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120年：時代與傳統的精神變格

北京大學的發展早已經超越了教育史的范疇，它成為了中國歷史的縮影，社會精神狀況的標尺。在與時代的共振與牴牾中，北京大學形成了獨特的精神傳統，這種精神經歷了不斷的確認和改寫，也有過多次的斷裂與重啟。許多人試圖用簡潔的詞語去捕捉它的特征，最終卻留下了日益繁多的文字注釋。從某一個角度去看，北大自身的歷史就是中國近代至今的精神史切片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劉遠航 毛翊君

鏡頭暫時推回到1978年。

北京大學中文系前系主任陳平原。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董潔旭

那時，高考剛剛恢復不久。北大的校園里，學生換上了時興的喇叭褲，坐在亭閣的綠蔭下，手上捧著英語讀物。還有的同學手持手風琴，練習合唱。籃球場的旁邊依然能看到“建設四化”的標語，食堂門口的宣傳欄里，已經貼上了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的消息。

這是北京大學校慶宣傳片的一個拍攝現場。飾演當年學生的演員都是如今來自北大各院系的本科生，富有活力的校園場景折射出改革開放初期的時代景觀。許多人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都會將那段時期看作北大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共振。

恍然間又過去了整整40年。201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學建校120周年的紀念日。這所高等院校幾乎見證了從晚清到21世紀的中國歷史，在許多重要的時代轉折關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它成立于一個充滿危機的時期，從一開始便被賦予了家國天下的精神基因，又在幾代知識分子的努力下，成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制度發展的典范。它曾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讓文化和學術得以存續，也曾在貼滿標語的年代，趟入時代的泥淖之中。

“北大的意義就是，幾乎在所有的時代中，它一直在嘗試有效地回應社會的變化，而不是逃避。”著名學者、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錦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正因為這樣，北京大學的發展早已經超越了教育史的范疇，它成為了近現代歷史的縮影，社會精神狀況的標尺。在與時代的共振與牴牾中，北京大學形成了獨特的精神傳統，但這個傳統本身卻充滿了自反性。它經歷了不斷的確認和改寫，也有過多次斷裂與重啟。許多人試圖用簡潔的詞語去捕捉它的特征，最終卻留下了日益繁多的文字注釋。一個直接的結果是，北京大學沒有校訓，也沒有校歌。

到了近四十年，北京大學依舊是時代列車的關鍵一節。“它經過好幾次急轉彎，在任何一次急轉彎都會甩掉一些人。”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前系主任陳平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陳平原長期關注中國現代高等教育體制，出版了多部與北京大學相關的著述。“我們只知道這個列車是不斷在往前走的，這個大的方向是沒錯，那中間的急轉彎被我們給省略了，就變成了一條直線。”他補充道。

大步奮進的經濟潮涌、泥沙俱下的思想分流、互聯網時代的眾聲喧嘩，都在這所學校的發展中留下了烙印，讓它成為了具有多重面孔的符號。

一方面，北京大學是教育和科研的重鎮，科學與思想的孵化器。在2017年“雙一流”學科評級中，北京大學以41個一級學科占據了高校榜單首位。其文科的地位仍然穩固，在整體上國內院校無出其右，理科的實力也有目共睹。

另一方面，作為精神傳統和歷史記憶的現實載體，北京大學不斷面臨著社會情緒的碰撞。它的自我更新機制一度變得滯重，它的改革和轉變也常常引起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精神內核依舊存在，在潛移默化中，尋找著時機，并在必要的時刻，讓精神和歷史的余溫重新變得熾熱。

北京大學未名湖里的博雅塔倒影。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董潔旭

精神的緣起

1917年，北京大學第一次舉辦了學校紀念活動，“臨時由學生數人發起”，刊印了《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將建校的緣起定在了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創立的京師大學堂，校慶紀念日則選為1902年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的12月17日。時任國文系教授吳梅為此專門填寫了一首紀念歌，提到“遜清時創立此堂齋。”

從一開始，大學堂的創制便與學制的變革緊密相關，而教育體制的新變又附屬于政治體制改革的版圖之中。新舊思想的對立仍然激烈，反對的聲音不僅來自守舊派，還有一直致力于改良的洋務大臣們。

1898年6月，光緒皇帝則在《明定國是詔》中提到，“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但諭令并沒有得到及時的落實。后來，梁啟超負責起草了《奏擬大學堂章程》。

戊戌變法很快以失敗告終，但京師大學堂卻能在政治的漩渦中保存下來。雖然新舊的立場存在差異，但教育體制的變革卻與掌權者的政治利益并不直接沖突。在戊戌變法之前，洋務派已經開始了在教育層面的嘗試，通過創辦同文館和新式學堂，培養翻譯和技術人才。但整體而言，洋務學堂的內容和規模非常有限，且被梁啟超等人批評為“有西而無中，且有西文而無西學”。

