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促使了包括陳獨秀在內的被國民黨作為政治犯的大批人士提前釋放。走出南京老虎橋監獄的陳獨秀，未及料理生活、工作諸事，便立即接連書寫了兩份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聲明，希望通過《申報》和《中央日報》公之于眾，不幸的是，這兩份聲明一份也沒能發表。

 陳獨秀和他創辦的青年雜志。

“此間樂，不思蜀”

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規模進攻上海。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囚禁陳獨秀等政治犯的監獄也被轟炸。此時，國民政府迫于戰局吃緊，無意為疏散、安置這些政治犯投入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很多政治犯因而什么手續都沒履行就走出牢房。可是，作為國民黨重大政治犯的陳獨秀，他的出獄就沒有這么簡單了。

從坐牢的那天起，陳獨秀就沒想著能有走出牢房的日子。況且，他雖在坐牢，失去了自由，但是與其他政治犯相比，獄方對他“人道”多了：12平方米的單間，供有書桌、書架，室外有一小天井，可以讀書寫作，疲倦了還可踱到小天井透透氣，伙食也好于其他囚犯，每餐是兩菜一湯。獄方先是安排同案犯濮德志照料他的生活，后又同意其夫人定期前來照料。

 陳獨秀在監獄內讀了很多書，悉心做起了研究。他似乎對出獄沒有什么要求，反倒是他的朋友和學生一直惦記在心。北大學生、當時在國民政府供職的段錫朋約了北大校長蔣夢麟和監察院監察使楊亮功前來探視。段錫朋表示將盡力保釋，促其早日出獄。

陳獨秀聽后非但沒有動心，反倒說出這樣的話：“我現在雖然是有期徒刑，實際上是無期徒刑。我年事已高，（出獄后住的地方）哪有這個地方清靜安逸？”當段錫朋問他是否要御寒的棉衣時，他笑了笑說：“我前后收到的皮袍有14件之多，正愁無法遣送呢。”言談間頗有“此間樂，不思蜀”的意味。

嚴詞批駁“深自悔悟”之說

日軍對南京的轟炸，勾起了金陵女子大學中文系主任陳鐘凡對老師安危的擔憂。他探視時看到被炸后監獄的慘狀，更堅定了設法將陳獨秀保釋出獄的決心。他找到胡適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名士，聯名寫了保釋書。

胡適為此還找了汪精衛。令陳獨秀想不到的是，汪精衛對此事很熱心，并專門找了蔣介石。8月19日，汪精衛致胡適信說：“已商蔣先生轉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先生。”

1937年8月21日，司法院院長居正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遞交“呈請將陳獨秀減刑”的請文。素來辦事拖沓的國民政府在釋放陳獨秀這一事上，效率卻特別高。居正“請文”剛至，國民政府便下發了陳獨秀的減刑明令。這一紙減刑的指令，還在報上“明令宣告”，顯然是要“秀”一把國民政府“寬大”的胸懷。

陳獨秀雖說過“我寧愿炸死在獄中”的狠話，但是，外面日益高漲的抗日運動，對他的吸引太大了。可是，居正文中有說陳獨秀“深自悔悟”的字句，這等于是在暗示，他陳獨秀向國民黨遞交了“悔過書”。

依陳獨秀的脾氣，對這樣的不實之詞，早就予以反駁，可出乎意料的是，他對此一直保持沉默。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8月22日，監獄當局向他宣布減刑令。就在當晚8時許，日軍的飛機又成批地飛到南京上空，并與國民黨空軍交戰。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橫貫長空的炮火，給陳獨秀刺激極大。他想此地一刻也不能停留。

第二天，陳獨秀出獄后便直奔傅斯年家，在傅家稍事休整后，于8月28日給上海《申報》寫了一封信，對所謂“深自悔悟”作了義正辭嚴的批駁：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夸，悔悟則不知所指。

《申報》接到信后，對陳獨秀予以同情，認為國民黨以“危害民國”治罪于陳獨秀，是欲加之罪，而所謂“深自悔悟”，更是無稽之談，這封信完全可以在《申報》發表。可他們也意識到，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官決不會同意發表此信，只得決定“暫不發表”。這樣一直拖到年底，《申報》因日方刁難而被迫停刊，這封信也就失去了發表的機會。

告訴老友自己已不是“托派”

1931年5月，中國4個反對派在上海召開統一大會，成立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因其國際性的領袖人物是托洛茨基，所以通稱為“托派”。因托洛茨基的推崇，陳獨秀當選為“中國托派”的總書記。

這個所謂統一了的“中國托派”，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內，被國民黨追捕得東躲西藏，幾無寧日，更糟糕的是內部迭出叛徒，以致將“中國托派”推至消亡的境地。

1932年10月，“托派”中央常委秘書謝少珊在出賣了“托派”中央4個常委后，又出賣了陳獨秀。當天下午7時許，陳獨秀即被捕，并于19日晚被解交至首都衛戍司令部，后被輾轉關押至江蘇第一模范監獄（又稱南京老虎橋監獄）服刑。

