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要：本次降準仍屬于定向調控，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基本穩定，銀根是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取向沒有改變。此外，本次降準還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推動高質量發展，經濟基本面對人民幣匯率的支撐更加鞏固

10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10月15日起，下調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當日到期的中期借貸便利（MLF）不再續做。這是繼今年1月份、4月份和7月份之后，年內第四次定向降準。

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表示，此舉是為進一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優化商業銀行和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結構，降低融資成本，引導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及創新型企業支持力度，貨幣政策穩健中性取向保持不變。

支持實體經濟

此次降準將為實體經濟帶來7500億元增量資金。降準所釋放的部分資金用于償還10月15日到期的約4500億元中期借貸便利（MLF），這部分MLF當日不再續做。除去這部分，降準還可再釋放增量資金約7500億元。

中信證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明明認為，此次定向降準是為支持實體經濟。當前，實體經濟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以民營企業、小微企業為代表的微觀經濟主體融資渠道收窄、融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本次降準的主要目的是優化流動性結構，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隨著信貸投放增加，金融機構中長期流動性需求也在增長。此時適當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置換一部分央行借貸資金，能夠進一步增加銀行體系資金的穩定性，優化商業銀行和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結構，降低銀行資金成本，進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同時，釋放約7500億元增量資金，可以增加金融機構支持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和創新型企業的資金來源，促進提高經濟創新活力和韌性，增強內生經濟增長動力，推動實體經濟健康發展。

“當前，更重要的是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金公司固定收益分析師陳健恒認為，從三季度情況來看，民營企業融資困境改善不大，三季度信用債違約事件依然頻發。因此，當前更重要的是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包括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等，尤其是需要提升財政政策的力度，通過減稅或者增加支出方式改善實體企業和居民的資產負債表。

并非大水漫灌

此次定向降準1個百分點，力度看似較大，但并非大水漫灌。

陳健恒分析認為，一方面，今年財政存款增量高于往年，8月份、9月份地方債持續發行也導致發債資金集中上繳國庫；另一方面，降準后逆回購操作也會減少，不少降準資金被MLF到期和逆回購到期所對沖。此外，考慮到10月份一般都是繳稅大月，降準資金可能會較大程度被10月份財政存款上升所抵消。

“本次降準仍然以滿足融資需求為目的，并不是大水漫灌。”明明認為，總體來說，廣義貨幣（M2）增速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仍然處于較低水平。最新數據顯示，8月末，M2同比增長8.2%，8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52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少376億元。

央行有關負責人認為，本次降準仍屬于定向調控，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基本穩定，銀根是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取向沒有改變。降準釋放的部分資金用于償還中期借貸便利，屬于兩種流動性調節工具的替代，余下資金則與10月中下旬的稅期形成對沖。因此，在優化流動性結構的同時，銀行體系流動性的總量基本沒有變化。

陳健恒認為，此次降準后我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依然接近14%，仍處于歷史較高水平。而且，由于沒有了外匯占款的投放機制，超儲資金的補充只能依靠央行主動投放流動性。因此，從趨勢上看，央行明年仍可能繼續降準，一方面是投放長期流動性，另一方面將繼續置換成本較高的MLF。

不會形成貶值壓力

10月份第一周，受到美聯儲加息、美元走強等因素影響，新興市場遭遇沖擊。在此情況下，市場最為擔心的是此時降準是否會加大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

“降準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有限。”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由于本次降準置換MLF后凈投放的國內流動性規模適度，更多的是彌補相應流動性缺口，并不會造成利率顯著走低，因而不會增加人民幣貶值壓力。“當下，我國準備金率的操作空間相對較大，適度調低準備金率是當前貨幣政策恰當的選擇。”連平說。

央行有關負責人認為，本次降準彌補了銀行體系流動性缺口，優化了流動性結構，銀根并沒有放松，市場利率是穩定的，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與名義GDP增長率基本匹配，是合理適度的，不會形成貶值壓力。

該負責人進一步強調，本次降準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推動高質量發展，經濟基本面對人民幣匯率的支撐更加鞏固。作為大型發展中經濟體，中國出口有較強的競爭力，同時中國經濟以內需為主，制造業門類齊全，產業體系較為完善，進口依存度適中，人民幣匯率有充足的條件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人民銀行將繼續采取必要措施，穩定市場預期，保持外匯市場平穩運行。

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將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定向調控，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為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陳果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