隨著政治和民族危機的加劇，變革逐漸深化到體制和思想文化層面。1896年，改革家、戊戌變法領袖之一李端棻上書光緒帝，奏請廣開學校，在各省設立學堂，在京城設立京師大學，“選舉貢監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學，其京官愿學者聽之。學中課程，一如省學，惟益加專精，各執一門，不遷其業，以三年為期。”

同一年，光緒皇帝的老師孫家鼐也上書奏折，主張創辦大學堂。為了避免受到保守派的攻擊，他明修棧道，搬用洋務派大臣張之洞的“體用論”，為新體制的合法性進行辯護，“今中國京師創立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

1898年9月，光緒帝任命孫家鼐為管學大臣，負責籌辦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意味著孫家鼐既是統管教育事務的官員，也是大學堂的“校長”。盡管已經強調西學不會凌駕于中學之上，孫家鼐在具體的課程設置上，卻暗度陳倉，讓西學占據了更多的部分。在梁啟超所起草的課程計劃中，西學也占了絕大比重。

至于大學堂的定位，無論是生源的性質，還是畢業之后的去向，都顯示出其與政治的密切關系，而不是以學術為主要目的的教育和研究機構。1912年，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說中，梁啟超修正了變法時的觀點，將大學從致仕的傳統脈絡中完全脫離出來，認為大學是“研究學問之地，學問為神圣之事業”。其所培養的不是傳統的官員，更接近于兼具傳統和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

“我們(北京大學)是近代的產物，脫胎于舊的社會，必然有過去士大夫精神的遺留。另外還有一個，它是最早接納西方的產物。這造成的一個結果是，北大的傳統從源頭上就有兩支，到后來的蔡元培和五四時期，就基本成型了。”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林齊模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

1898年的最后一天，京師大學堂本部終于正式招生。但遺憾的是，曾經的現代知識方案隨著變法者們的身死或流亡而無從兌現，梁啟超設計的課程被傳統的儒家經典所取代。此外，學堂的風氣也很差。在當時一些人的記憶中，幾乎每個學生都帶著一個隨從，上課的時候，他們便來通知“老爺上課了”，于是這些學生老爺，“才由鴉片床上爬起來，睡眼朦朧地帶著一個聽差到課堂去”。

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慈禧攜光緒逃離京城，京師大學堂陷于癱瘓狀態。在民族主義振蕩的時代關頭，大學堂終于顯示出它創始初期的尷尬地位。兩名教習被義和團殺害，藏書樓被焚燒，許多圖書也被“丟進了水井和池塘里”。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又損毀了大學堂的圖書和儀器設備。

直到1902年，大學堂才重新開辦起來。第二年，沙俄侵占東北，拒絕撤兵，此舉激發了國內民眾的強烈反應。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和師范館師生二百余人“鳴鐘上學”，集會抗議。時任大學堂日語助教的范源濂當眾演講。據當時的《蘇報》記載，此人“素有血性，言至痛哭流涕。同學齊聲應許，震撼天地。”這是北大學生運動的一次先聲。

1906年，蔡元培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擔任教員，第一次與這里結緣。范源濂則在后來擔任教育總長，并邀請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資料圖：北京大學未名湖。 中新社發 李慧思 攝

死水投石

1923年，北京大學25周年紀念日的時候，曾經舉行過一次民意測驗，內容涉及救國方法、外交關系和重要人物。在問到國內的“大人物”時，有473票投給了孫中山，陳獨秀和蔡元培分列二三位。

陳獨秀和蔡元培作為北大的兩個關鍵人物，其行事風格和思想主張有著明顯的差異，他們為北大精神的內在張力打下了最初的烙印。如果說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那么蔡元培則是舞臺的搭建者和花園的奠基人。

早在1912年擔任教育總長的時候，蔡元培便已經開始了他對于現代教育體制的設想。不久，他在中國公學的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強調“學子須以求高深學問為唯一之懷想”。同年10月，他主持起草《大學令》，提出建立評議會和教授會制度，后來，這成為北大“教授治校”的制度基礎。

1916年秋天，蔡元培接到時任教育總長范源濂的邀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北大當時被看作是一個爛攤子。據顧頡剛回憶，那時的北大“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一些家境優渥的學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在這樣的節點，蔡元培不顧旁人的勸阻，選擇接受邀請，借此踐行長期以來的教育理念。

