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家園】

　　作者：沈策（中國藝術研究院）

　　隨著我國“二十四節氣——中國人通過觀察太陽周年運動而形成的時間知識體系及其實踐”順利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我國已有39個項目成為世界級非遺，占世界非遺名錄的1/10。自2004年我國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以來，短短十幾年間，我國的非遺保護已從濫觴走向成熟，在國際規則和目標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經驗”，成為名副其實的“非遺大國”，受到國際社會矚目。

學者正在對上海青浦田山歌進行田野調查 施博文攝/光明圖片

柬埔寨小觀眾們對泉州提線木偶充滿好奇 范晉陽攝/光明圖片

　　由上至下，戰略安排

　　黨和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高度重視，是我國迅速成長為“非遺大國”的重要保證。近年來，我國為非遺保護制定了系列文化戰略，由上至下、由快而緩、由表及里，逐漸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之路。

　　自2005開始，我國啟動了第一次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全國大普查，成系統、分門類對非遺項目進行登記和保存。長達5年的普查工作深入到傳統村落和社區，基本摸清了散落于民間的非遺“家底”。據統計，參與這次普查的工作人員達50萬人次，走訪民間藝人115萬人次，拍攝圖片477萬張，收集珍貴實物和資料29萬多件，普查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總量近87萬項。這種全面、快速的搶救，使很多瀕臨滅絕的活態遺產得以批量保護。

　　之后，保護工作進入平穩而有序的階段。國家、省、市、縣四級名錄體系初步形成。從國家到地方，各級文化機構設立了保護非遺的專門部門，21個省在文化廳都有非遺處。非遺保護的基礎性工作大量展開：建立非遺資源檔案，對區域非遺項目整理、研究、出版和利用，建立非遺數據庫，深度、系統地對非遺項目進行保護。2011年公布施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是我國非遺保護事業的里程碑；從此，我國的非遺保護有了法律的保駕護航。

　　從民間來，到民間去

　　近些年，針對很多非遺項目因不能適應現代生活而傳承困難的窘境，政府提出了“生產性保護”“恢復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等理念，力求讓非遺真正做到“從民間來，到民間去”。

　　2016年，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牽頭，在新疆哈密設立首個傳統工藝工作站，請國內知名設計公司和美術類的頂尖高校為傳統哈密刺繡設計符合現代生活需求的產品，然后推向市場。其中，帶有哈密刺繡的發燒友耳機熱賣，瞬間售罄，之后大批訂單讓維吾爾繡娘們忙得不亦樂乎。在2016年的上海國際手造博覽會上，青海省果洛州近200種特色文化創意手工藝品吸引了來自國內外的游客參觀和購買，最終成交額達2.3萬元。

　　“整體性保護”的理念，與國際上《公約》中的“社區”概念相一致，都強調讓保護對象在其產生的環境中生存，提倡非遺項目和特定環境一起保護。我國目前唯一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優秀實踐名冊》的“福建木偶戲后繼人才培養計劃”，就是木偶戲表演者與社區民眾廣泛參與，從而培育出木偶戲生存土壤的范例。因人們娛樂方式的轉變，加之木偶戲表演技法復雜，所以年輕人學習、傳承意愿大幅下降，成為世界性的難題。而福建泉州提線木偶劇團、漳州布袋木偶劇團、晉江掌中木偶劇團，秉持“整體性保護”的理念，采用“百場木偶進校園”、舉辦“國際木偶節”等方式，讓木偶“進課堂、進校園、進社區”，讓年輕人對木偶戲感興趣，并將木偶戲藝術融入到當地民俗與節慶活動當中，有效改善了木偶戲的生存環境，促進了其保護傳承。

　　學術研究，精準保護

　　目前我國非遺保護工作取得的成績，少不了學術研究的貢獻。

　　近年來，全國各地方高校及專業學術機構開始對這些早先并不受重視的民族民間文化開展研究，范圍之廣、研究之深入，史無前例。其中，很多專家學者擁有人類學、社會學的學科背景，研究方式也是他們最熟悉的田野調查，可以說，他們以最專業最熟練的方式，對各地域非遺進行系統調查、研究與整理。如：南通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院，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研究藍印花布的印染技藝，收獲頗豐；山西晉中學院晉中文化生態研究中心，對以山西平遙古城為案例的傳統建筑營造技藝開展了長年的研究。正是得益于學術的參與，人們對非遺的生態價值和文化內涵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保護起來也更具專業性和系統性。

　　民間的非遺傳承人和傳承人群是非遺保護的關鍵。在政府和學術機構的指導下，許多傳承人開始意識到自身擁有非遺技藝的重要性，非遺在幫助他們增加經濟收入的同時，也加深了他們對于其文化屬性的認識。雖然在傳承過程中還會遇到后繼無人、收入不高等問題，但是有理由相信，只要擁有堅持下去的信念和自我創新的理念，在國家、企業、民眾都尊重、致力保護非遺的大環境下，傳承人一定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傳承方式。

　　中國經驗，引發關注

　　我國非遺保護工作取得的累累碩果，獨特的“中國經驗”引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自2011年至今，成都已經舉辦了五屆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并在第四屆非遺節上達成了非遺領域著名的成果文件《成都展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亞太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培訓中心”，從2012年開始，陸續在一些國家開展培訓活動，幫助它們提高非遺保護水平。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非物質文化遺產二類中心第三屆聯席會議在貴州召開，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約》成果框架專家會在北京召開。一系列國際會議的召開，表明國際社會已經充分肯定中國在非遺保護方面的舉措；而會議類型向政策制定方面傾斜，表明我國正從單純的非遺保護參與者，向引領非遺保護國際導向的方面發展。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培訓師愛川紀子所說：“我驚訝地看到，中國的非遺保護事業發生了巨大變化，并正以更好的勢頭向前發展著，甚至引領著亞洲乃至世界多國非遺保護理念與經驗的革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伊琳娜·博科娃也多次在各種場合高度評價我國為世界非遺事業所作出的貢獻，認為我國非遺保護在增強社區身份認同、提升社區凝聚力、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國在非遺保護的道路上，已經走出了一條國家重視，民間學術研究機構、企業、傳承人與傳承人群、民眾高度參與，共同進行保護的中國之路，并形成了很多先進的保護理念，非遺保護的“中國經驗”正為世界非遺保護事業提供著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