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號召50周年之際，駐馬店鎮（現驛城區）1966年3月30日第一批下鄉知青在驛城區政協的大力支持下，到銅山進行52周年回訪活動。本報記者先后對20多名知青和當地村民進行了采訪，由于版面所限，只能擇取幾個故事以饗讀者。

52年,放不下的惦念

□晚報記者   袁子惠文/圖

 趕來團聚的李臣堂老人。

“孩子們回來了，俺說啥也要來看看，團聚團聚。”今年85歲的李臣堂說。老人一臉皺紋，一口牙也掉了，走起路顫顫巍巍。聽說當年下鄉的那幫孩子要回來，老人高興得徹夜難眠。3月20日一大早，他便坐上早班車，從十幾公里外的住處趕來。

李臣堂告訴記者，1966年，他任泌陽縣鄧莊公社銅奉大隊黨支部書記。他還清楚地記得52年前那幫稚氣未脫的孩子坐著牛車、風塵仆仆來到他們大隊的那一天。

“老支書，你咋變矮了？記得你那時個子很高啊！”一名回鄉參加活動的知青握著李臣堂的手，親熱地說。“老了，老了！52年過去了，咋會不變呢？”老人雙眼潮濕地感嘆道。

提起往事，李臣堂老人無限感慨。他說，下鄉時，那幫知青大都是十五六歲的少年，充滿了青春的懵懂。看著他們，李臣堂及鄉親們既高興又心疼——高興的是來了這么一幫娃兒，青春年少，聰明伶俐，個個惹人愛；心疼的是這幫孩子這么小就離開家人，少不了飽受思念之苦。

李臣堂告訴記者，這批下鄉的139名知青9或10人為一組，駐扎在幾個村。村民們看到這幫特殊的“客人”，慌忙將家里的被褥、雞蛋、蔬菜、饅頭等拿出來，送給他們。那個年代，村民們的生活大都貧困，不少家庭勉強能維持溫飽，但他們仍盡最大努力幫助知青們。

很多知青下鄉前很少做家務，不會做飯，不會洗衣服。村民們看到他們為難，主動熱情地給予幫助——這家的姐姐、嬸嬸來教洗衣做飯，那家的哥哥、叔叔來幫擔水砍柴。村民親人般的關愛感染了這幫少年，大家積極投入農村生活。

對于這幫知青，當時任黨支部書記的李臣堂感受更多的是責任。由于村莊偏僻，交通不便，每名知青的安全問題讓他牽掛；由于知青離家在外，對農村的環境和生活陌生，難免思念家人、不知所措，他們的情緒波動又讓他擔心。每當知青需要幫助，他和大隊的工作人員都會認真考慮解決的辦法，并發動村民幫助他們。

老人說，那些年的人和事還歷歷在目，但物是人非，當年一幫少年如今已是六七十歲、兩鬢斑白的老人。“現在看著他們，我仍覺得他們還是孩子。”老人一邊說，一邊憐惜地看著正在旁邊熱情交流的“歸鄉人”。這時，老人神情恍惚，仿佛回到了過去，回到了那段讓他難忘的崢嶸歲月。

“那里是我的第二故鄉”

□晚報記者  姬淑華文/圖

 魏愛蓮

記者采訪其他知青時，魏愛蓮就坐在一邊，時不時地插一句話，顯得很興奮、激動。采訪她時，她的第一句話就是“那里是我的第二故鄉，那里有我太多美好的回憶”。采訪就從她插隊的泌陽縣銅峰鄉缸窯大隊開始。

魏愛蓮說，她插隊那年16歲。她和其他9名隊友被分到缸窯大隊，所幸的是，雖然他們都很年輕，但隊長對他們關愛有加。

魏愛蓮說，剛到插隊的地方時，最令他們感到好奇的是泌陽的井，井水與井口平，人們口渴了就隨手舀一碗喝。這讓他們感覺很不衛生，也看不慣。

“剛去時，干農活我們很不適應，因為從來沒有干過。記得有一天，天氣很熱，為棉花修枝、打叉時，我們站在棉田里，無所適從，不會干，就哭了起來。”魏愛蓮說，“隊長聽說后，急忙把我們幾個叫到田地旁的樹陰下，做我們的思想工作。他親切地說：‘你們剛來還不會干，不過別著急，我找人教你們，慢慢就好了。俗話說：‘莊稼活不用學，人家咋做咱咋做。’你們以后有啥困難了，盡管找我好了，我會盡力幫助你們的。’”