多年以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評價“蔡元培神話”時，不禁感嘆一個人的學識才情與時代的要求竟然如此配合默契。“處此新舊轉化之際，沒有不可逾越的邊界，也沒有不可挑戰的權威，乃‘嘗試’各種新制度的最佳時刻。”他這樣論述道。也正是混沌的時代癥候，讓一個學校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讓大學的精神因此得以顯形。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來到了北京大學。據顧頡剛記述，校工們排著隊，站在門口，畢恭畢敬地向他行禮，他卻一反歷任校長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讓在場者大為驚訝。9日，他發表就職演說，強調求學的宗旨，不為“做官發財，”大學的目的，乃是“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接下來，蔡元培開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就任不久，他仿照德國大學的建制，停辦工科，重點發展文理科，并著手創建評議會制度，評選出10位評議員，“制訂和審核學校的各種章程、條令，凡大學立法均須經評議會通過。”他希望北大可以像柏林大學那樣，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崛起產生推動力量。同時，他裁撤了不稱職的教員，選聘有真學實才的有識之士，包括胡適和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據當時的學生羅家倫回憶，蔡元培的改革“震開了當年北京八表同昏的烏煙瘴氣，不但給北京大學一個新靈魂，而且給全國青年一個新啟示”。蔣夢麟則做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如果你丟一塊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會從中蕩漾開來，而且愈漾愈遠，愈漾愈大。”

很快，眾多新舊知識分子聚集在這個當時唯一的國立大學之中，他們在地域、學術背景和教育經歷等方面存在著諸多差異，最終卻迸發出更加具有活力的文化生態。如同沉寂已久的泥潭被重新攪動，這場變革開啟了對既定價值的重估，國外思潮的匯入讓封閉已久的文化傳統有了自我更新的可能。

陳獨秀將《新青年》帶到了北京，還是學生的羅家倫和傅斯年則在1918年10月創辦了新潮社，并刊印《新潮》，與《新青年》彼此呼應。那時候，學校里陸續成立了很多這樣的學生社團，包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無論新舊，學校都提供了空間和支持。

自由討論的風氣在那時也開始形成。羅家倫和傅斯年等學生都喜歡閱讀國外著作，常常在宿舍互相辯駁，爭個不休。討論的場所也包括錢玄同的國文教員休息室和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室，學生和老師之間“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

當然，改革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恰恰相反，它經過了不斷的調整與加碼，其后果有時也超出了改革者的預期。而在時代的碰撞下，思想文化的火花不斷激發，終于變成了政治的火焰。

許多年以后，學校官方在追述北大精神傳統的時候，將對高深學問的刻苦鉆研與敢為天下先的社會責任看作是引以為傲的兩種脈絡，然而在一百年前的歷史現場，兩者卻并不是并行不悖的。校方與學生之間，以及知識分子群體之間，更多的矛盾與分流生發出來，或是產生新的凝聚力，匯攏在更大的潮流之中。

1918年5月，在羅家倫和傅斯年等人的提議下，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等2000多名院校師生前往總統府請愿，反對“中日防敵軍事協定”。蔡元培不贊成學生的做法，寫信辭職，表明態度。最終學生選擇道歉，挽留住了他們的校長。多年以后，蔡元培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里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

一年之后，更大的浪潮開始形成。蔡元培同情自己的學生，在運動爆發的前兩天，還在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新文化運動的深化和兼容并包的校風給了這些學生足夠理性和寬闊的視野，而當民族問題激化的時代關頭，他們敏銳地捕捉到了社會情緒的征兆，并借助義憤甚至狂熱的推動，實現了對政治生活的直接參與。

1919年5月8日，蔡元培再次寫信辭職，并出走北京，希望通過這樣的做法，平息官方的憤怒。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辭職本身又成為了學生進行抗爭的一部分，北大的教授們和其他高等學校的校長也加入了進來，由此形成了連鎖反應。

此后，蔡元培委托蔣夢麟主持北大校務。1920年，在五四運動一周年之際，蔣夢麟和胡適聯合發表《我們對學生的希望》。文章先是肯定了學生運動的積極作用，并將學潮歸因于“變態的社會”和失范的政體制度。而后，文章轉變話鋒，指出學潮的非常態性質，列舉了頻繁罷課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并希望學生們可以將精力放在學問研究、團體活動和社會服務上去。

資料圖：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慈濟寺山門遺址。中新社發 李慧思 攝

“北大精神”

還是回到1923年。建校25周年紀念會其實是一場“預謀”已久的活動，最初起意是在1917年。當時，蔡元培等人表示，希望北大能在未來的五年里迅猛發展，到25周年校慶之時，便可以有值得回顧和慶祝的成績。

美國學者魏定熙在其著作《權力源自地位》中寫道，1917年的那場臨時紀念會“充滿了試圖為大學加強一種新的身份認同的象征意味——這正是蔡元培所重視的。”通過確立校徽，并制作校歌，發表演說，校方試圖構建更加穩固的集體價值和象征資本，盡管當時的校歌并沒有被廣泛接受。

