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歲高中畢業 40歲拿起筆寫作 大器晚成

在中國作家圈，二月河算是一個特例：21歲高中畢業，沒上過大學，卻是大學的博士生導師。40歲開始寫作，卻大器晚成，寫成《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成為歷史小說中難以逾越的豐碑，被拍成各種影視劇廣為流傳，并因此在作家富豪榜中名列前茅。即便紅遍半邊天，這位“帝王作家”至今仍住在河南南陽的一個農家小院中。剛剛閉幕的十九大，二月河作為連續五屆黨代表出席了會議，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由于近年來對反腐問題頻頻發聲，二月河被不少人稱為“反腐專家”。不過，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二月河表示，自己只是賣文為生的作家，并非反腐專家。

文、圖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肖歡歡

因《康熙大帝》等帝王系列的熱賣，二月河在作家富豪榜上排名前列。但至今，72歲的二月河依舊居住在南陽市臥龍區政府內的一個紅磚小院內，院子里很幽靜，綠油油的爬山虎爬滿了墻根。下午時分，二月河喜歡搬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曬太陽。“你以為我會住在哪里？住在別墅里啊？”二月河哈哈大笑。

成名后依舊住農家小院

二月河說，自己出生于山西昔陽，從小就跟農民打交道。他至今依然保持著吃山西飯的習慣，比如撈面、刀削面、小米飯、老陳醋等山西食品。他13歲來到南陽，在這里住習慣了，有小城市的舒適和親切。長達幾十年的埋頭寫作，使他習慣了在幽靜的環境中生活，反而不喜歡大城市喧鬧的生活。所以，即便如今經濟條件好了，他還是喜歡居住在安靜的小院中，生活和當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沒什么兩樣。“幾十年的習慣，很難改變。”

他回憶說，以前自己在院子里養著幾只雞，需要到大街上撿菜葉喂雞。看到大街上有賣菜車就不出聲擠過去，撿拾人們買菜丟下的青菜葉子。有一次蹲在車下撿葉子，他突然碰到另一個人的手，起初以為是同道，并未在意。過了一會兒，那人蹲起身來，笑吟吟對他說：“二月河老師，撿菜喂雞呀？這是我替您撿的，應該夠用了，您帶回去吧。”

這使他很意外，也很狼狽。“在公眾眼里，我是個很輝煌的模樣。過年過節市里團拜聚會，常在主席臺上對著眾人說幾句祝福拜年的話，沒有想到在這種場合和一個尊敬我的人遇合。我頓時怔住了，也不知道咕嚕了句什么就匆匆離開了。” 有時去買菜，在賣菜車邊揀了許久，正準備上秤，賣菜的人會突然來一句：“老師，不用稱了，這是我自家種的，你帶回去吃吧——這菜沒上農藥。”

二月河在生活中不修邊幅，穿衣服也沒什么講究，即便出席正式場合，也很少穿西裝。用他的話說，常“穿著有點邋遢但卻很適意的毛衣或襯衣到街上散步”，有時候鞋子上還帶著一層浮灰。熟悉他的朋友調侃說，二月河是一個“永遠可以在身上看出上頓飯吃了什么的人”。某次二月河要去參加講座，衣襟上留著上一頓飯的油漬，他卻毫不在意，衣服翻個面套在身上就上了講臺。

二月河最近幾年身體不太好，有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他家的桌子上，治療糖尿病的藥物隨處可見。

圓頭大耳，滿臉掛笑，身材高大，留著一個大平頭，操一口濃厚的南陽方言，二月河頗有幾分像彌勒佛，乍一看似乎是個粗人。但在和他的聊天中，你能感受到一股濃濃的書卷氣，那種浸潤在書海中的厚重氣息撲面而來。他的話充滿鄉土氣息，卻總能逗得你哈哈大笑。

二月河說，他現在很少寫東西了，因為身體不太好，糖尿病帶來的眼疾，讓他看東西不太清楚。尤其是寫長篇小說，一部動輒100多萬字，非常耗費心血。“與其寫得不好，還不如不寫。”他現在是全國人大代表，還是鄭州大學文學院院長，給學生們上課，還帶幾個博士，各種講學、調研，將每天的生活塞得滿滿的。

