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資料圖）

對延安向往已久

早在1932年2月，丁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擔任左聯黨委書記。1933年3月14日下午，丁玲在家里遭國民黨特務逮捕，囚禁于南京。1936年夏天，丁玲終于和黨取得了聯系，逃出南京。1936年11月，丁玲來到中國工農紅軍抵達陜北后的中共中央所在地陜北保安縣。

為了歡迎丁玲的到來，中共中央宣傳部為丁玲舉辦了最高規格的歡迎會，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主要領導都參加了。毛澤東一進窯洞就問，我們的女作家在哪兒呢？丁玲聽見一口純正的湖南話，就知道這人是毛澤東，迎了上去，這是丁玲第一次見到毛澤東。

“當紅軍”“到前線去”是丁玲初到陜北時最熱切的夢想。1936年11月23日，毛澤東正式批準了丁玲上前線的請求。第二天，32歲的丁玲戎裝上陣。

1937年元旦，丁玲在隨軍經甘肅赴三原的途中，意外收到了毛澤東12月30日用軍用電報的形式、請前線指揮部轉交給丁玲的電文《臨江仙·給丁玲同志》：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這首詞，給了丁玲無限憧憬，丁玲渾身充滿了革命的力量。

  戰地服務團

回憶起自己第一次當紅軍的情景，丁玲毫不掩飾自己當時的狀況，坦誠地寫道：“說老實話，那時我對紅軍的生活，連黨的組織生活，什么也不懂。老紅軍同志對我這個人，也的確不了解，甚至有些人會看不慣。好在我自得其樂，既無具體工作，我就四處串門，談談講講。這時期雖說我寫得很少，但對我一生卻留下了不易磨滅的印象。”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延安抗大的學員紛紛要求提前畢業開赴前線。丁玲與當時抗大的政治教員、作家吳奚如商議，組成一個精干的“戰地記者團”開赴抗日前線進行戰地采訪宣傳報道。

中央宣傳部了解情況后，要求丁玲他們把“戰地記者團”改為“西北戰地服務團”，擴大隊伍，吸收文藝骨干，到前線去宣傳抗日，并任命丁玲為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

丁玲自述，她真正當兵就是在1937年秋天到1938年秋天的一年多時間里。而這一段時間，正是丁玲在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工作的一段歲月。

他們組織團員采用大鼓、小調、秧歌、相聲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學習創作了許多新穎的節目，如東北秧歌改編的《打倒日本升平舞》，京韻大鼓《大戰平型關》，每次演出都轟動全場。毛澤東非常關心丁玲的工作，告訴丁玲沒有領導經驗，可以學，宣傳上要做到群眾喜聞樂見，要大眾化。在西北戰地服務團，丁玲結識了陳明，共同的事業、親密的合作，使他們心靈相通，結成終身伴侶。

 《三八節有感》惹風波

《三八節有感》這篇雜文發表在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報》上。丁鈴針對不久前發生的兩起離婚事件，覺得“延安的女性無論是結婚的、未結婚的，還是離婚的，都是被人議論的對象……”在丁玲看來，即便是在最進步的延安，實現“男女平等”的社會理想依然是任重道遠。

丁玲在這篇不足3000字的文章里，分析了生活在延安革命隊伍中知識女性的艱難生活和尷尬處境，呼吁社會應該給予女性更多的理解與寬容。但是文章發表后，帶給丁玲的政治風波卻是丁玲始料未及的。

一些人對號入座，認為文章是指一些高級干部娶了投奔延安的年輕女學生為妻，瞧不起老干部。

丁玲在一次公開場合，就《三八節有感》問題，做了認真檢查。

1942年7月，抗戰處在艱苦階段，為了紀念抗戰五周年，朱德總司令邀請延安的幾位作家到桃林的總司令部去看電報。總司令對丁玲和其他作家說：“這里不知有多少好材料，都是千真萬確的事，請你們看吧，看了好寫。”丁玲在那里讀了兩天，被前方的英雄事跡所感動，激動地拿起筆寫了《十八個》這篇短文。1943年冬天，中央黨校發動部分學員寫秧歌劇。丁玲聽了許多故事，寫了《萬隊長》。

1944年6月，丁玲參加了陜甘寧邊區合作社主任聯席會議。她根據采訪到的模范事跡，寫了報告文學《田保霖》，刊登在《解放日報》上。毛澤東看到后一夜難眠，第二天，專門派人送信，請丁玲、歐陽山去吃飯。飯桌上，毛澤東對丁玲說：“我一口氣看完了《田保霖》，這是你寫工農兵的開始，希望你繼續寫下去。”

1948年8月，丁玲歷時兩年完稿的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部小說反映了中國農村的巨大變革，成為丁玲創作的里程碑。

1951年3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得斯大林文學獎，并被相繼翻譯成十幾種文字，出版發行。

（據《北京青年報》  石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