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中華（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民族的復興，首先就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但也必須看到，在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上，尚存有某些疑惑或模糊認識需要澄清。

　　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如何同文化決定論劃清界限

　　有人擔憂，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凸顯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促進文化軟實力的提升，會不會掉入文化決定論的陷阱？

　　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精神層面的文化亦即狹義的文化，歸根到底是由特定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結構決定的，因而它最終取決于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和人們的生活方式。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并決定著文化觀念，而不是相反。但是，文化一旦形成，就會獲得某種相對獨立性，又反過來對經濟基礎和政治結構產生深刻影響，因而具有能動的反作用。我們強調文化的作用，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立的，而不是無視文化的物質根源，把文化當成終極的原因去看待。文化決定論則拋開文化的經濟基礎，把文化理解為歷史發展的原初動因。顯然，唯物史觀基礎上的對于文化重要性的強調，同文化決定論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們知道，文化人類學一般是把“文化”定義為人的既有的生存方式或行為模式，譬如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就將文化界說為“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能力與習慣的復雜整體”。梁漱溟認為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所有這類定義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僅僅注意到文化的預成性方面，把文化看作某種預先存在的、先驗地制約著人的生存的規范，而未能從文化的創造和生成的角度去加以考量。這樣的定義很容易忽視文化的物質根源，從而陷入文化決定論的泥淖。其實，文化總是在生成和預成的張力中發生、發展并發揮其重要作用的。在歸根到底的意義上，特別是在文化的定型期，物質基礎是決定性的。但文化一經形成，又起著能動的反作用，這種作用看上去就仿佛是一個先驗的規定了。同其他文化理論大都強調文化的預成性相比，唯物史觀則揭示了文化的發生學基礎，亦即它的生成性，這恰恰是唯物史觀比別的學說深刻之處。在這個意義上，唯物史觀同文化決定論是彼此對立、完全不相容的。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用新教倫理這樣一種宗教精神氣質，解釋資本主義制度安排的歷史發生，其實是一種唯靈論的解釋。從歷史上看，清教徒既禁欲又入世的精神，的確極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形成。對此應給予足夠的正視。但在唯物史觀看來，韋伯學說的致命缺陷不在于它看到了文化因素的重要歷史作用，而僅僅在于未能進一步追究這種文化因素的社會經濟基礎和物質根源。韋伯未曾回答究竟又是什么造就了新教倫理。正因此，韋伯的解釋方式才明顯地帶有文化決定論的傾向和色彩。唯物史觀則著眼于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在生產力的推動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來闡釋資本主義的起源。要看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同自己的生存環境不斷博弈的結果和積淀，其中首要的就是經濟層面在起決定性的作用。

　　只要我們在強調文化重要作用的同時，始終承認文化的物質根源；在強調文化軟實力的同時，始終正視文化硬實力的基礎地位，就完全可以同所謂的文化決定論劃清原則界限。

　　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如何避免把它誤解成一個“防御性的口號”

　　有人疑慮，認為眼睛老是盯著老祖宗的那些遺產，會不會忽視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和借鑒，從而陷入一種保守立場？

　　我們認為，這種疑慮是多余的。

　　文化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和封閉的。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鑒、相互補充，正是人類文明能夠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發展的絕對前提。隨著馬克思所說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隨著人類普遍交往的逐步實現，這一點更是獲得了“世界歷史”意義。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間總是需要彼此借鑒，取長補短，它們就是在這種向他者的開放中實現自身演進的。從歷史上看，文化的交往也總是雙向互動的，并不存在純粹單向的線性的關系。在全球化時代，東西方文化的互動，更是各自得以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拒絕對西方文化的借鑒和學習，這種保守和封閉的態度無疑是錯誤的。

　　但是，我們無論對于西方文化，還是對于中國傳統文化，都應該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究竟是多了還是少了，恐怕不能一概而論。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在糟粕方面尚未清理干凈，而在精華方面卻遺失甚多。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針對這一情況，才提出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在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上，我們面臨的問題則是，在精華方面未能充分吸收，而在糟粕方面卻反思不夠。因此，不能把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看作拒絕西方文化的一種防御性的策略。事實上，我們拒絕的僅僅是西方文化的霸權和同化，而決非西方文化對于我們有意義、有價值的精華。