寫《康熙大帝》每天三睡三起

距離當年寫《康熙大帝》已經過去30多年，但二月河仍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寫歷史小說不能沒有歷史背景知識，我寫的不是架空或穿越的幻想小說，而是依據真實史料的帝王系列，需要閱讀大量的清人筆記。究竟讀了多少已經記不清了，肯定不止幾百萬字。”

當時一家三口蝸居在南陽一間不到30平方米的平房中，二月河毫不諱言當時是住在貧民窟。“房間被我從酒市場上淘來的發黃的書和報紙堆得滿滿的，妻子和女兒要從堂屋里過都邁不開腿。”為了不使手臂沾上稿紙，他在兩臂纏滿一圈干毛巾。

人們常用“頭懸梁，錐刺股”形容讀書人的勤奮。二月河還加上了一條“煙燒腕”，是他在晚上寫作困了時拿煙頭燙的。為了擠出時間來寫作，他選擇了這種極端的方式。

當時家里太窮，用不起電扇，夏天太熱，他就拿一桶水放在桌下，寫作時把腳擱水桶里，既擋蚊子，又降溫驅暑。有時實在太困，他甚至拿冷水澆頭。冬天寫作時，寒風刺骨，墨水都能結成冰。困意來襲時，他點燃一支香，讓香燭騰起的煙霧把自己熏醒。

《康熙大帝》是二月河的開山之作。當時他天天熬通宵。晚上10點開始寫作，寫到凌晨3點睡覺。早晨7點半，天蒙蒙亮，他就起床點煤爐子煮粥，然后騎自行車買個燒餅吃，到單位上班。晚飯后睡兩個小時，到晚上10點他再起來寫作。“一天三睡三起，我的時間都是偷來的。”忙中偷閑寫書，他也招來一些流言蜚語，說他不務正業，用公家的稿紙寫自己的書。

正因為這種碎片化的作息，二月河練就了獨特的“睡功”。如今，他坐在沙發上就能睡著。靠著這種“拼命三郎”的勁頭，20年里，他寫出了520萬字的鴻篇巨制，包括《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三個系列。二月河說，這就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沙漠旅行，疲憊不堪，但只要穿過沙漠，前面就是綠洲。

“沒人出書我頭發都掉光了”

二月河說，當時最大的困難并不是寫書，而是在出版界、新聞媒體沒有后臺和熟人，沒有門路。“寫出書來往哪里投稿都不知道，找了很多出版社都吃了閉門羹。”

這是二月河一生中最焦慮的時光。“頭發都掉光了。大片大片地掉。”二月河比劃著說，當時他很迷茫，知道自己能寫，但寫到什么樣的程度夠得上發表的水平，他把握不準。他非常感激當初賞識他的中國紅學會會長馮其庸。當時，初涉文壇的二月河把研究紅學作為敲門磚，給《紅樓夢學刊》投了一篇稿件但卻石沉大海，半年多都沒見回信。心有不甘的他便給當時編委會之一的馮其庸寫了一封信“討說法”，并附上另一篇稿子。不到一個星期馮其庸就回信了，不僅推薦刊發了二月河的文章，還建議他從事文學創作。二月河自此開啟了寫作的念頭。

1985年，馮其庸看完《康熙大帝》前10章后對二月河說：“你不用研究什么紅學了，這就是你的事業。”這讓迷茫中的二月河備受鼓舞。“當時完全靠自己一個人，用白居易的一句詩說，‘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張空拳于戰文之場’。”馮其庸鼓勵他說，盡管寫，書寫出來由他幫忙找出版社。為感激提攜之情，他曾拿出5000元稿費送給病中的馮老，但被退回。后來他給紅樓夢學會捐款30萬元。

很多人都以為二月河是研究紅學出生的，但二月河表示，這是一個大大的誤解。“當時我在文學界毫無知名度。我一個高中生說寫了《康熙大帝》，肯定會被扔到廢紙簍里，但如果說我是紅學會理事，寫了一本《康熙大帝》，人家可能會看一看。沒辦法。”說起昔日的辛酸，二月河感慨萬千。