此前，新文化運動曾改變了北大的精神氣質，五四運動更是為北大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聲譽，但到了20年代初，新潮已經開始回落。1922年，蔣夢麟公開發表文章，感嘆教育和思想所面臨的困境，“數年前勇往直前的精神，為沉悶不堪的空氣所包圍，好像一輪紅日，為黑沉沉的云霧所圍繞。”一年之后的25周年紀念會上，北大師生紛紛加入到討論中來，回溯歷史和建構傳統的嘗試因此有著現實的落腳點。

時任總務長兼代理校長的蔣夢麟發表了題為《北大之精神》的演說。他被看作蔡元培衣缽的繼承者，在演說中也重申了“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但同時，蔣夢麟也承認了這種精神特質的副作用，“能容則擇寬而紀律弛，思想自由，則個性發達而群治弛。”他最后告誡聽眾，要“整飭紀律”。

一些學生的表述則顯得更加激進。學生領袖、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人之一朱務善在《北大精神》中提到，“總而言之，北大精神是科學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止的，還是當仁不讓之‘干’的精神。”另一名學生余維一則撰文寫道，“政府如國家的頭腦”，而“本校如國家的神經”，“倘若神經失了作用，頭腦也會成一個空殼，不能生半點作用。”

此后數年，北大所處的政治和文化環境仍在發生變化。無論是北洋時期暴政的陰影，還是國民政府時期黨政對高等教育的干涉，又或者是經濟市場的沒落，都在影響著北平的學術與思想空間。北大的許多知識分子意識到了自己的無助，選擇離開北京，南下上海，那里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和自由的文化市場。

1928年，南京成為國民政府的首都，北京改為北平，降為特別市。在這次政權更迭的前后，政府都采取了措施，對高等教育體系進行重組和改造。無論是張作霖政府的“京師大學”規劃，還是國民政府試推行的大學區制，都試圖將一貫桀驁的北京大學納入到一個更加可控的體制之中。最后憑借師生的抵制，北京大學才得以保存下來，暫時渡過了危機。只不過，學風環境和教學秩序還是受到了很大的損害。

1930年年末，蔣夢麟正式擔任北大校長，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舉措，提出了“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方針，整治此前曾提及的“群治弛”的校風痼疾。他早就意識到，不斷的學潮與罷課已經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原本用以“自衛”的“武器”，也可能成為“自戕”的工具。

這位在任時間最長的校長自比舵手，在民族危機加深的“過渡時代”，致力于調和北大的學術風氣與精神狀況，“把這學問之舟平穩渡過中日沖突中的驚濤駭浪”。后來，他在回憶中說道，經過一系列的改革，“教授們有充裕的時間從事研究，同時誘導學生集中精力追求學問，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漩渦的北大，已經逐漸轉變為學術中心了。”可以說，北大精神在他的手中又得到了修正和重塑。

學者張中行在1931年進入北大學習，見證了當時北大的學術風氣。他在寫于80年代的散文集《負暄瑣話》中，回憶了接觸過的許多學者和當時的校園生活。在他的印象中，學風中既有散漫的一面，又有嚴謹的一面。自由和包容的風氣還是很濃的，學生有時候直接站起來提問或是反駁。他提到，“這是紅樓的傳統，堅持己見，也容許別人堅持己見。”有教授在考試中故意刁難持不同意見的學生，張中行指出，“這位教授違背了紅樓精神”。這種精神和傳統直接指向了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

但面對“中日沖突中的驚濤駭浪”，北大的知識分子也在試圖尋找回應的方式。“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在北大歷史系兼任教授的傅斯年組織編寫《東北史綱》，并完成了第一卷。他是五四運動發生時的學生領袖。在這部堪稱“急就章”的著作中，傅斯年援引史料，還擊日本學者“滿蒙非中國領土”的論調，盡管也有學界同行對他這部著作本身的嚴謹性表示了質疑。

相比之下，學生的回應則更為直接。1931年事變發生后，兩百多名北大學生組織示威團，準備奔赴南京，要求政府行動起來。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北大的學生參與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張中行的戀人楊沫本來一直在北大旁聽，后來接觸了左翼思想，與張中行分手，走上了革命道路。

資料圖：一名學生披著雨衣騎過北大未名湖畔。中新社發 張浩 攝

南渡北歸

1942年12月10日，昆明下了一場雪。聯大總務長、北大教務長鄭天挺與張奚若、錢端升等教授一同商議，向當局申訴，說明昆明的物價情況。鄭天挺在當天的日記里記載，這天的雪很大，一片一片地落下來，恍惚間仿佛身處已經淪陷的故都，自從南渡長沙，西遷昆明，還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鄭天挺進入市區，到聯大處理學校事務，遠處的隀山落了雪，這樣的景象也讓他想起北方下雪之后的樣子。

十天前，鄭天挺剛剛收到消息，大女兒已經進入淪陷區的“偽北大”，成為了西洋文學系的一名學生，這讓他很是欣慰。當時，他的幾個孩子都還留在北平，父親在西南邊陲堅持辦學，弦歌不輟，子女們則在日寇的占領區艱難度日。

