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領導經驗的深刻總結

——重溫毛澤東《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在他的領導工作中，十分注意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問題。在他看來，領導工作不僅要決定方針政策，而且還要制定正確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或者采取錯誤的工作方法，還是要發生問題的。這就從能否正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的高度指明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毛澤東寫于1949年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是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這個文件是對黨的領導經驗和工作方法的深刻總結，是對黨委會工作方法的制度性建設，今天讀起來仍讓人感到十分親切。從毛澤東所闡述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我們能夠很好地體會到貫穿其中的是民主與集中的統一，黨的領導與群眾路線的結合，方法與目的的貫通。這種充滿辯證唯物主義的工作方法，對于實現和完善黨的領導具有普遍的意義。對于我們今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有著重要的啟示和指導作用。

要建立民主與集中相統一的黨委會內部關系

要在工作方法上貫徹黨內民主原則和民主精神，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要建立正常的黨委會內部關系。毛澤東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形象地把黨委書記比作“班長”，提出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他說：“黨委要完成自己的領導任務，就必須依靠黨委這‘一班人’，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書記、副書記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做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不善于處理自己和委員之間的關系，不去研究怎樣把會議開好，就很難把這‘一班人’指揮好。如果這‘一班人’動作不整齊，就休想帶領千百萬人去作戰，去建設。”（《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0頁）他特別強調，把黨委書記比作“班長”，這不過是一個比方，這同軍隊中班長和戰士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這就是說，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在討論問題時是平等的關系，在決定問題票決時都同樣只有一票，絕不是一個人說了算。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只待執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作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行。同時，又要充分發揮書記的“班長”作用，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二者不可偏廢。

各級黨委會作為研究情況和決策的領導機構，堅持集體領導原則是貫徹黨內民主的重要體現。毛澤東從黨的制度建設上著眼，強調“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他特別指出：“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于虛設。委員間意見分歧的事亦無由解決，并且聽任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決。黨委委員間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實質上的一致。”（同上書，第1340頁）黨的歷史經驗表明，只有形成實質上的一致，即在認識統一的基礎上形成的決定，才能真正發揮集體領導的作用。所以，毛澤東不僅從正確處理黨委會的“班長”同委員之間的關系上，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而且還提出在黨委會內部“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要“互通情報”等具體方法，以使集體領導的原則得到保證。這就是要在黨委會中建立正常的同志關系和工作關系。在工作中，意見分歧，看法不一致，甚至意氣用事，彼此隔閡，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共產黨人有著共同的奮斗目標，一心為公，不謀私利，所以，不論是來自五湖四海，還是不同的山頭，都有著堅實的團結基礎。只要把問題提到桌面上來，克服背后議論的自由主義風氣，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在這里，毛澤東強調“班長”和委員之間還要互相諒解，他說：“書記和委員，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區黨委之間的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么都重要。”（同上書，第1441頁）這就是要求共產黨人要有全局觀念，要以大局為重，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局部與整體的關系，真正做到全黨、全國一盤棋。事實證明，只有胸懷全局的人，才會真正懂得團結的重要性，才會在同志間建立起互相尊重、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友好團結的工作關系。毛澤東認為，要建立這種正常的同志關系和工作關系，就要在黨委各委員之間提倡互通情報、互相交流，“這對于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同上書，第1441頁）毛澤東十分重視黨內要有共同語言，有了共同語言才會有團結的基礎。這不僅要通過委員之間的互相交流、互相通報來取得，而且要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取得。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才會有觀察問題、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科學的、共同的方法，黨內才會有共同語言。只有這樣，黨內的民主原則和民主精神才能得到有效的貫徹。

毛澤東上述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實際上已涉及到黨委會內部的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問題。這是健全黨委會的重要保證，對我們今天推進黨內民主建設、加強黨的領導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黨的各級領導首先是高級領導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領導人要模范遵守黨的民主制度和黨內民主生活準則，建立正確的黨的領導制度，否則，黨內民主以至人民民主都會得不到保證，黨委會的領導作用也得不到正常的發揮。應當肯定，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還存在諸多值得重視的問題，諸如在一些地方和單位不恰當地強化了“一把手”的作用，個人說了算、家長制作風等現象嚴重存在，黨委成員之間不溝通情況，不交流思想，“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意氣用事，互相推諉，各唱各的調，形不成合力；甚至搞團團伙伙，爭權奪利，置黨與人民的利益于不顧；等等。出現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工作和認識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失掉了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熱衷于“爭名于朝，爭利于市”，心目中只有個人的政績和升遷；失掉了學習理論的興趣，使黨內缺乏共同語言。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