魏愛蓮說，他們幾個初來乍到，在那個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也不會干農活，再加上想家，難過得哭了起來，可聽了隊長這一番貼心的話后，又都破涕為笑了，從內心里對隊長充滿了感激。

“隊長的名字叫王志文，我現在還記得。那時我們愛叫他王隊長。王隊長是一個善良的人，對我們這些知青真好。他說到了也做到了。在以后的生活、生產中，他處處照顧我們幾個。”魏愛蓮說，“不管干什么活，他都讓知青干最輕的。比如：插秧時，他讓我們運送秧苗；割稻子時，他不讓我們割，而是讓我們把別人割下的稻子打成捆等。”

魏愛蓮說，在泌陽縣蠶絲廠的經歷也令她很難忘。“只需把繭抽出一個線頭，機器就能抽出絲，然后就露出一個蛹，有大拇指粗。”魏愛蓮說，“從蠶絲廠回來后，我就又到了大隊干活。總之，在王隊長的照顧下，我們幾個基本沒受過什么委曲。”

魏愛蓮是1971年回的城。與王隊長依依惜別后，她被分到了駐馬店機械廠上班，后來又調到省建設設計院。“我早已把王隊長一家當成了自己的親戚。每年，我都抽時間去王隊長家。每次去，他家也都是熱情地招待我，殺雞割肉，做上一大桌子菜。回來時，再給我們帶很多干菜、紅薯、香油等農產品。當然，王隊長和他的孩子有時也來我家看我。有時他們來駐馬店辦事需要我時，我也是盡力幫他們。”魏愛蓮說，他們兩家的關系勝似親戚。

當記者問王隊長是否還健在時，魏愛蓮說：“他不在了，但他的孩子還一直與我們保持聯系。原來是經常通信，現在是打電話。隔不一段時間，我們就會打電話問候對方。在我有生之年，我會一直去那個村的，那里有我美好的青春記憶，有我的勝似親人的恩人。”采訪結束時，魏愛蓮深情地說：“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對我來說都是那么親切、難忘，那是我的第二個故鄉。”

“在這里一輩子我也住不煩”

□晚報記者姬淑華文/圖

 于桂芝

上泌陽采訪之前就有知青對記者說，于桂芝是“銀環”，在她插隊的地方扎根落戶了。3月30日一大早，記者跟隨駐馬店的知青到了他們插隊的銅山鄉大路莊村，于桂芝與其他鄉親早已在大路莊村委等著了。談起往昔，于桂芝感慨萬千。

記者看到，于桂芝個子不高，精神瞿鑠，很健談。“我們那批下鄉的知青中已上班的人不多，而我是其中之一。我當時在平等路副食五店上班。”于桂芝說，“聽說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毫不猶豫地報了名。”

于桂芝說，她是一個苦命的孩子，4歲沒了娘，跟著西平縣的奶奶長到9歲才回到駐馬店跟著父親和繼母一起生活。“我十二三歲就開始干活了，在煤廠篩煤，篩一噸掙兩元錢。你看我的手累傷了，現在還疼得難受，不干活也疼。醫生說是干重活落下的病根。”于桂芝說著伸手讓記者看她紅腫的雙手。

于桂芝說，她插隊的地方在泌陽縣銅山鄉銅山溝村。他們每十人一組，一塊干農活，輪流做飯。大家互相幫助，生產隊隊長及村民對他們也很照顧，她很快就適應了集體的生活。因她過早地參加了勞動，所以干起農活來也毫不吃力。“別看她個子不高，干起農活來很有勁。”于桂芝的一名隊友說。“是的，別看我沒干過農活，割麥時我比當地的村民割得還快。插秧、割稻子、刨紅薯等，我都干得又好又快。我不管做什么事，都有股不服輸的精神。當地農民都說我不像個城市的姑娘。”于桂芝笑著說。

