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寒酸的鐵皮屋頂教室，在雨天噪音過大，震耳欲聾的雨聲蓋過了老師的聲音，于是老師在黑板上寫下“靜坐聽雨”四個字，和學生一起將這種物質上的煩悶化作一種精神上的享受。

電影《無問西東》全國公映時，影片中關于西南聯大的片段，尤為打動人心。事實上，抗戰中有過搬家經歷的大學不獨西南聯大，為何現在一提起抗戰中的大學，我們首先想到的便是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低矮的教室（資料圖）。

西南聯大大門（資料圖）。

悲壯的教育南遷

1937年7月，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率先遷至湖南長沙，成立長沙臨時大學，同年10月25日開學。僅一個月，日軍沿長江攻至湘水。清華、北大、南開只能繼續遷徙，1938年4月遷至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并于同年12月1日開學。抗戰勝利后，1946年5月4日，梅貽琦在昆明宣布西南聯合大學正式結束，三所學校分別北上“復員”。聯大師范學院則留在昆明，改成國立昆明師范學院。聯大八年，正是中國全面抗戰的八年。

事實上，抗戰烽火中，數十所大學有過搬遷拆合的經歷。當時中央大學、西北聯大、武漢大學、浙江大學的搬遷，也有不下于此的曲折和感人。

最早搬遷、受損最小、一次落定的就是國立中央大學。1935年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就估計到戰爭的長期性，專門到重慶考察學校選址，回寧后就趕制木箱。“八·一三”轟炸，日本飛機在南京扔炸彈炸到中央大學的一棟樓，羅家倫馬上就動手搬遷。他們搬得很干凈，“有計劃有組織的幾千個人、幾千大箱東西浩浩蕩蕩西上”，連醫學院用于解剖的24具尸體和農學院畜牧場的動物也都搬到了重慶。

南開校長張伯苓后來用“雞犬不留”來形容兩校境遇，“南開大學被日本人炸得雞犬不留，而中央大學搬得雞犬不留”。南開搬遷的時候，學校已沒有太多可搬的東西了。

人們追懷彼時西南聯大之盛，總常提及聯大薈萃的一批大師級學者，如陳寅恪、錢穆、金岳霖、吳宓、潘光旦、聞一多、費孝通、沈從文等。可若論綜合實力，當時的聯大遠不如中央大學。

在整個抗戰時期，中央大學位于陪都重慶的地理優勢，不僅各方面未被削弱，還得到了更多發展。據1945年的統計顯示，中央大學僅教授數量就是西南聯大的兩倍，在院系學科規模、教學成果和所享受經費方面，也遠超其他各校。不過，中央大學生活一樣艱苦，學生長年只有一身衣服，縫縫補補猶如百衲衣。

當時，西南聯大在各方面都不占優勢，尤其跟中央大學相比不占優勢。但是80多年后回過頭來看，一講到抗戰中的中國大學，大家追懷最多的還是西南聯大。

大師治校  成就教育奇跡

西南聯大吸引人的地方，也許在于它不可復制的構成。三所名校的精英湊在一起，在迸發矛盾的同時，也一定會迸發出思想的火花。

今天人們提起聯大，無不贊嘆三校親密合作、相得益彰的精神。其實，聯大成立初期，并不是毫無矛盾，各校都有自己的驕傲歷史，有自己的獨特校風，“文人相輕”在所難免。

聞一多之孫聞黎明說，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員配置、科系設置上有矛盾，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較好。錢穆在《師友雜記》中寫道：“當時，梅貽琦在任命聯大各學院院長、系主任時，無意間有些偏向清華，引起北大師生的不滿，北大歷史系教授錢穆和校長蔣夢麟勸說大家，國難當頭，以和為貴，這才平息下來。”