轉眼間，離開北平已經五年了。1937年夏天，七七事變爆發，故都即將陷落。9月，北京大學奉國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遷長沙，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并組成臨時大學，這是西南聯大的前身。三校校長組成籌委會主持校務。從師生數量的占比來看，清華大學占據第一位，北大其次，南開最末。而在具體的管理上，校長蔣夢麟大部分時間都不在昆明，雖然引來傅斯年等人的批評，但為清華校長梅貽琦管理西南聯大騰出了空間。蔣夢麟在1943年給胡適的信里也為自己辯護，“不管者所以管也”。原本擔任北大教務長的鄭天挺成為了聯大總務長，許多北大教授也直接參與了聯大的管理。

三所高校能夠相互包容，共濟時艱，同時堅持民主管理和教育獨立，這是聯大得以維繼和取得成功的關鍵。而在學術和教學之外，這些知識分子們辦刊物，發表文章，醞釀和引領思想潮流，或是直接參與議政，為抗戰和建國提供建議和主張，將西南聯大從一座西南邊陲的教育機構拓展為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中心。

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曾寫道，聯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學者謝泳在評價西南聯大時也說，在這所學校，“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兼容并包，已成為公認的價值標準”。這些原則和價值與五四傳統一脈相承，蔡元培在二十年前投下的那顆石子，在戰亂的泥潭中仍然留下了精神回響。

而在西南聯大之外，五四傳統也進入到政治的領域。1939年，與國民黨關系密切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領導下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共同規定5月4日為青年節。毛澤東寫下《五四運動》一文，將這場運動形容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新階段，后又將其定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點。

由此，五四運動成為國共雙方共同借助的政治資源，借此調動青年群體對于抗戰的積極性，但同時，雙方也在試圖將這場運動納入到各自的話語系統中。內戰時期，人們對五四運動的解讀則偏重它的民主內涵。

由于北大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對五四精神的闡釋和借用影響著人們對于北大精神的理解，特別是在1949年之后，五四傳統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強調，甚至將新文化運動也收納進自己的框架之中，北大精神也被重新編碼。

開花或不開花的年代

1948年12月17日，準備已久的北大50周年校慶因為時局的變化而草草收場，校長胡適此前拒絕了國民政府關于學校南遷的提議，卻還是在最后一刻登上了南京方面派來的飛機，離開了北平。學校里的大多數教授則對即將發生的變化保持了樂觀的心態，選擇留下。這幾乎成為了北大及其精神傳統的一道分水嶺。

一年之前的9月，胡適還在提議，政府應該制定“爭取學術獨立十年計劃”，在第一個五年里辦好五所大學，使之成為世界“第一等地位”，第二個五年里再培植五所大學。在他的這個“世界一流大學”設想中，首期的五所院校，排在最前面的便是北大。

而在50周年校慶之后，政治和時局早已不同以往，對于大學作用的認識，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1952年秋天，教育部在高等學校教師思想改造的基礎上，結合“蘇聯模式”和“延安經驗”，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原本擁有六個學院，調整之后僅剩文、理兩科，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學科也被撤銷。

對于北京大學來說，變化還體現在空間地理和歷史脈絡上。作為教會學校，燕京大學被打散，并入其他高校，北京大學則取而代之，從城內的沙灘紅樓搬至西北郊區的燕園。從此，它不再處于政治中心，而是退向更偏遠的區域。

北京大學的校慶日原本是12月17日。1947年，5月4日被定為校友返校節。從1953年開始，返校節和校慶日合并，“五四”正式成為北京大學官方敘述的精神原點。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中文系教授陳平原曾在《讀書》雜志上刊文，提到“生日的確定，本來只是考據問題，一旦轉化為價值判斷，過分追求‘思想深刻’，反而可能出現令人尷尬的局面”。

1951年，時任北大校長馬寅初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表示“必須按照國家的需要，徹底地調整院系，改革課程，改進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而要達到這一目的，一個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要……自覺自愿地進行了思想改造”。

在進行思想改造的過程中，北大的精神傳統成為了被批判的對象。北大法學院院長錢端升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到“要承繼‘五四’的光榮傳統，我們教師們首先應當分清‘五四’運動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動思想。”

胡適仍然關注著中國大陸的動向。他寫道，“許多我們的朋友公開否認北大的傳統，這是在日本鐵蹄之下都沒有經過的苦痛。我們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時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評，而且要所有群眾來批評‘自我批評’。”

50年代末，作家楊沫創作了小說《青春之歌》，描寫了女主人公林道靜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轉變，其主題被認為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有關。小說中的北大學生余永澤被描述為自私庸俗的形象，其原型則是楊沫曾經的戀人張中行，他曾在北大讀書，深受北大精神的熏陶。就這樣，原本充滿張力的北大精神以一種別樣的方式被編織進意識形態和主流話語的譜系之中。

