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太廣

小時候，我到大隊部玩耍時，聽到一陣急促的鈴聲，看見一位大隊干部急忙走過去，抓起那個黑乎乎的東西，一頭放在嘴邊、一頭放在耳朵旁，“哇啦哇啦”地說話。我死死盯著那個東西，一直不明白它怎么能和人對話。

我上學后，經常路過大隊部，發現電話室的窗戶下邊爛了一塊玻璃，電話正好放在爛玻璃的窗戶旁。我觀察了一下，順著爛了玻璃的窗戶把手伸進去就能夠著電話，好像是有人專門這樣安排的。我發現沒有人就悄悄順著那塊爛了玻璃的窗戶把手伸進去，拿起電話學著大人的樣子，“咕嚕咕嚕”搖了幾下，頓時聽筒里響起“喂”的聲音，把我嚇得直哆嗦，扔下電話就跑了。后來，我把這件事向同桌的金國強說了，他比我大兩歲很調皮。當天放學后，他讓我們幾個同學一起去大隊部，金國強拿起電話搖了幾下，聽到對方的聲音后，不由分說就是一句臟話，然后掛掉跑了，對方莫名其妙挨了一頓臭罵，肯定氣得暴跳如雷。我們躲在一旁哈哈大笑，如此三番五次，那位話務員才反應過來，原來是臭小子在戲弄人。當另一個同學又如法炮制時，電話剛打通，那位話務員就大罵不止，還沒等回罵人家就把電話掛了。從此，我們再也不敢搞惡作劇了。

我真正用電話是在1975年到水屯公社機關工作后。由于工作關系，需要經常打電話，打不通就直接到郵電所去。那時候，總機是50門的，隨著社直部門和新設大隊的增多，次年就增設了100門的總機，還在楊莊和崔莊兩個地方分設了總機，這樣便于東部和南部的幾個大隊接聽電話更快捷。

水屯郵電所總機室里有徐新香、謝玉梅和王金花3名話務員，她們輪流值班。機房里一塵不染，她們穿著漂亮得體的郵電服，頭上戴著碩大的耳機，坐在總機房，嘴里不停地“啊”，聲音悅耳動聽。她們不受風吹日曬，每月有固定的工資，好羨慕人。

那時的電話機很少，如果誰想打電話，只有到公社黨委辦、生產辦、社直部門和大隊部辦公室。打電話時需按著聽筒，握著搖把搖幾下，這時郵電所的總機就會發出悅耳動聽的聲音，所打電話的單位號牌就會自動彈開，話務員迅速抽出一根連線把塞子插進去接聽。打電話的人拿起聽筒后，就會聽到話務員清脆的聲音：“喂，要哪里？”打電話者一般都是這樣說：“您好，麻煩您給我接某某吧。”對方說：“好。”話務員會再把此電話的插頭塞進所要電話單位的圓孔里，這時要電話者再接著搖電話。如果聽到對方有人說話，就算接通了；如果要打長途電話，需要話務員反復給縣郵電局以及所要的地方進行聯系，直至打通為止。有時電話雖然打通了，但里面聲音雜聽不清楚，通話雙方像吵架一樣。

話務員不僅說話和氣、態度好、有耐心，而且聽聲音特別準。有一次，我剛拿起電話說一聲，話務員徐姨就直接喊出了我的名字，這不能不說是業務專長。話務員有快樂也有委屈，如果遇到哪位領導要電話時，怠慢一會兒就會挨罵；如果遇到喝醉酒的，會守在電話機旁不停地搖還罵人；如果遇到耳朵聾的，光打岔說不清，氣得人沒脾氣。

話務員最怕的是開電話會議，如果上級開，不僅要與縣里、地區的總機保持聯系，還要與社直有關部門密切溝通。每次開電話會議之前，只聽上一級的話務員不停點名，下一級的話務員聽到后立即應答。如果公社召開電話會議，話務員不僅要把各大隊參加會議的人員通知齊，還要逐個點名等人到齊電話會議才能開始。

監聽是話務員得天獨厚的條件，不管是哪里的電話，只要通過總機都可以監聽到。我曾聽當時水屯郵電所的話務員謝玉梅講過兩個笑話：有一次，縣委書記要水屯公社黨委辦公室的電話，通訊員劉國義接著了，對方說：“你是誰呀？”接方答：“我是國義。”對方說：“哦，老潘呀！”接方答：“我姓劉。”對方說：“啊！祖輝。”接方答：“我是劉國義。”僅對方詢問名字就讓話務員聽了一陣好笑。更好笑的還有一次，一位公社干部從外地往公社革委會辦公室打電話，正巧他的兒子在辦公室玩耍時接聽了電話，他一聽是兒子的聲音高興極了，可他兒子沒聽出來，一個勁地問：“你是誰呀？”他說：“我是你爹。”接電話者以為對方罵自己，就說：“我是你爺。”他不得不喊兒子的名字：“我真是你爹呀！”兒子才恍然大悟。

1984年，我到汝南縣委宣傳部工作后，為了給上級新聞單位聯系，經常打長途電話。每次打電話，話務員說話的聲音很甜、很親切，服務態度也很好。有一次，我去縣郵電局采訪，副局長王樹志領著我到交換機房，四間房子，中間背靠背一字排開各15臺總機，一邊坐15人都是女同志，嘴不停地說話，手不停地撥線或插塞。我舉起照相機，拍了大景也拍幾個特寫。后來，《不見面的話務員》的特寫照片分別刊發在《中國婦女報》《河南郵電報》上。

接電話的故事和話務員的趣事說不完。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程控交換機的引進和使用，逐步取代了落后的電話設備。各地龐大的話務員隊伍逐步減少、改行和消失。雖然話務員這個職業消失了，但在人們的記憶里卻永遠無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