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三大政策調整將給銀行業發展產生較大影響（圖片來源于網絡）

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的五個主要任務中，去產能、去庫存、降成本和補短板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去杠桿方面的情況則稍顯復雜。如何在穩增長和防風險的前提下，有序推進去杠桿的工作，將成為2017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

2016年，我國工業企業負債率雖有改善跡象，但居民部門、地方政府加杠桿較為明顯。此外，除之前關注的非金融部門高杠桿問題外，金融自由化背景下資金脫實向虛加劇，部分機構為追求短期利潤，過度使用杠桿，造成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突出，極端情形下，甚至波及到了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

在新的發展趨勢下，“去杠桿”不再是簡單降低企業的負債率和債務成本，還需要在更廣的范圍內兼顧資產泡沫以及金融風險等各方面的因素。這意味著在2017年中，政策可能會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加快改革，推動國有企業去杠桿；二是貨幣政策轉向穩健中性，在適度控制整體流動性的同時，限制房地產領域的資金流入；三是強化金融監管，重點放在壓縮監管套利空間和防范交叉金融風險。

這三個方面的政策調整，將給銀行業的發展產生較大影響。對2017年的中國銀行業轉型與發展，我們有以下幾方面的判斷：

一是規模增長繼續放慢。預計2017年，銀行業總資產（負債）、利潤等規模指標的增速會較上年進一步放慢。其一，整體經濟仍處于結構性減速區間，銀行信貸的需求低迷難有根本性逆轉；其二，“資產荒”背景下，銀行單位資本收益率水平持續下行，通過補充資本來支撐規模擴張的發展模式，成本越來越高昂；其三，強化“去杠桿”的政策背景下，金融市場資金成本穩中有升，且預期還有進一步上行可能。這種情況下，利用金融市場來實現超常規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小。其四，監管部門將表外理財納入MPA考核，以及可能對表外理財業務進行的更為嚴格的監管，都會顯著增加監管成本，進而限制商業銀行的規模擴張能力。

二是凈息差水平止跌回升。2016年，銀行業利息凈收入整體呈現下降趨勢。截止到2016年第三季度，上市銀行整體凈利息收入同比下降4.6%，大幅低于2015年的水平。從絕對值來看，大型國有銀行的利息凈收入較去年同期下降7.69%；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的利息凈收入則分別增長1.02%和10.19%，與2015年同期相比，兩類銀行利息凈收入都有明顯下降。

凈利息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利率市場導致的凈息差持續收窄。2016年第三季度，上市銀行平均凈息差水平為2.41%，較2015年下降11bp。其中，國有大行凈息差下降幅度最大，較2015年年底下降42bp，為2.00%。股份制銀行凈息差略有回升勢，較2015年年底提高10bp，平均凈息差水平為2.58%，高于五大國有銀行和城商行。上市中小銀行（城商行和農商行）整體息差略低于股份制銀行，為2.50%，較2015年末下降約10bp。

從2017年情況看，預計銀行業凈息差水平有止跌回升的可能，并進而帶動凈利息收入小幅增長。其一，企業盈利狀況有所好轉，信貸需求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回升；其二，由于金融市場利率上行以及市場波動等因素，預計2017年的企業發債規模會有明顯回落，部分發債企業可能轉向尋求銀行信貸支持；其三，央行日益嚴厲的（廣義）信貸規模控制，有可能增加信貸資源的稀缺性，并提高銀行議價能力。綜合以上幾方面因素，我們預計，在2017年，隨著貸款利率的回升，銀行資產端整體收益率會有小幅上升。

三是資產結構向常態回歸。具體而言，信貸占比將有所上升，非信貸資產則會有明顯下降。過去幾年中，以投資類資產為代表的非信貸資產，在商業銀行的資產中占比迅速上升。從具體的金融機構來看，截止2016年6月末，16家上市銀行非信貸資產在總資產中的占比已達到34.96%，個別銀行的非信貸資產占比甚至遠遠超過了信貸資產。