群眾路線是黨委會的基本工作方法

毛澤東對黨委會工作方法的規定中，一再強調必須貫徹群眾路線和注重調查研究，力求做到民主決策、科學決策。他十分重視決策過程中對情況的了解和準確把握，要做到“胸中有‘數’”。他在這里所說的“數”，不僅是指對一般情況的掌握，而且強調要對客觀情況作定量的分析。他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同上書，第1442頁）他舉例說，在土地改革中，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這些數字就必須了解，才能據以定出正確的政策。對于何謂富農，何謂富裕中農，有多少剝削收入才算富農，否則就算富裕中農，這也必須找出一個數量的界限。（同上書，第1442—1443頁）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同上書，第1442頁）這是對黨的領導經驗和領導方法的深刻總結，也是對他自身實踐經驗的深刻說明，對我們今天從事領導工作的同志來說，是極其有益的經驗之談。

那么，怎樣才能真正把握客觀情況、做到“胸中有數”呢?在毛澤東看來，這只有向群眾學習，向實際學習，調查研究是認識客觀事物的唯一正確途徑。他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文中就指出：“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頁）現在，他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又提出領導干部“要‘不恥下問’，要善于傾聽下面干部的意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頁）這就是調查研究，就是“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的工作方法。這正是毛澤東所堅持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他說：“我自己認識農村，就是經過好幾年的工夫的。”“到井岡山之后，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貧農與雇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時才使我知道貧農團在分配土地過程中的重要性。”（《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80頁）為了保證土地革命正確而健康地開展，毛澤東做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工作。他在《寧岡調查》和《永新調查》的基礎上，科學分析了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較的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農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縣兩縣均有約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9頁）正是這樣基本的數量的分析，為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現實的依據。毛澤東這種甘當小學生的態度和科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堪稱全黨典范。

在毛澤東確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就是把調查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中間環節和橋梁提了出來，為理論聯系實際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實事求是即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也就是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中國革命與建設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調查研究則是達到實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同上書，第115頁）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頁）他提出了“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這一振聾發聵的警示。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是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錯誤的哲學高度來認識。他強調要“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他嚴肅指出：“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109頁）正因為這樣，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來加以提倡。這表明，毛澤東是把調查研究作為認識世界（自然的和社會的）惟一正確的途徑，正如他所指出的：“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頁） “如果不是這樣做，則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頁）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中體現的群眾路線和調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既是黨內民主的過程，也是集中群眾智慧和正確意見的過程。為了保證這個過程的正確和效率，他提出的相關工作方法具體而周到，生動易記，比如，他提出要有“安民告示”，不要臨時湊合，不要開無準備的會，不搞形式主義走過場；一旦形成決定，就要“抓緊”，他特別強調“黨委對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緊’”，“抓而不緊，等于不抓”；等等。（《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頁）這些看似通俗易行的方法，實際上堅持下來并不容易，要有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要有忠實于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態度，才有可能真正實行，才能完成黨的任務。

善于團結不同意見的人一道工作

黨內民主和黨內團結，是相輔相成的兩個重要方面。在毛澤東看來，黨委會不但要增強自己內部的團結，而且要通過正確的工作方法，不斷加強黨內的團結統一，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毛澤東特別強調要“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同上書，第1443頁），并且把它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方法提了出來。共產黨人是在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的旗幟下集合起來的，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唯一的宗旨，是不謀私利的，因而有著團結的堅實基礎。但是，由于認識的差異，掌握情況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在工作中會有意見的分歧，這是難以避免的，也是一種正常的現象。這其中雖然也存在是與非、正確與錯誤的分歧（這應當是不越過黨的章程規定為底線），但都應當是允許的，都應當在服從多數的原則下，尊重少數，允許保留意見，而不能采取排斥和打擊的態度。更何況，有時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因而團結和保護少數是一個重要的原則問題。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發生過“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錯誤做法，對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危害。事實上，在黨內可怕的并不是存在不同的意見，真正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這就是黨內只允許一種聲音，那樣的話，黨內民主，黨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會不復存在，就會危及黨的生命。

毛澤東不僅強調要善于團結和自己的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而且還特別提出“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同上書，第1443頁）的重要思想。對這些同志要“一看、二幫”，要采取團結的方針，這是我們黨興旺發達的一個標志。毛澤東在領導工作中，既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又善于團結犯了錯誤的同志一道工作。中共七大召開的時候，毛澤東提議把包括王明在內的幾位犯過嚴重錯誤的同志，選進中央委員會。他在說服其他同志時說，他們的錯誤，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犯的，特別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國還沒有小資產階級政黨，他們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然也把他們的思想情緒帶了進來，這是不足為怪的。現在經過整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經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應太著重個人的責任。有同志回憶，七大選舉那天，唱票時代表可以自由活動，可是毛澤東仍然坐在臺上聽唱票，直到王明的選票過了半數，他才放心地離開座位。后來他說，如果選不上，大家心中都會不安的。一人向隅，舉座不歡。這個事例，是貫徹黨內團結方針的生動寫照。