于桂芝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她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地方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愛上了這里憨厚、淳樸的農民。

“我來插隊時已19歲，在當時已屬大齡青年。聽我有扎根落戶農村的愿望，經熱心人牽線，我與當地村民談起了戀愛，插隊的第二年，我們兩個結了婚。”于桂芝說。

當記者問于桂芝落戶農村有什么不習慣時，她笑著說：“剛開始有一點兒，但很快就適應了。老公的鞋子舊了，我就照著鞋樣子做了一雙鞋邦子，但不會與鞋底連起來，就去問婆婆。婆婆當時最小的孩子比我的兒子大一歲，很忙，就對我說她顧不上。沒辦法，我只好拿一雙舊的比著做，做著流著淚，終于做好了一雙鞋。從此，我就學會了做布鞋。衣服我也是這樣比葫蘆畫瓢做的。好了，這兩樣事會做后，就再也沒有什么事難住我了。”

當記者問于桂芝落戶農村是否后悔時，她說：“一點兒也不后悔。我現在真是感覺過得非常稱心如意。兒子、兒媳都非常孝敬我，特別是兒媳對我真是沒說的。我前年做手術，兒媳們爭相伺候我，為我端屎端尿的。親閨女也只是這樣了。”

于桂芝表示她是一個知足的人，對現在的生活非常滿意。于桂芝說：“城里的房子太高、太小，你看俺這房子、院子，都很寬敞，現在誰免費送我一套駐馬店的房子我也不愿去住。”

采訪結束時，于桂芝引用《朝陽溝》里銀環的唱詞說“在這里一輩子我也住不煩”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我們就像一家人”

□晚報記者   姬淑華文/圖

介春花

介春花是一位性格樂觀的老人，與記者談起往昔時一直面帶笑容。她是家中的獨生女，插隊走時家人很不舍，但她是高高興興地跟著大家走的。“那時，我的家在南地下道附近，一個胡同里的很多伙伴都報名去插隊了，我也積極地報了名。我是1966年3月31日去的，插隊的地方是泌陽縣銅山公社銅峰大隊上白溝村。”回憶往事，介春花記憶猶新。

有的人憶起插隊的那段歲月說太苦了，可介春花感覺那段歲月很有趣。那時，做飯、磨面他們都是輪流的。“那里的蛇特別多。一次我做飯時，水沸騰了，我從缸里取面做稀飯，撳開缸蓋一看，里面盤著一條小蛇，嚇得我大叫一聲跑了，手里的葫蘆瓢也扔了。”介春花說，“我們女孩子都怕蛇，因為蛇鬧出過不少笑話。”

介春花說，那時，他們什么活都干，沒有誰拈輕怕重。“記得一次插秧時，我們的任務是拔秧苗運往稻田里。秧苗是在水里培育的。一名男隊友正在拔時，突然拔出的一把秧苗上盤著一條蛇，嚇得他大叫一聲坐到了水里，其他正在拔秧苗的一看，也得嚇得齊刷刷地倒在了水里。”介春花笑著說，“我們的衣服都濕了，也顧不得那么多了，大叫著往路上跑去。”

“當地村民看我們這么害怕蛇，就對我們說，一般的蛇是沒有毒的，不用害怕。從那以后，我們才慢慢地不怕蛇了。”介春花說，當地村民對他們很關照。

介春花說，當地村民對他們都很友善，無論在生產中還是生活中，對他們都很關照。“一次該輪到我們磨面了。那時是驢拉磨磨面。我們沒有經驗，也不知道讓驢打下滾歇歇，結果磨了幾個小時的面把那頭驢累死了。這下可闖下大禍了。那時的生產主要靠馬、牛、驢出力，驢子是相當珍貴的生產工具。我們幾個嚇得不知所措，想著隊長不知要怎么懲罰我們呢。”介春花說，“我們忐忑不安地等到隊長收工回來，結果隊長一點兒也沒有埋怨我們，反而安慰我們說不礙事、不要怕，下次注意就行了。其他村民也紛紛說，‘孩子們還小，沒有干過農活，沒有經驗，干得多了就好了。’”

