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春（西平縣）/文  胡洪波/圖

胖墩墩的身材，偏分式的發型，帶黃邊的近視眼鏡，滿腹經倫，神態自若，面如敷粉何郎、人稱骨鯁之臣的他，就是曾經在河南省文化局擔任副局長的馮紀漢先生。

馮紀漢

一

馮紀漢（1918.9 ～1970.6），出生于西平縣二郎鄉馮魏莊村，1938年參加革命，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生前曾任商丘專署文教科科長，開封市政府秘書長，河南省戲劇家協會主席，河南省文化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等職。著有短篇小說、戲曲研究文章多篇，其中《豫劇源流初探》是頗有價值的學術專著。馮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驕人的成就，與他的成長經歷息息相關。

馮先生7歲喪母，因不堪忍受繼母的虐待，遂隨祖母生活。在本縣讀小學時，開始接受革命教育，幼小的心靈里萌生了為革命獻身的遠大抱負。后其師（中共地下黨員）被捕慘遭殺害，激起了他極大的憤恨，也更加堅定了他獻身革命的志向。1932年，他考入開封兩河中學，因聰穎好學、博聞強記、學習成績突出，加上不斷在校刊上發表文章，顯示了特有的文學才華，他深受師生的贊揚。

當時的開封，學生運動活躍。革命思潮觸動了馮先生，他勇敢地投身于“一二·九”學生運動，也因此觸怒了校方，兩次被迫退學。1936年3月，失學后的馮先生為尋求新的生活道路，離汴赴滬。來到喧鬧的大上海，人地兩生，求學無助，投靠無門，他只好以賣報為生，以微薄的收入維持生活。但他不向艱辛的生活低頭，仍節衣縮食，購買進步書刊。每天，售完當天的報紙，他就坐在黃埔江邊讀書。無錢買紙，他便在書頁空白處記日記、寫筆記。日復一日，他引起了密探、警察的注意。隨之而來的是跟蹤、盤查，最后被警察抓進拘留所，并威逼其承認是共產黨。馮先生以受不住繼母虐待逃來上海相告，警方不信。后經任國民黨縣公安局局長的父親保釋，才了結此案。

二

1937年3月，馮先生返回河南，考入了開封國辦中學高中班。這年，馮先生參加了民族解放先鋒隊。1938年6月，日本侵略者攻占開封，學校南遷。馮先生毅然拒絕隨校，與校友相約，決心奔赴延安，投身抗戰，報效祖國。

1938年8月，馮先生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途。行至咸陽，他被國民黨軍扣押，和同時被扣的一大批青年學生一起，被押解至西安集中營，強令他們改道去洛陽國統區上學。馮先生與吳江同志秘密商定出逃。深夜，乘看守不備，他們搭人梯翻墻逃離集中營，投奔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并立即換了軍裝，佩戴上八路軍臂章，冒雨行軍到延安。1938年10月，他進陜北公學高級研究班學習，同年11月加入共產黨，任高級研究班學生隊長。1939年5月，陜北公學合并于華北聯合大學，馮先生隨校東渡黃河，到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這一時期，馮先生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由一個滿腔熱血的愛國青年逐步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

1940年2月，馮先生經組織分配到晉察冀邊區中學工作，歷任班主任、教務主任等職，教授中文課，同時創作了《橋》、《馬》等短篇小說。1944年7月，馮先生奉調離開晉察冀邊區，經太行區、冀魯豫邊區，機智地通過敵人封鎖線，跋山涉水，到達了豫東“雎杞太”地區豫東中學，參加開辟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在極其殘酷的斗爭形勢下，馮先生帶領師生轉戰于隴海鐵路兩側豫、魯30多個縣域。在戰斗間隙，他組織師生學政治、學文化，帶領師生參加土地改革、征糧、征兵、大生產等中心工作，還抓緊排練戲曲等文藝節目，宣傳鼓動群眾。有時，他還會登臺扮演角色，并抽空寫出了反映土改的短篇小說《翻身》等。

1948年秋，馮先生任“豫皖蘇”邊區第一中學副校長，1951年任商丘專署文教科科長，兼商丘中學、商丘師范校長。當年土改運動波及一部分教師的家庭，出現個別村農民要拉教師下鄉清算，造成部分教師惶恐不安。馮先生主動請中共商丘地委，向所屬各縣、區、鄉發了有關文件，強調“教員是一種腦力勞動者”、“職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勸阻來校農民不要隨便拉教師下鄉清算，不能視教師為地主分子，從而安定了這部分教師的情緒，保證了教學工作正常開展。當時，經費困難，馮先生以身作則，帶領師生到商丘城外扒破廟，拆廢棄的戰爭工事，積磚瓦建教樓兩座、鐘樓一座，并筑起了長長的圍墻。馮先生對師生的生活、病苦關懷備至。教師許恭允的兒子生病，馮先生讓校總務處賣了幾百斤小麥，買了在當時還非常貴重的盤尼西林，把孩子從死亡線上救活。1951年，馮先生調離商丘。