1957年5月，“大鳴大放”時期，北大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質問北大的共青團代表選舉不夠民主。大飯堂的墻上也貼出了一首名為《是時候了》的詩，“我的詩是一支火炬，燒毀一切人生的藩籬。它的光芒無法遮攔，因為它的火種來自——‘五四’！”很快，一些學生嘗試辦刊物，叫作《廣場》，提出要對過去習以為常的價值和結論進行重新估量，這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價值重估遙相呼應。

但“反右”開始后，北大成為了重災區，連很多學生也被劃為“右派”。《是時候了》作者之一沈澤宜不得不作了《我向人民請罪》的發言。學者嚴家炎那時候剛剛成為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原本躲在圖書館讀書。“但進入5月下旬，就不一樣了，卷進浪濤里了。”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道。

后來，中文系教授謝冕和費振剛合作編寫了一本中文系55級的紀念書籍，把那段夾雜著光亮與晦暗的時期稱作“開花或不開花的年代”。

1966年，“文革”開始了，北大成為了這場動亂的前哨。這一年的8月，毛澤東為這所院校題字“新北大”。很快，北京大學被“文革”席卷。北大一貫敢為人先的作風終于走向了它的反面。

那段動蕩的時期讓嚴家炎難以忘懷。“文革”開始的時候，他被批斗，要求“靠邊站”，后來被安排在圓明園和北大附小，與“黑幫爪牙”一起勞動。

政治的風雨讓所有人無從躲閃，但還是有人在時代的振蕩中找到了自己的園地。陳平原后來聽導師王瑤說起過，“文革”時期，北大中文系教授、古文字學家裘錫圭依然在想辦法堅持做學術，白天去五七干校勞動，晚上做古文字研究。只不過，這樣的例子并不多見。“文革”結束之后，教學秩序尚且可以短時間內恢復，但精神傳統層面的破壞與失落是無法估量的。

后來，在北大校史的官方敘述中稱，這段時期雖然歷經磨難和動亂，但依舊做出了一些成績，主要體現在理工科。1967年，北大化學系、生物學系與中國科學院有關單位協作，對豬胰島素晶體結構的測定成果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1973年，北京大學電子儀器廠合作研制出中國第一臺每秒運算一百萬次的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

資料圖：北京大學皇家園林燕園雪景。中新社記者 蘇丹 攝

80年代

1977年，高考招生制度恢復，學科體系開始重建。對于知識的渴求，以及思潮的不斷碰撞，成為了很多人對最初那幾年的主要印象。

80年代開始了。有人后來回憶，那是一個跟一二十年代很像的時期，種種思潮從國外涌進來。北大的學生開始了出國的熱潮，想要去外面看看世界是什么樣子。畢竟，思想壓抑的日子已經太久。

1978年，戴錦華考入北大，成為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與許多旁觀者的印象不同的是，戴錦華的大學記憶伴隨著叛逆和幻滅。她經常逃掉本系的一些課，瘋狂地閱讀，旁聽別系的課程。樂黛云的比較文學，湯一介的道教課，林庚的楚辭竹簡等等，都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看來，樂黛云的比較文學研究深深地內在于“五四”文化的精神，又自覺地嘗試超越之上。

“我從來不覺得我們有一個黃金時代，或者是黃金時代失落了，我不覺得是這樣，在每個時代我們面對不同的挑戰，面對不同的困難和迷惑，然后北大或者我身邊的這些老師，我覺得每一次他們(都在)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去回應。”戴錦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相比之下，我們是從造反有理的文化當中走出來的，渴望建立新的知識譜系和文化秩序，渴望社會再度秩序化和學術的規范化。”

很快，學科體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1982年，北大率先恢復政治學、宗教學和社會學等人文學科。1985年，北大成立經濟學院，恢復了院、系、科的架構。與此同時，經濟管理系成立，這是光華管理學院的前身。

1984年，陳平原進入北京大學，作為中文系第一批招收的兩名博士研究生之一，成為了著名學者王瑤的學生。對于時代的情緒，陳平原有著直觀的感受。“80年代以前太不堪了，起點太低，所以大家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感覺。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大家期待越來越高，社會不能夠滿足這種期待，學生們也會有自己的痛苦。”他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道。

陳平原記得，當時博士制度剛剛確立，沒有那么多規矩和外界的誘惑，導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類似于師傅和徒弟，相互之間的關系很密切，不只是學術上的交流，導師也會針對學生的性情，給出針對性的建議。

1985年，《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的面世，給陳平原帶來了不小的學術聲譽和關注度。有朋友邀請陳平原去湖南開會，但是王瑤建議陳平原沉下心來，好好讀書，以后有的是機會。“人在某種特定的狀況下會不太清醒，當老師的責任就是在學生不太清醒的時候能給他一個警示。”陳平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沒有圍墻的校園