介春花說，村民的做法讓他們都很感動，他們也都盡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回報村民。

“我們內心對當地的村民充滿了感激，所以也很關注他們的生活。每當我們回家探親時，總愛從家里帶一些蘋果、梨子、罐頭、糕點讓村里的老人、孩子吃。我們與村民相處得很融洽，就像是一家人。”介春花說，“聽說村里一名女子（我們都叫她嫂子）患了重病，我們幾個知青經商量后，湊錢買了幾斤紅糖、雞蛋去看她，陪她聊天、寬她的心。我們也愛晚上相約去田地里撒成堆的土家肥，當然這是為了學雷鋒做好事。記得有一次月亮不是太好，我們幾個正在田里撒肥時，突然有一人發現離我們不遠的樹林里，有一雙非常明亮的動物的眼睛正在看我們。想著是狼呢，我們幾個扛著鐵掀就跑。”

“現在我們還有來往。我們經常回泌陽看望那里的老人。”介春花說。記者發現，一個多小時的采訪，介春花完全沉浸在了對美好往事的回憶中。

那幫哥哥姐姐讓他難忘

□晚報記者  袁子惠文/圖

魏興斗珍藏的書包和剪貼本。

大路莊村委會議室里洋溢著歡聲笑語，回到“第二故鄉”的人們與趕來看望他們的鄉親們坐在一起，親熱地聊個不停。

桌子上的一個“古董”書包格外醒目。書包是黃色的帆布包，上面印著“為人民服務”幾個大字和毛主席頭像，一看就知道是那個特殊時代的物品。雖然已年代久遠，但這個黃書包依然完好無損，可以看出書包的主人對它非常呵護。書包的主人魏興斗告訴記者，這個書包是一名知青哥哥送給他的，他已經精心保存了40多年。

魏興斗今年66歲，曾在銅山鄉缸窯小學任教，父親魏松山今年90歲，曾任大路莊公社缸窯村姚莊組隊長。1966年3月30日，幾名下鄉知青插隊在魏興斗家所在的村。從此，他便和這幫姐姐哥哥結下了不解之緣。

1966年，魏興斗14歲。那時，農村的生活條件很差，人們整日為溫飽勞作。魏興斗這個山里的農村娃很少和外鄉人接觸，更別說是城里人了，這幫和他年齡相仿的知青的到來讓他內心充滿了好奇。

因為父親是隊長，知青們到他家的次數較多。慢慢地，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魏興斗說，他和知青們很有共同語言，經常在一起說笑。這些知青像他的哥哥姐姐，對他關愛有加。魏興斗清楚地記得，哥哥姐姐們教他和小伙伴們唱歌、讀書的情景，嘹亮的歌聲和讀書聲在村莊上空回蕩，讓這個偏僻的地方有了與以往不同的色彩。

有一個知青的家庭成分是“四類分子”。在當時，出身不好的人在各方面常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為了證明自己，這個男知青每天都拼命地干。

魏興斗說，那個知青哥哥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記得，在炎熱的夏季，那個哥哥幾乎每天都赤裸著上半身，只穿一件短褲。插秧、砍柴、割草……火辣辣的太陽在頭頂曬著，身上的汗水不停地流，腳下的土地不一會兒便濕了一片。

“真是能吃苦啊！”談起那段往事，魏興斗感慨萬千。

幾年前，魏興斗的父親身患重病。回想起那段歲月，自認為時日不多的老人思緒萬千。為了平復內心的想念，病重的他不顧旅途勞頓，趕往平頂山看望落戶在那的一名返城知青。“我怕再不來，就見不到你了！”再見面，老人看著對方，往事涌上心頭，千言萬語不知如何訴說。