“中國托派”群龍無首，殘存的“托派”分子又成立了臨時委員會，可終究只能搞些躲躲藏藏、東戳西打的小把戲。剛入監的前幾年，陳獨秀還發表一些意見，對中國的“托派”予以指導。可是，他逐漸發現自己的意見竟然遭到大多數年輕“托派”的排斥，尤其是他“建立廣泛的抗日聯合戰線”的主張，幾乎在年輕的“托派”中毫無討論的可能。

1935年1月，年輕的“托派”史朝生等在“美國托派”頭目格拉斯的支持下，背著陳獨秀更改“中國托派”的名稱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并重新成立領導機構，隨后又逼迫陳獨秀“改正錯誤”。陳獨秀豈肯就范，于是被開除出“托派”。和當年被開除出黨相比，陳獨秀此時變得冷靜和淡定多了，只是斥責格拉斯這個外國人“不懂中國國情，乳臭未干，毛手毛腳，擺出‘國際代表’的架勢來嚇唬人”。

托洛茨基不同意格拉斯的做法，有意把陳獨秀拉入第四國際（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創建的國際性聯合組織，與斯大林所控制的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抗衡）領導核心，表示：“我們如果拋棄了和陳獨秀的合作，那對于第四國際的權威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陳獨秀對此并不在意，從1937年1月16日在《東方雜志》發表《荀子韻表及考釋》始，專心致志于文字學的著述。緊接著抗戰全面爆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陳獨秀已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與那些狂妄的年輕人爭論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是非曲直了，全民抗戰才是他最關心的事情。

出獄后，他日益感到“中國托派”是如此的不近國情不切實際，大敵當前民族危亡之際，他們還將國民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作為同等的敵人，躲在上海亭子間里繼續兩個拳頭打人，既反對國民黨又反對共產黨，并自以為最革命。他對“中國托派”徹底失望了。當有人勸他去上海重振“托派”時，他一口拒絕了。老友包惠僧前來探望時，他明確地告知自己已不是“托派”，而以“民族利益高于黨派利益”，并有意發表一紙聲明。

程蒼波拒發聲明

陳獨秀告訴包惠僧，如能通過報界以訪談的方式，告訴公眾自己與“托派”的關系，那是再好不過的了。包惠僧在新聞界有許多熟悉的朋友，通過他的聯系，中央日報社社長程滄波同意與陳獨秀見面。兩人會面后，陳獨秀滿心歡喜，程滄波卻擺著不冷不熱的面孔，端著官家報人的架子，令陳獨秀很不舒服。可畢竟是找別人辦事，陳獨秀一改往日狷介的作風，還是寫了一張小字條，希望程滄波能在《中央日報》上發表，字條上寫道：陳獨秀，字仲甫，亦號實庵，安徽懷寧人。中國有無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托派”的存在是既成的事實，而他還曾是“中國托派”的總書記，說“中國有無托派我不知道”，顯然是有意否認它的存在，同時也在強調“我不是托派”。

陳獨秀哪里知道，4年前他就與程滄波打了一場未曾謀面的筆墨官司。國民黨江蘇省高等法院當年以“危害民國為目的，集會組織團體，并以文字為叛國宣傳”的罪名，對陳獨秀開庭審判。陳獨秀和他的辯護律師章士釗在法庭上雄辯滔滔，將“國”與“政府”作了法理的區別。陳獨秀說：“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章士釗的辯護也多與陳獨秀相同，他們的辯護言論在報端公開后，一時間博得不少的和聲。

時任中央日報社社長的程滄波年輕氣盛，更出于維護國民黨政權正統的立場，立即撰寫并發表社評《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答陳獨秀及章士釗》駁斥陳、章二人觀點。社評當然不會署作者的姓名，陳獨秀也就不知道社評的作者是程滄波。如若知道，依陳獨秀之脾氣，不可能又去找程滄波。 陳獨秀不知就里，想借《中央日報》的方寸之地，發表一紙不足40字的聲明。程滄波因4年前的那場筆墨官司而與陳氏結下了梁子，當包惠僧托他發表這一紙聲明時，礙于情面，他口中只以“試試看”相敷衍。其實，陳獨秀的這份聲明，與“黨國”的聲譽毫不相干，對程滄波是舉手之勞，而對陳獨秀也僅僅起到表明“我不是托派”而已。可因為陳獨秀是“黨國”的敵人，程滄波就是不給陳獨秀這個便利，一直壓著不讓見報。

陳獨秀似乎知道這種結局，聲明交遞后再也沒有催問。不過對于“我不是托派”的聲明，卻一直沒有忘懷，除在給朋友的信及言談中提及外，他還在給《新華日報》的信中強調：“中國是否還有托派組織存在，我不甚知道……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說話，不愿意為任何黨派所拘束。”

（據《燕趙老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