在陳平原的印象里，80年代，最優秀的文科學生會選擇北大中文系，但是到了90年代，情況開始轉變，優秀的學生開始流向經濟學院、光華管理學院和法學院。這是學校內部的一個現象，卻多少反映出整體社會環境的變化。

1991年，許秋漢進入北大社會學系，見證了時代的轉型和風氣的轉變，他是北大“地下校歌”《未名湖是個海洋》的作者。許秋漢癡迷音樂，羅大佑、黃霑和崔健的作品陪伴他度過了高中和大學，那些憤怒和疑問曾讓他心有戚戚，校園里的草坪文化則給了他許多難忘的記憶。

臨近畢業，許秋漢聽聞北京市出臺了一項政策，要求當年畢業留京的高校學生交納城市增容費，這讓他覺得很是氣憤，“感覺像是對待垃圾一樣”。為此，他創作了歌曲《長鋏》。“長鋏歸來乎，士可殺不可辱，從今后對酒當歌，樂得逍遙回故鄉。”硬朗的歌詞與慷慨的曲調呈現出現實困境中的文人風范。

那時候，校園民謠開始流行，唱片公司找上門來，許秋漢便制作了音樂合輯《沒有圍墻的校園》。因為拒絕迎合商業和市場，歌曲中很少有感傷的姿態和風花雪月的情調，最終沒有引起多少反響。

這些直接由北大學生進行創作的民謠歌曲，作為特別的時代癥候，呈現出特定時期的微妙情緒。巴特爾在歌曲《回鄉偶書》中描述社會的變化，“越穿越潮的牛仔褲是緊繃在大腿上，原來的董校長如今已經商。”陳涌海在歌曲《廢墟》中念道，“我是典型的無話可說者”。多年以后，陳涌海彈著吉他豪邁地唱起《將進酒》的視頻爆紅網絡，被稱為中科院“搖滾博導”，但年輕人們并不了解他的過往。

后來，許秋漢選擇游戲人生，散漫依舊，音樂變成了私人的愛好。現在，他擔任《博物》雜志主編，在鳥獸蟲魚里找到了新的天地。“很多想說的不知道怎么說，后來發現也沒什么好說的。”他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道。

1993年，北京大學推倒了南門外一段約600米的圍墻，并在此基礎上建設了25000平方米的商業街，與中關村融為一體。這是改革開放之后，內地大學“破墻”的最初嘗試。科研開發和市場開拓相互結合，一些有影響力的學校企業就成立于這段時期。

同一年，經濟管理系與北京大學管理科學中心合并成立“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擔任院長。一年之后，工商管理學院正式更名為光華管理學院。厲以寧在80年代直接參與了經濟體制改革的論爭，他所提出的理論對轉型時期的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北大經濟與管理學部主任張國有是光華管理學院成立時的副院長之一，見證了北大商科的恢復與興起。他出生于1949年10月，“文革”結束那年，從北大經濟學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并留校任教，教授“工業經濟”。改革開放后，他與一些同事們經歷了知識的轉軌，在80年代開設企業管理課程。

“形勢的發展激發了工商管理的需求，部分教師由經濟學向商學轉軌愈加迫切。1978年改革開放，企業自主、引進外資、股份機制、市場經濟、全球化等撲面而來。商務管理、商學研究刻不容緩。”張國有在回復《中國新聞周刊》的郵件中這樣說。

90年代，光華管理學院成立后，學生規模不斷擴大，新的知識方法也匯入進原有的教學體系。據張國有介紹，原來的三個教研室逐漸發展到現在的7個系，其中國民經濟學、企業管理是國家重點學科。

時代主題的悄然轉變，繼續影響著校園內外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方式。戴錦華在1993年重新回到北大任教，對這片校園的變化感到驚訝。“回來以后就發現北大也時尚化了，但大家對學術和新思想的熱愛還是延續的。跟圍墻倒了一樣，北大也是在變的，如果一個不變的北大也就不是北大了。”她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作家許知遠的感受與此不太一樣。1995年，他進入北大計算機系專業。中學的時候，他便讀過張中行的回憶散文《負暄瑣話》，很為30年代北大校園里那種散漫的風格與氣息打動。進到學校里之后，他卻發現有些事情已經變了。

“那時候也是對學校有些失望的，沒有自己期望的那么有個性和理想主義，但是也是正常，因為在90年代末北大還是有種氣氛的，有些重要老師在，比如錢理群。”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

錢理群曾批評北大等高校正在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個人主義的思想傾向變得更加普遍，并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幾十年的非政治化的過程，最后就造成了某種程度的非社會化，就是大家喪失了對社會的關注和敏感度，這可能就是歷史的詭計吧。”戴錦華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