聯大成立后，北大蔣夢麟、南開張伯苓、清華梅貽琦組成常務委員會，共同管理學校事務。為減少摩擦，張伯苓和蔣夢麟采取“無為”策略，讓權給比他們年輕的梅貽琦。

梅貽琦推行“教授治校”，校委會秘書長楊振聲是中國文學教授，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每位都是學界翹楚。教授們提出管理學校的策略，梅貽琦發表意見時通常只說三個字：“吾從眾。”正是這些大師的治校精神，才成就了教育的奇跡。

衣著破爛卻精神抖擻

西南聯大不只有自由，還有知識與精神的匯合。

三校原來各自開設的同一門課程，在聯大可以同時講授，學生自由選擇。清華中文系教授聞一多和北大中文系教授羅庸都研究《楚辭》，研究的角度和觀點截然不同，于是兩人都講《楚辭》，唱起“對臺戲”；歷史系的中國通史課程，雷海宗、吳晗、錢穆三人同時開，三大名師打擂，學生大飽耳福。

名師主講基礎課，年輕教師開選修課，這是聯大的規矩，為的是給學生打下扎實基礎，繼承清華的“通才教育”傳統。而多個名師同開一門基礎課，一是保障學術自由，二是加強競爭，因為選擇權在學生手里，教授會更加注重教學質量。

學校經費匱乏，聯大一度拆了鐵皮屋頂賣錢，換成茅草屋頂。校長家日子艱辛，梅貽琦的夫人不得不出售自制糕點、毛衣、圍巾，以補貼家用。朱自清家中子女多，冬天只能披著蓑衣御寒。聞一多則以刻圖章、兼職中學教師，以維持生計。

即便如此，教授們依然恪守學術，十分認真。陳寅恪每次上課，會早早進入教室，把主要的史料一字不漏地抄寫在黑板上。當時，馮友蘭先生任聯大文學院院長，他對陳寅恪非常欽佩。每當陳寅恪上《中國哲學史》，馮友蘭總是跟在他身后，目送陳寅恪走上講臺，然后坐在臺下聽講、做筆記。

楊振寧說，聯大那幾年，他在昆明學到的物理已能達到當時世界水平。他那時念的場論，比后來在芝加哥大學念的場論要高深。人們用“衣著破爛卻精神抖擻”形容西南聯大，以此與現在大學日漸富有，卻日益世俗化、功利化形成對比，進而得出聯大對中國大學的現實意義。聯大無大樓，但有“大師”，終成大學之“大”。

赤子之心  求仁得仁

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多數有留學歐美的經歷，卻又接受過傳統教育，在倫理道德層面明顯留有儒家色彩，這個特征使他們要求自己成為道德上的楷模和更完美的人。

張伯苓的兒子張錫祜是空軍，在淞滬會戰中犧牲。得知噩耗后，張伯苓說：“吾早以此子許國，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復何慟為。”

梅貽琦的一對兒女都在聯大讀書，他常說，救國不是一天的事，師生還是要以學術為重，以備將來之需，可當部隊急需翻譯和醫護人員時，他讓一對兒女都去參軍。

西南聯大的學生，有人愛精神導師聞一多，愛其臨危不懼，血性正義；有人愛學界宿儒錢穆，愛其在艱難時世，仍能靠回憶著成國史的大氣。

《無問西東》里，殺身成仁的沈光耀和一心向學的吳嶺瀾，正是聯大學生這兩種心境與抉擇的寫照。

后來聯大人的回憶，如歷史學家何兆武、文學家汪曾祺等，則更強調聯大學術氣氛濃厚，同學師長良善真摯。而我們瞻望西南聯大，感其繁盛、慕其光輝，也是因為聯大學子，如楊振寧、李政道、朱光亞、何兆武、任繼愈等，正是我們現時文化秩序中的標桿人物。

西南聯大因不可復制的歷史而產生，唯一證明它存在過的，除了歷史，大概就是塑造了它及它所塑造的那一代人物了。而正因為我們無法去經歷那樣的時代，所以聯大的魅力可能遠遠超出了今天所有大學魅力的總和。

（據《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