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宇

下面這張老照片是20年前我和妻子的合影照，也是后來補拍的結婚照。20年前，我的妻子列入了育齡婦女行列，要上鄉計生所建的育齡婦女臺賬，需要夫婦二人的結婚合影照。

別人的結婚證上都有夫婦合影照，而我們的結婚證上沒有。因為我和妻子結婚時間是1967年，當時的結婚證不像現在這么規范，就是一張紙，上面寫上某某與某某自愿結婚，下面蓋上公社公章就算是合法夫妻了。就是這個原因，我們夫婦后來才拍的合影照片，算是補的結婚照。看到這張我和妻子的合影老照片，使我回憶起了一些往事。

我和妻子結婚時，正是大集體吃大鍋飯的日子，我8歲時就失去了父母，家境貧寒，當然那時其他農民也很窮，而我比他們更窮。以前父母在世時的房屋是他們和大伯的共同財產，共5間房屋。在1958年大集體吃食堂時，我們兩家的5間房屋被生產隊里開食堂使用。建食堂需要建幾個大鍋，建大鍋需要從墻上掏洞排水，需要壘煙囪，壘煙囪需要從房頂上掏洞，因此房屋被損壞，嚴重倒塌。我的父母、大伯、大娘于1959年都先后去世了，就撇下了兩個孤兒（我和大伯的兒子）。1964年生產隊里給我家和大伯家建了兩間土坯墻草房，房屋矮且不說，還露天漏雨。我和妻子結婚只好借了本村一個奶奶家的半間土坯墻灶屋當新房。用秸稈編織一個箔，放到幾塊土坯上算是婚床。后來那個奶奶的媳婦跟奶奶生氣說，把自家灶屋借給了別人結婚用，弄得自家沒燒火做飯的屋。我和妻子只好搬進了生產隊給我建的一間低矮又露天漏雨的草屋里。為了解決漏水問題，我們用麥秸把草屋上蓋修繕好。

妻子到我家第二天就參加了生產隊集體生產勞動，當時是按工分分糧食，只有參加勞動才能掙到工分。因此，當時農民有句順口溜：工分、工分，社員（農民）的命根。當時我是文化人，生產大隊讓我在我們閆樓學校任民師，一個月可拿到6元工資。但這6元也不全部歸自己開支，有5元得交到生產隊里買工分。否則，得不到工分，也分不到糧食、燒柴、油料、棉花等吃穿生活所需要的物資。當時生產隊里種植的農作物是以栽植紅薯為主，因為紅薯產量高。紅薯分春紅薯、麥茬紅薯兩種，無論栽植春紅薯還是栽植麥茬紅薯都必須先打起紅薯壟。栽植春紅薯是晴天用人工擔水澆水栽，麥茬紅薯是下大雨天栽，雨下得越大紅薯成活率越高、苗越旺。生產隊里300多畝地，栽植紅薯150畝~180畝。每到秋收季節，農民得忙一個多月收獲紅薯，原因是春紅薯不能一下子收獲太多。收獲成品紅薯后得按抓鬮再按工分分到戶，分到戶后刨成紅薯片晾曬，曬干的紅薯片一半繳公糧，一半是全家一年的口糧。當時農民的口糧有百分之八十是紅薯，因此農民編了個順口溜：早飯是紅薯，午飯是紅薯饃，晚飯離了紅薯不能活。農民一年到頭能吃上小麥面的日子是很少的，小麥收獲后，人均能分40斤、50斤小麥是正常年份，人均能分60斤、70斤小麥算是大豐收年份。我和妻子都很年輕，又踏實能干不缺工，我在學校教學一個月還有1元的額外收入，就這樣每年到頭口糧還有缺口，到了春夏之交就得吃統銷糧。

我和妻子經過9年的打拼，于1976年總算是建起了屬于自己的兩間土坯墻房屋，房屋頂是用麥秸草鋪的，但有一大缺點，麥秸經雨水漚后會生蟲子，容易招來雞飛上去找蟲子吃。剛好我東院一個鄰居養了3只雞，經常飛到我屋頂上用爪子抓開屋頂的麥秸，撓著找蟲子吃，經常把我兩間屋的屋頂撓了個遍。遇到下雨天，外邊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邊的雨停了，屋里還在下。我愛學習、愛寫作，常常是寫作一上午得搬好幾個地方，就這弄不好雨水還會淋濕稿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迅速吹遍了祖國大地，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就走上了新聞寫作的路，從此也告別了那艱難的歲月。

我寫新聞得到了妻子的大力支持，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我家分有責任田，我經常采訪、寫稿、送稿和參加市、縣新聞培訓班，還報名參加新聞函授大學，責任田靠妻子一人耕種，她無悔無怨。我寫稿質量逐步提高，每年發稿200多篇，其中在市級以上發稿70余篇，每年被評為市、縣模范通訊員。我采寫的《苦難情深一家人》等多篇稿件獲省、市新聞獎，因此被評為市、縣、鄉土科技拔尖人才，2000年被聘為國家干部，改變了我人生的命運，這都得益于改革開放。

右為本文作者（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