾想當醫生

我家是世家，從爺爺輩到父輩，都是搞曲藝的，從小我就受這種氛圍的熏陶。

我生在天津，后來跟著家人到沈陽。我的母親唱大鼓，父親是弦師，小時候我就在后臺扒拉著看——那會兒藝人們演出都不賣票，說完一段書，拿個小笸籮，下去收錢。一段書三分錢，人家愛給就給，不給錢也沒轍。當時心里想，這跟要飯也沒啥區別，我可不愿干這個。

解放后我想的是念書考學。1953年高中畢業，東北工學院和沈陽醫學院都給我寄了錄取通知書。我想當醫生，穿件白大褂，戴個聽診器，往屋里一坐，起碼不受風吹日曬。可是得場大病，上不成學了。家里人說，你還是學評書吧。

我對這門藝術不感興趣，但是我們家祖宗三代都是說書的，所交的朋友大部分是搞曲藝的，說評書的、唱大鼓的，他們每次聚在一起，都是三句話不離本行，我媽也在不斷地學習，她怕學到的東西忘了，就叫我做記錄，像《隋唐演義》《大明英烈》《五虎平西》《呼楊和兵》《三俠五義》等書，我都做過詳細記錄，雖然那時我還沒有說書，但滿肚子裝的都是書。

第二年，我就拜了李慶海為師，并和師父去了營口演出。如果我沒記錯，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1956年大年初一第一次登臺表演。到1957年，我已經成小紅人了。

44歲重返舞臺

剛解放那會兒，我靠說書有了經濟收入，也有了社會地位，打心眼兒里高興。我在遼寧鞍山定居，說書也算小有名氣，不覺得這行低賤了。這輩子兩次新生，全國解放算頭一回。要說第二次新生，得先說我這輩子吃過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因為說錯了話，成為“現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農村。

從小生長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農村什么活兒都不會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東北地區的窮中之窮，干一年掙不了300元錢。咱是外來戶，戴著“帽子”下來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處境。

我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再回城里，滿腹委屈無處申訴。為了糊口，我把家里所有的東西變賣一空，堅持了4年，到后來根本吃不上飯了。

我心想這樣下去，非死在這兒不可。與其等死，不如鋌而走險。我就跑了。

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當時吃飯要糧票，住宿要介紹信，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從農村跑出來了，就在外頭漂流。哈爾濱、長春、沈陽……我去了好多地方。

為了維持生活，我跟別人學會制作一種手工藝品，叫“水泡花”，拿個罐頭瓶泡幾朵小花，叫我的女兒去賣。人家一看，我女兒端個小瓶子站在百貨商場門口，那花兒五顏六色的挺好看，就都來買。除掉工本，一瓶能掙幾分錢。積少成多，攢到幾元錢，我們就能買糧食吃。

4年多在外邊漂流，做夢也沒想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1978年，我恢復名譽，恢復公職，遷回城市，還拿到了國家賠償我的10年工資——共計8000多元錢。那年，我44歲，重返舞臺。

滿嘴都是假牙

因為落實政策的事，一直遲遲不能解決。著急上火，我的嗓子出了問題，幾乎說不出話來，吃了很多治嗓子的藥也不見功效。后來動了3次手術，嗓子變成了現在這樣。

“文革”的時候，我的牙齒被打掉了幾顆后，剩下的牙就疼，從來沒有間斷過，開始戴牙套演出，結果掉顆牙就得換個牙套，得適應很長時間。剛合適了，別的牙又開始松動了，又得去拔牙換新牙套。

作為一個評書演員，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齒。牙出了毛病，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威脅。到了1984年，我一狠心把滿口的牙都拔掉了，換了一口假牙。

滿口假牙安好之后，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折磨。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率隊到安徽省巢湖演出，上牙齦腫了，還化了膿，長了好幾個膿包，不敢吃飯，甚至連熱水都不敢喝。可是演出的日期又不能更改，我只好忍痛堅持。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演出依然沒有間斷過。

在自家錄書

在茶社里說書，面對觀眾，有隨意性，隨便動彈動彈，說點車轱轆話，說完一段抽根煙，都沒關系。在電臺不行，電臺要求簡潔明快，沒有觀眾。

開始我不適應，錄音的時候，面對麥克風，空無一人，說成什么樣也看不著觀眾反應，怎么整呢？我想了一個辦法：錄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錄音員，還有倆監聽的和一個主任，錄書的時候他們天天在外頭坐著，我透過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們當觀眾。他們也是人，我在里邊說，看外邊他們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們齜牙一樂，我心想這包袱抖響了。要是看見他們在外頭嘮嗑或是打盹，那說明這段書說得松懈，沒把他們說住，我得注意了。

1994年我退休后搬到北京，書錄得更勤快了。開始是到北京電臺去錄，后來我辦公司，租用錄音室，一來費用較高，二來北京的交通越來越不方便，有時候堵車，急死也過不去。

我一看，這錄音也沒什么神秘的，就是墻上貼隔音板，地上鋪地毯，麥克風買好點的，門加厚點關上，我在家也能錄。這樣就開始摸索著在家錄書，每天早上三四點起來做功課。睡不著啊，工作積壓在一起，全國四百多家電臺，都有“單田芳書場”，每天超過一億聽眾，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上起來滿天星斗，我看書時頭腦特清醒，看一遍閉上眼睛，這個故事怎么回事，哪兒是重點哪兒該刪掉，心里都有了數，打開機器就錄。

最崇拜英雄

我要是不說書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評書是傳統藝術，后繼有沒有人，是個問題。

外界感覺好像說書的就這么幾個人，其實并非如此。我到東北地區和河北地區，那些小縣城里，說書人很多，只是還沒什么名氣。

從《三國》《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說到紅色經典，書里有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樣？這一輩子下來，我崇拜的是見義勇為拔刀相助，扶困濟危雪中送炭，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據《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