成功一靠運氣二靠才氣

二月河30多歲時還是副連，看到身邊的同事已是正團，“前途渺茫”的他想到了轉業。部隊圖書室的書也難以“解渴”。

帶著英語大辭典入伍，他本想學英語，但無語境、無老師，他意識到“此路不通”。因文章寫得好，他后來干起了宣傳干事，并因此有機會大量讀書，《二十四史》就是在部隊期間讀的。轉業到地方，從副科長當到科長，二月河認為文史水平已經達到大學副教授后，決定利用業余時間寫書。

當時《解放軍報》正在報道軍人自學成才的案例，聽說二月河正在寫《康熙大帝》，就報道了這件事。黃河文藝出版社得知后，來找他談出版。

雖未上過大學，但二月河現在是多所大學的兼職教授，還是鄭州大學文學院院長。成名后，有關部門要授予他“全國自學成才獎”，他調侃說：“還有成才不自學的嗎？”

全國各地來找二月河講課的人紛至沓來，走在大街上，也經常有人認出他來，跟他打招呼，開口就是“二月河老師”，這讓他很不適應。他要用手指掐掐自己，有點疼，然后確信，這是真的。“以前受過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總算熬出頭了。”

21歲高中畢業，40歲拿起筆寫作，二月河在作家隊伍中可謂大器晚成。他也說不清成為作家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在他看來，最終能熬出來，一靠運氣，二靠才氣。“如果沒有馮其庸先生的鼓勵，單憑我過去的精神蠻干，80%的可能性要失敗。”同時，也跟他的努力堅持有關。“我覺得自己是個寫東西的料，可以賣文為生。”二月河笑言，如果只看《清史稿》就能寫康熙，那騎自行車也能上月球。“清代留下的史料浩如煙海，他要看得非常仔細。比如，什么情況下用書面語，什么情況使用民間口語，當時雞蛋、大米什么價格。”

對話二月河

雍正矯旨篡位站不住腳

記者：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跟之前有何不同？

二月河：我們黨在從嚴治黨上，如今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二十四史中都找不到這種反腐強度。歷史上也有過幾次大的反腐，比如說像武則天、朱元璋、雍正時期。但當時的反腐，僅限于某個階層或階級，某個集團，甚至幾個人。從來沒有哪一個政府提出過：老虎蒼蠅一起打、反腐永遠在路上等這一系列反腐舉動，發動各級黨組織，通過人民群眾，系統地對腐敗問題進行治理。

也要看到，雖然反腐敗已經呈壓倒性態勢，但這只是階段性勝利，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從歷史上看，反腐敗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走向徹底勝利還需要繼續努力。

記者：為何你對反腐的問題發聲比較多？

二月河：可能我是個歷史小說作家，對這方面題材比較敏感。其實我就是個作家，一個賣文為生的秀才，懂點兒歷史，不是反腐專家。

記者：你的“帝王系列”小說享譽海內外，但這種歷史題材小說容易被人詬病說是在替某個帝王翻案。

二月河：這要講究歷史真實性和藝術真實性的結合。打個比方，你到我家來，這是歷史的真實。但你穿什么顏色的衣服，灰色還是白色，頭發是卷的還是直的，有沒有抹發油，戴的眼鏡是近視的還是平光的，寫的時候可以由我做主。歷史人物過了300年后，他穿的衣服鞋子，個性是婉約型、激烈型還是爆發型的，作家可以發揮。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結合得好，后人就會說，你寫得像。

記者：你之前說過，比較鐘愛康熙皇帝，這會不會影響到你在寫作時“筆下留情”，其實康熙當時也有不少文字獄。

二月河：的確，我是比較佩服康熙的。我看了大量歷史資料，他的確在歷史上起過巨大作用。我寫的時候抱著比較尊敬的筆法。

我判斷歷史人物通常看3個方面。一是在歷史上對我們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起過什么作用。康熙在位時，我國國土面積達到1400萬平方公里，3次親征準格爾，6次南巡，還平定吳三桂叛亂和解決臺灣問題，每個問題都處理得非常漂亮。他在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上做出了貢獻，所以我不問他的出生。