毛澤東非常重視黨內團結問題，為此，還專門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思想，并且把它作為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提了出來。

一是要“力戒驕傲”。他說：“這對領導者是一個原則問題，也是保持團結的一個重要條件。”（同上書，第1443頁）毛澤東歷來倡導黨內要始終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他在分析黨的歷史上所犯錯誤的原因時，總是把它歸結到黨內出現了驕傲情緒。1944年郭沫若寫了一篇重要的史學論著《甲申三百年祭》，總結明王朝滅亡和李自成農民戰爭失敗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他給郭沫若的信中說：“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驕傲所以會導致失敗，這是因為，驕傲了就會不恰當地強調個人的作用，就會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就會影響和損害黨的團結。這是黨的歷史教訓所證明了的。當時中國革命正面臨著勝利的前夜，毛澤東特別提出：“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同上書，第1443頁）后來他在黨的八大提出的“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成為激勵共產黨人永遠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優良作風的經典名言。共產黨人所以能夠避免歷史上農民戰爭失敗的命運，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優良作風，不僅因為他們有先進的理論指導，而且能夠自覺地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洗滌自己身上的污垢。正因為這樣，毛澤東把能夠進行自我批評作為我們黨和其他政黨相區別的一個顯著標志。毛澤東在自己的領導工作中，從不諱言自己的錯誤。1945年，他在《“七大”工作方針》的講話中說：“我這個人也犯過錯誤。1927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是在經濟問題上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所以經濟問題寫錯了。此外，在20多年的工作中，無論在軍事、政治各方面，在黨務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許多錯誤。這些東西都沒寫上去，不寫并不是否定它。因為按照真實歷史，真實情形，我是有錯誤的。” 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時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于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他當著全國7000多干部的面，作了認真嚴肅的自我批評，他說：“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　　不能隱瞞。”他還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9、78頁）這些都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光明磊落的胸懷和黨內完全平等的民主作風。

二是要“劃清兩種界限”。這里提到的兩種界限，首先，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是延安還是西安?其次，在革命的隊伍中，要劃清正確和錯誤、成績和缺點的界限，還要弄清它們中間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毛澤東指出：“我們看問題一定不要忘記劃清這兩種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績和缺點的界限。記著這兩條界限，事情就好辦，否則就會把問題的性質弄混淆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4頁）劃清這兩種界線，是關系到客觀事物的質的規定性問題，是關系到對一個人的認識和處理的大問題。毛澤東在這里強調，對一個人必須有全面的根本的估計，如果把成績為主說成錯誤為主，就有可能把黨內矛盾同敵我矛盾混淆起來，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這種令人痛心的教訓，在黨的歷史上曾一再出現過。在延安整風運動后期，轉入審干階段以后，由于錯誤地估計形勢，夸大敵情，將來自白區的許多同志，抓住一點，波及其余，無限上綱，當成“特嫌”加以審查，制造了許多冤假錯案。毛澤東及時發現了這種錯誤做法，他親自起草了《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規定了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調查研究等審干方針。隨后又規定了肅反的原則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對受迫害的同志進行了徹底平反。他說：“必須拿這種實事求是的方針去和內戰時期曾經損害過黨的主觀主義方針完全區別開來，這種主觀主義方針就是逼、供、信三個字。”毛澤東還親自出面，向被整錯的同志賠禮道歉，他誠懇地說：錯誤可以給人教訓，“給別人戴錯帽子的同志，因為犯過錯誤，以后再給別人戴帽子時，就會比過去謹慎。被戴錯帽子的同志，以后給別人戴帽子時，也會謹慎，因為他吃過虧。將來我們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審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時，就會好得多”。（《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264頁）

毛澤東所以把善于團結同志一道工作作為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提了出來，是因為黨內團結是完成黨的任務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正如他要求“黨委的同志必須學好‘彈鋼琴’”（《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頁）一樣，就是在工作中要學會協調，要互相配合，要有節奏地進行，這就需要依靠團結的力量，互相理解和配合，才能演奏出勝利的樂章。所以學會“彈鋼琴”，既是一種工作方法，也是一種工作境界。

由上可見，毛澤東在黨的領導工作中，是在方法與目的相統一的高度上重視工作方法問題，他說：“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因而要充分重視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正確性，重視在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中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切實轉變我們的工作作風，這對于我們今天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能力建設，仍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作者：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