除了黃書包外，魏興斗這次帶來的還有一個特殊的紀念品——一本剪貼本，里面貼著《天中晚報》及其他媒體關于這批下鄉知青事跡的報道。

2004年，本報以《第二故鄉，我們回來了》為題，報道了10多名當年的知青和駐馬店市區幾家企業的負責人，在第20個教師節到來之際，為銅山鄉缸窯小學送去豐厚慰問品的事。2014年1月，本報組織的“晚報關愛，冬日不冷”愛心活動在缸窯小學舉行，駐馬店的一些愛心企業和相關人士及返鄉知青代表為孩子們送去了棉衣、文具、手套，為教師們送去了價值3萬多元的愛心物資。本報以《3萬余元物資送到山村小學》為題對此事進行了報道。

時光如梭，但真情沒有改變。童年的經歷讓魏興斗對這幫哥哥姐姐念念不忘，他們對于“第二故鄉”的慷慨回報更讓他感動。他細心地將刊發這些報道的報紙剪下來，整整齊齊地貼在自己特制的一個本子里。

“哥哥姐姐們走時我沒少流淚。”魏興斗說，“他們走后，我心里空蕩蕩的，很失落。一個知青哥哥會木工技術，臨走前，他將一個用了多年的小木錘送給了我，我現在還精心保存著。”

 “那段生活至今仍影響著我”

□晚報記者  袁子惠文/圖

許金生和當年的“房東”大姐親熱交談。

“哈哈，當年的小毛孩現在變成小老頭了！”“大娘，你變化不大呀，一點兒也不顯老。”在團聚的人群中，許金生和一位老人熱情地攀談著。

許金生今年67歲，1966年，他來到銅山鄉缸窯村委上房村插隊。和他聊天的這位老人是許金生插隊時的“房東”。

老人告訴記者，那年，15歲的許金生來插隊時，一臉稚氣。初看到他時，她不禁擔心：這娃兒能受得了農村的生活嗎？但后來的事實證明，那段農村生活讓許金生得到了磨礪和鍛煉，讓他收獲了很多。

下鄉前的許金生是個不羈的“浪子”。輟學后的他無所事事。后來，國家號召城市青年到農村插隊鍛煉，他毫不猶豫地報了名。

許金生告訴記者，下鄉后的知青和鄉親們一樣，每天需要掙工分。鄉親們干的農活他們都要干。知青們之前大都沒干過農活，很多就像《朝陽溝》里說的那樣：韭菜麥苗分不清，每一個人都顯得手足無措。看此情景，樸實的鄉親們便手把手地教他們。

“那個年代，農民的生活很苦。我們一日三餐大都是稀飯、雜面饃，很多時候用大蒜或大蔥拌鹽當菜吃，而且沒少吃紅薯。”許金生說，“現在，我從不挑食，而且不浪費糧食。每次吃飯，無論是在家還是在飯店，我都盡量把飯菜吃完。”

那段艱辛的生活在許金生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讓他時刻提醒著自己——人不能得意忘形，要保持淳樸的本色。

插隊結束后，許金生參軍入伍。幾年農村生活的鍛煉讓他很快適應了部隊生活。那時，他才真正明白：付出的一切終有收獲，生活不會漠視你曾經的努力。

幾十年間，許金生曾回來過幾次。每一次，他都會感嘆：變了，真的是變了！變的是鄉村的面貌，平坦寬闊的柏油路取代了泥濘曲折的鄉間小道，高大堅固的樓房取代了茅草屋；變的是鄉親們的生活條件，為溫飽發愁的日子已成為記憶；變的是人們的精神狀態，歡聲笑語多了，愁眉不展、嚴肅拘謹少了；變的是大叔大嬸、哥哥姐姐老了，昔日的年輕容顏漸漸遠去。

每一次，他也會感嘆：沒變，一切都沒變！不變的是返鄉時的急切，不變的是他和鄉親們之間的真情，不變的是鄉親們的純樸和熱情，不變的是分手時的戀戀不舍。

采訪結束時，他大聲告訴在旁邊微笑傾聽的老“房東”：“大姐，明年的今天，我還要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