二是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貢獻。《康熙字典》就是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貢獻。

三是個人的素質和修為。康熙懂7國外語，在數學、地理、天文、文學、書法、醫學、音樂方面都有很深造詣，是當時的第一學者，現在學術界已經有定論。我的侄兒去上大學，我問他，老師有沒有講康熙年間有人發明了雙季稻，他說不知道。老師不敢講康熙就是雙季稻的發明者。因為康熙是地主，成分不好。

記者：雍正皇帝在野史中的名聲也不太好，你似乎也替他“翻案”。

二月河：清朝沒有正史，只有一部《清史稿》，就是對民間一些野史的整理搜集。我原來對雍正的印象不好，因為他抄了曹雪芹的家。如果不抄，留下一個完整版的《紅樓夢》不好嗎？但也許那樣，曹雪芹頂多就是個吟風弄月、懂得一些詩詞的公子哥，寫不出《紅樓夢》來。雍正在位，留下朱批諭旨2000多萬字，這得是多大的工作量啊。他懶嗎？所以我們要尊重歷史，歷史上的傳說我們可以聽，但不能全信。

比如，野史和電視劇中都有提到雍正矯旨篡位，將“傳位十四子”改為“傳位于四子”，要知道，清朝寫詔書時是滿漢合一的，改了漢字，改不了滿文。所以說，雍正改圣旨是站不住腳的。至于花天酒地、殘害他的父親等，當時社會上就有這個傳聞。其實雍正也很苦悶，這么勤政，為國民殫精竭慮，還有人說他酗酒、好色，這和真實的他相去甚遠。這應該是康熙晚年，太子們爭位引起民眾圍觀，民眾們把這些事情寫在日記中，成了我們今天的史料，雍正的形象才有些負面。

記者：你之前也曾表達過對書價過高的擔憂。

二月河：是的。多年前一次逛書店的經歷曾讓我耿耿于懷：那時我的新小說剛出版不久，眼見一個年輕人捧在手上讀得愛不釋手，卻在看到書的標價后猶豫地放下了。所以我對盜版感情很復雜。一套《二月河文集》便宜的賣300多元，高檔的要500多元，對進城務工青年來說望而卻步。而盜版書只要三五十元，也能讀到我的書。盜版對窮人有利。他沒有錢不是錯，想看書也不是什么罪過，我們的書太貴啦。

記者：現在社會上彌漫著一股焦慮情緒，年輕人操心買房子，家長操心孩子能不能上好學校……你覺得怎么才能緩解這種焦慮？

二月河：我們處于變革時期，產生焦慮情緒很正常。我以前也焦慮過，頭發都掉光了。我勸大家要多讀書，尤其是歷史書，讓自己對歷史、對社會的認知更加全面、視野更開闊，這樣焦慮情緒就會有所緩解。

記者：聽說你之前出書時稿費非常低？

二月河：是的。《康熙大帝》第一卷，我拿的是稿費，不是版稅。第一卷千字7元，第二卷千字14元，第三卷千字20元，第四卷千字30元，到了《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時期，千字35元。出版社在當時已經給的是最高了。這種情況貫穿在我整個寫作中。這兩年版稅收入才多一點。外人是按照我的書值多少錢，乘以10~15%，再按照印刷量。這樣算，我當然收入高了。我也承認，我在中國作家系列中收入應該說名列前茅，算是比較多的。但我目前還沒這個力量，拿出稿費組建一個團隊或成立一個基金，來鼓勵作家寫作。如果將來有條件，我可能會有這種想法。

記者：你會不會鼓勵子女也走寫作這條路？

二月河：子女有子女的事，我們不要把愛好強加給他們。他們做好自己的事，平平安安，這是他們的福氣，是我的福氣，也是整個社會的福氣。我不會強迫女兒去吃文字這碗飯，他們對文字也沒什么天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