分機構看，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增速明顯快于大型商業銀行。在各類型上市銀行中，大型商業銀行的非信貸資產占比最小，平均不到32%；股份制商業銀行次之，占比約在43%左右；城市商業銀行則顯著高于前面兩類銀行，占比接近50%。這說明規模越小的上市銀行，越有動力和活力發展非信貸資產業務，以擴大總資產規模和盈利能力。背后的邏輯不難理解，對于小銀行而言，由于受到經濟地域以及客戶群數量的局限，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有效信貸需求下降的挑戰會更為突出，這意味著小銀行會面臨更為急迫的資金運用壓力。在信貸投放難以增長以及中間收入業務難以快速提升的情況下，增加非信貸資產的持有成為小銀行短期內獲取利潤來源的唯一可行路徑。由于風險控制能力偏低，這種非常態化的發展，其實會給中小銀行帶來更大的風險。

在“去杠桿”的政策推動下，金融市場過度寬松的階段已然結束，依賴非信貸業務來進行規模擴張和套利的空間在迅速消失，不僅如此，部分中小機構過于激進的非常態化擴張所埋下的風險隱患也開始逐漸暴露。在市場自發調整和宏觀調控的雙重作用下，預計2017年非信貸資產業務（在許多銀行中，構成了資金業務條線的主要內容）會面臨較強的收縮壓力，且可能引發一些潛在風險，對部分非信貸資產規模遠遠超過傳統信貸的中小銀行尤其如此。

四是信貸結構更趨均衡。相對于2015年，2016年的信貸結構明顯存在失衡，企業信貸占比較低，而居民部門信貸（尤其是住房按揭貸款）占新增貸款的比重偏高。2016年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中，居民部門新增貸款占比50.1%，比2015年高了17個百分點，而非金融性公司和其他部門新增貸款占比為48.22%，比2015年大幅下降14.7個百分點。居民部門新增信貸主要集中在住房按揭貸款，2016年全年增速高達86.4%，上半年更是達到了110%。

信貸結構的變化，客觀上是商業銀行在實體經濟調整過程中優化業務結構的必然結果。從長遠看，零售業務也的確是商業銀行轉型發展的重要方向。但在較短時間內的過快發展，不僅會導致資產泡沫惡化，也會因為降低準入門檻的降低而加大銀行的潛在風險。預計在2017年，新增信貸結構會相對更為均衡，企業會重新成為新增貸款的主要投向。其一，隨企業部門經營狀況改善，企業信貸需求增長同時，信用風險也會明顯降低；其二，監管部門的窗口指導，會限制新增按揭的規模擴張速度；其三，宏觀調控政策下，房地產市場的不確定性，也會導致居民部門按揭需求的下降；其四，貸款利率的上升，也會限制部分的信貸需求。

五是資產質量趨于穩定，部分地區或出現好轉。從傳導路徑來看，商業銀行此輪信用風險暴露此輪風險有著明顯的區域和產業特征，即從產業鏈自下而上蔓延的特征較為明顯，下游行業集中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也因此成為風險暴露的起點。考慮到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風險暴露時間較早（從2011年第4季度算起，到今目前已經有5年多時間），加之這些地區的企業多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行業市場化程度較高，過剩產能的調整較為充分，預計其已接近風險拐點，不良率可能在2017年中逐步見頂企穩。但以重化工和資源型行業為主的中游、上游行業，一方面因為其調整開始的時間相對較晚，一方面因為這些行業多半為國有企業主導，行業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僅僅依靠市場自發的調整，難以在短期內有效出清過剩產能，而必須要國家層面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以推動。預計隨著市場化債轉股等去杠桿政策的推行，這些行業以及這些行業所集中的地區的信用風險將逐步得到化解，并在一段時間后出現拐點。

六是機構分化加大，行業整合漸行漸近。在新的外部環境下，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利率市場化、互聯網金融沖擊、市場競爭加劇等多重壓力下，銀行業的生存競爭日趨激烈。要在激烈競爭中獲勝，商業銀行需要在公司治理、資產負債管理、業務創新、運營管理和科技能力等各個領域實現全面提升。這并非是一件易事。過去幾年中，我們已經看到，不同機構之間在發展速度、經營業績以及資產質量上出現了明顯的分化，預計在2017年，這種分化會進一步加大。在此過程當中，通過一定范圍的行業整合來實現部分機構退出，以處置相關風險，并提升整個行業的運行效率，在未來一段時間將越來越可能成為現實。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