三

1956年，馮先生被調任河南省文化局任黨組書記兼副局長。不久，他便全程參與領導和組織全省第一屆戲劇會演。其間，馮先生每戲必看，每會必到，同來自全省各地的作者、導演、演員廣泛接觸、密切聯系，而且寫文章、作報告、迎來送往，格外辛勞。當時，戲劇改革仍處于摸索階段，認識不大一致，參加會演的部分代表對河南豫劇院三團在音樂唱腔上的改革嘗試有一些非議，說什么“三團唱的是梆子歌”，“沒有豫劇味兒”，搞得“非驢非馬”，爭論很大。馮先生在小組發言和大會報告中，熱情肯定三團堅持上演現代戲的正確方向，鼓勵他們在豫劇改革方面的大膽嘗試。他認為，時代發展了，演出節目的內容變化了，藝術形式必然也要隨著內容的變化而變化。世界上沒有固定不變的事物，進行戲劇改革，開頭難免出現“非驢非馬”的東西，但那是逐步走向完美的前奏。在省委的關懷下，馮先生和一些熱心改革的人力排眾議，使河南豫劇院三團——這朵大演現代戲的新花，得到扶持。

馮先生平易近人、關心同志、不擺架子。無論是干部，還是演員，許多人都愿意接近他，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師益友。1962年，馮先生主持召開了全省老藝人座談會，他戴著高度近視眼鏡，邊問邊記，搜集了大量的戲曲資料。然后，他指導有關部門整理編印了《河南戲曲傳統劇目》一書，其中豫劇13集、越調2集、曲藝3集，為河南搶救了一批可貴的戲曲資料。

馮先生特別重視現代戲的創作，每出現一部新劇本，總是認真閱讀，提出意見，組織有關部門和人員進行分析研究。一出新戲上演，他反復觀看，有時雖已深夜，但仍會見作者、演員，婉言提出改進意見。他辛勤的勞動，直接掀起了1963年河南大寫現代戲、大演現代戲的高潮。

四

《豫劇源流初探》是馮先生以堅毅的拓荒精神、嚴肅的治學態度，深入民間采訪，組織專家討論，于1963年2月獨立寫作成書的。此書對豫劇的淵源、興衰、各流派之間的關系、表演形式等方面，提出有價值的見解，是馮先生在戲曲理論領域的扛鼎之作。

該書對豫劇源流作了5個方面的探源：1.對豫劇的淵源進行了大膽的探索，指出豫劇可能是從東路秦腔演變而來，根據是豫劇的5大流派和東路秦腔（同州梆子）在藝術風格等方面相類似。他指出：豫劇不但在行腔上、音樂伴奏上，和同州梆子相似，而且在行當、化妝、表演、劇目上都有近似的地方。2.對豫劇的聲腔進行了探源。作者認為：在豫劇幼年時期，弋陽腔、羅戲、昆曲等對豫劇聲腔的形成都有影響。因為弋陽腔和羅戲在豫劇形成之前，是河南普遍流行的劇種，所以它對河南梆子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3.對豫劇的5大流派在進行了大量考察的基礎上，經過探究認為：以開封為中心的祥符調最早，祥符調的蔣門傳到商丘一帶形成豫東調，傳到魯西南的曹州一帶，以后又傳至豫北，形成高調。流傳到沙河流域的周口、漯河一帶，形成沙河調。豫劇這5個流派中影響最大的是祥符調和西府調，因為豫東調、高調、沙河調都是從祥符調派生出來的。4.對豫劇的劇目作了沙里淘金般的研究。作者一方面認為這些傳統劇目相當一部分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值得在發展豫劇、創作現代戲時借鑒。特別是傳統戲的故事結構、人物塑造、群眾語言的運用等，都為寫作現代戲提供了良好的經驗。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在傳統劇目中還有一些糟粕，有的主題思想反動，宣揚兇殺、色情、迷信，這些應該拋棄。5.指出豫劇在表演藝術上，不論是唱腔、伴奏，還是身段都有粗獷、奔放、毫邁的特點。唱腔上本腔和假嗓結合，宏亮高亢。伴奏中的二弦、高音三弦、月琴、四大扇、尖子號結合在一起，構成交響曲，使人感到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特別是以“外八角”為主的戲更是如此。在表演方法上真中有假、假中有真，這種方法叫“一二人千軍萬馬，三五步四海九州”。豫劇很講究刻畫人物，不但在唱上要“唱動人心方為妙，不動人心枉搭功”，而且在表演上要講究從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10個方面塑造人物，并把每個行當的表演程式概括總結成江湖口決。《豫劇源流初探》還探討了豫劇的武功、特技和絕技。

五

1961年至1964年，馮先生撰寫了多篇戲曲評論。梅蘭芳京劇剛在鄭州演出后，他寫了《辛勤的勞動、精彩的表演》；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在雎縣、太康一帶農村演出后，他寫了《豐收的喜悅》、《集思廣益、精益求精》、《要多寫讓群眾愛看的小戲》等。這些評論文章，對提高河南戲劇創作和戲曲藝術的繁榮，起到了引領、推動作用。

1965年，馮先生帶領河南代表團參加中南會演，在廣州演出《人歡馬叫》，受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等領導人的接見和好評。翌年春節，戲曲演出團到北京演出，受到郭沫若、林默涵等人的贊揚。

1966年，馮先生正嘔心瀝血從事戲曲改革之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馮先生被送進“黃泛區農場”。繁重的強制勞動之余，他還堅持學習外語。終因肝病復發得不到及時治療，于1970年6月24日，走完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的光榮歷程。終年52歲的他，留下了剛剛動筆、僅寫出幾章的《河南戲曲史》和大量的資料、卡片。

馮先生走了，他給后人留下來的財富是寶貴的、永恒的，西平80萬父老鄉親告慰他的在天之靈。《豫劇源流初探》一書的影響之大，戲曲工作者們受益之深，堪與穿越738年出生在西平大地上的元雜劇作家李好古的《張羽煮海》一樣，會在中州大地回響、傳承。

（本文由駐馬店市樊萃庭豫劇文化促進會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