當現實中的北大無法及時對社會形態和時代主題的變化作出有效的回應，作為精神家園的北大便不斷后退，成為沉默的遠景。后來，錢理群在一次演講中提到，“現實的北大對于我是越來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將心中的北大推到遠處，成為一個永恒的記憶，一個永遠給我帶來溫馨的夢，盡管明知其虛妄，卻好像魯迅之故鄉之于他的記憶，愿意被它哄騙一生，并時時反顧。”

未完成的使命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學迎來了一百周年校慶。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校慶典禮上發表講話，宣布“為了實現現代化，中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 此后，教育部決定在實施“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重點支持部分高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簡稱“985工程”。在最高學府的百年慶典上宣布這樣宏大的教育規劃，似乎再合適不過了。

從那時起，“一流大學”的目標讓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許多高校開始了不斷的集體沖刺，它帶來的積極影響當然值得稱贊，但問題也在不斷出現。曾經困擾過那些北大先驅的命題在當下仍然成立，那就是，如何面對西方，確定自我的道路，又如何接續傳統，回應當下。

新世紀伊始，北大加大了體制改革的力度。2003年12月，第一批入選“985工程”的名單公布。就在同一年，感受到內在焦慮的北大校方開啟了聘任制度改革。這次改革被認為過于激進，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和討論。學者甘陽提出質疑，認為北大的人事改革過于看重西方教育背景，是文化不自信的體現。

2014年，“燕京學堂”計劃同樣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是一項為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學生開設的一年制“中國學”碩士學位項目。時任英語系主任高峰楓公開撰文，將這個項目稱作“校中校”，有礙教育公平，并對所謂“中國學”提出質疑。另一位教授則將這項計劃歸因于北大近年來對于“國際化”的刻意追求。

2003年人事改革時，林建華是當時的校長助理，十多年后，他成為了新一任的北大校長，改革的腳步仍然沒有停下。去行政化與教育獨立，本土化與國際化，教育公平和資源分配，人文學科的建設發展，都是許多人真正關心的問題。

“我說得迂回一點，自然科學以及醫學這二十年在北大發展，狀態很好，但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很不均勻，其實有些是受制于整個大的環境，所以發展的時候會有一些波折。這樣就行了，就不要再說很具體了。”陳平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另一個問題則來自于時代。從百年校慶到百廿年校慶，二十年的時間過去了。高校擴招曾引起人們對于北大教育質量的擔憂，互聯網的大潮進一步消弭了這個校園和社會的邊界，同時也意味著時代的喧囂對這片校園的影響更深了。但沉得住氣的人一直都在。“你生活在那個時代，幸與不幸都在那個地方，營造一個自己能夠把控得住的小環境，對一個人來說，不管你是從政經商還是做學問，都是很重要的。”陳平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青年數學家許晨陽的辦公室位于未名湖北岸的一座仿古式庭院中，國際數學研究中心就坐落在這里。不遠處，便是如織的游客，庭院卻顯得幽深。近幾天，院子的一部分區域正在整修，機器的嘈雜聲一直沒有停歇，但許晨陽和他的同事們并沒有受到多少影響。在此前的一次報道中，這里被形容為“數學國”。

“數學的確是出成果的周期比較長，但是如果你能把環境生產的這種噪音給過濾掉的話，還是可以concentrate(集中注意力)的。當然，這也不是很容易的過程。”許晨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

辦公室里有些雜亂，黑板上可以看到一些數學公式和符號，那是常人無從進入的隱秘地帶。許晨陽在1999年進入北大數學系學習，后來赴美留學，2013年，他回到北大，加入碩士導師田剛所在的北大國際數學研究中心。

近年來，許晨陽在基礎數學的核心領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得到了國際學界的認可和社會大眾的關注。值得一提的是，1999級和2000級的北大數學系培養出了多位頂尖的青年數學家，包括許晨陽、張偉和惲之瑋等，他們被稱作北大數學“黃金一代”，已經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

這些新一代的青年學者有著他們的先輩難以比擬的天然優勢，他們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回應這個時代。不斷變格的精神脈絡，在傳統與未來的相互映照下，讓人們得以重新對表，將未完成的長跑繼續下去。

蔣夢麟自傳《西潮》中記述了一個獨特的細節。在西南聯大的時候，蔣夢麟身處亂世，自敘平生，想起了北京知識分子的一個特別“儀式”：在北平擔任校長的那些年里，早上起來，常常可以看見紅木書桌上覆蓋著一層薄薄的輕沙。拿起雞毛毯子，輕輕地拂去桌上的塵土，還有筆筒和硯臺上的灰塵，竟讓人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快樂。然后，一天的讀書生活便開始了。這個細節成為了一種對北大乃至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脈絡的隱喻。無論時代如何變化，學問的傳統不會消亡，它總是等待著，被重新擦拭一新。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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