　　我們今天之所以格外注重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所面臨的時代問題。一方面，中華民族在現代化的狂飆突進中，遇到緊迫的文化認同的問題，它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主體性的基礎，離開了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日益自覺，就難以回應這個時代問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啟蒙現代性，其內在矛盾的逐漸顯露，也迫切需要借鑒東方智慧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啟示價值。這也是為許多西方思想家越來越自覺意識到的拯救之道。可見，在上述意義上談論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除了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同“防御性的口號”沒有任何關系。

　　強調“古為今用”，如何同對待傳統文化的實用主義態度劃清界限

　　有人懷疑，我們在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采取“古為今用”的方法，是否會導致對待傳統文化的實用主義態度？

　　我們認為，這種懷疑是缺乏足夠理由的。

　　在今天的歷史語境中，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其實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這個過程充滿著辯證性。我們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遺產，肯定有著我們今天的“期待視野”，它凝結著我們的“此在性”。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之于我們的意義，歸根到底需要體現在我們的現實存在中。所以，時代的需要構成文化選擇的根本尺度。在這個意義上，解釋學賦予我們對于傳統文化的闡釋、評價、擇取以充分的相對性。但是，我們也必須正視，盡管對于傳統文化有著“見仁見智”的不同解讀，但終究不能摒棄來自作為“文本”的傳統文化對于我們的“牽制”。闡釋的創造性再強大、再突出，也不能突破來自“文本”所提供的意義的可能性空間的限度，否則就是一種“非法”的“誤讀”。對待傳統文化的實用主義態度，正是這種“誤讀”的表現。

　　事實上，傳統文化對于我們來說，存在著兩個維度：一是本體論維度，在此意義上，傳統文化是無法被當成客體加以對象化的，因為它構成我們的血肉，就是我們作為文化存在的生命本身；二是認識論維度，在此意義上，傳統文化完全可以被對象化，亦即作為客體被我們加以刻畫、描述、評價、挑選等等，它僅僅具有工具的意義。我們把前者叫作“文化傳統”，亦即所謂的“體”；把后者叫作“傳統文化”，亦即所謂的“用”。我們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正是在這樣的雙重意義上進行的。在本體論的維度上，中國文化是不可能被實用主義地對待的。我們只要對中國傳統文化作“生命”觀，就能夠保持對于實用主義的文化態度所具有的足夠的免疫力，它可以足以防范和抑制這種偏頗。

　　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如何同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相協調

　　有人擔心，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否存在著不相侔，甚至存在著某種矛盾？

　　我們認為，這種擔心也是不必要的。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是我們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我們現在又提出大力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那么如何恰當地處理和把握它們兩者之間的關系呢？

　　首先，馬克思主義只有實現中國化亦即融入中國文化的“土壤”，才能成為“活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語）。毛澤東同志說得好：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只有使馬克思主義“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種“民族形式”來源于哪里？它只能來源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地繼承。就此而言，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同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僅不矛盾，而且恰恰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提供可能性。

　　其次，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誠然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它表現為時代性和民族性的距離，譬如它們存在著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差別。但也必須承認，它們之間也有著更加深刻的內在的一致，存在著會通的可能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實踐和客觀事實，早已證明了這一點。其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已經不再是“是否可能”的問題，而僅僅是“如何可能”的問題，它需要我們面對馬克思主義已經中國化了的事實去闡釋這種可能性。既然如此，那么馬克思主義為什么不能在當代繼續這種中國文化背景下的具體化進程呢？

　　再次，馬克思主義在今天的歷史語境下實現進一步中國化，需要通過我們新的文化自覺，真正使其進入化境，這一點倘若離開了中國所固有的文化傳統是無法達到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從來都反對把他們的學說當作一成不變的教條到處套用，而是認為應當“通過自己親身的經驗去檢驗它”。馬克思的學說要變成革命策略，其首要前提在于正確地認識和把握本國的具體國情，這對于一個古老的東方大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樣，“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而所謂一個國家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說到底不過是這個國家獨特的文化及其傳統長期積淀的結果。

　　正是在上述意義上，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自覺和弘揚，恰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這種發展的必要前提。

　　《光明日報》（ 2017年04月1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