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強調這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貫徹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部署，需要充分認識我國經濟所面臨問題的復雜性，科學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刻內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從樸素意義上說，供給就是出售，需求則是購買。供給方為產品賣方，需求方為產品買方。形成這一關系的前提是產品交換以貨幣為中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產品—貨幣關系發展為一個復雜系統，包括供給側和需求側。前者是生產和提供產品的活動，即實體經濟體系；后者是形成購買力的活動，即貨幣經濟體系。與傳統社會中貨幣也是實體經濟產出品（貴金屬）的情況不同，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絕大多數貨幣不是由實體經濟生產出來的，而是由貨幣當局（通常是政府）和金融體系“創造”出來的。除了占少數的“基礎貨幣”由貨幣當局供給之外，流通中的絕大多數貨幣是由金融機構主要是商業銀行通過儲蓄—放貸活動“創造”的，是信用的產物。于是，可以這樣粗略地理解：供給側為產品側，需求側為貨幣側。

　　由于存在這樣的供求對應關系，宏觀經濟供求平衡就可以大致理解為供給系統所生產的產品總量同貨幣系統所形成的流動性總量的均衡。據此可以設想，通過調控貨幣流通總量（流動性）對產品生產即經濟增長進行調控：當增長緩慢（失業率高）時擴大流動性（實施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寬松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加速；當經濟過熱時收縮流動性（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給經濟降溫。這就是以需求管理為主要內容的宏觀經濟學干預政策的基本原理。

　　如上所述，貨幣量或流動性主要是通過金融體系的信用活動產生的“乘數效應”創造的，主要表現為“債務”量，特別是商業銀行發放的貸款額。于是，從需求側著力的經濟刺激總是表現為更多“舉債”。如果長期實行刺激政策、無節制的債務擴張超過一定限度，不良債務和不良貸款的比重必然上升，積累越來越大的風險。這就是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現實。

　　為了應對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全世界主要國家都實行擴張政策，實質上是擴張貨幣，加速債務增長（也叫加“杠桿”），以加大流動性來“創造”需求，遏制“自由落體式”的經濟下滑。這在一定限度內可以起到有效的調控作用。但如果不適可而止，必然導致供給方“產能過剩”和“庫存積壓”，導致債務而不是有效需求大量增長，有效需求仍然不足，而不良債務特別是銀行不良貸款卻越積越多。

　　在此情況下，如果為了追求高速增長繼續通過擴張貨幣刺激經濟，就意味著不良債務與過剩產能及庫存輪番增加，這無異于飲鴆止渴。因此，經濟策略轉向更加注重供給側是必然選擇。要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措施，簡政放權、消冗排毒，改善供給、輕裝前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

　　在現代，政府已認識到存在市場失靈，需要進行經濟調控。但從需求側觀察市場失靈與從供給側觀察市場失靈的涵義是不同的。

　　從需求側觀察，市場失靈主要是其功能性局限，市場即使能夠順暢運行，仍然可能發生需求不足和非自愿失業的不合意現象。因此，以需求管理為基本內容的宏觀政策具有貨幣性、短期性和總量性，即政策措施主要是在貨幣層面操作，包括調控貨幣供應和財政收支的松緊；調控時間是短期的，即“熨平”經濟波動周期；調控和干預著力于生產總量的增長率、就業率、物價總水平、進出口總量等總量指標。

　　從供給側觀察，市場失靈主要是由于存在結構性障礙，市場未能順暢運行，導致調節機制的系統性失效。因此，從供給側著力的對策措施是實體性、長期性和結構性的，即主要是對實體經濟層面的調整，著眼于取得長期效果，例如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強經濟活力、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等；調控和干預主要著力于化解特定產業的過剩產能，消化庫存，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由于認識到市場未能順暢運行，看到市場體系和機制的不完善之處，供給側對策更強調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也就是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和技術創新能力，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掌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辯證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達到的緊迫目標，一是穩定經濟增長，二是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穩定經濟增長的含義不再是采取刺激性政策來擴張生產規模，而是激活實體經濟新的內生動力，提高潛在增長率水平。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含義是逐步擺脫資源驅動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使產業結構現代化、綠色化、高效化，產業升級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

　　需要科學把握的是，供給側和需求側是描述復雜經濟現實的概念，而任何經濟學概念都不可能絕對精確地對應客觀現實，因為現實世界本身并無絕對的界限。可以看到，同一類經濟行為（現象）往往都具有供需的雙重含義。以通常認為是需求“三駕馬車”之一的投資為例，對短期（本期）來說投資是需求，表現為支出貨幣購買生產要素；而對長期（下期）來說投資是供給，決定生產能力和技術狀況。其實，無論是需求側對策還是供給側對策，都得運用投資手段，只不過前者主要著眼于短期目標（應對經濟波動），后者主要著眼于長期目標（實現轉型升級）。

　　消費也是如此。經濟學定義的消費需求只是購買產品的瞬間，一旦支付了貨幣、完成了購買，進入實際消費過程，無論是生活消費還是生產消費就都成為供給，即勞動力的生產和產品的生產。所以，在經濟學的供求恒等式“消費+儲蓄=消費+投資”中，消費既是供給也是需求。從一方面看，生產（供給）決定消費（需求），人們只能消費能夠生產出來的產品；從另一方面看，消費（需求）也決定生產（供給），如果不能適合買方需求，生產再多的產品也是過剩之物。所以，需求政策主要著眼于消費購買行為，供給政策主要著眼于實際消費過程。

　　在實施具體經濟對策時，供給側與需求側更是難解難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固然著眼和著力于實體經濟，但也離不開貨幣經濟。實際上，每一個供給行為（出售）都表現為對應的需求行為（購買），實體經濟需以貨幣金融為血液。所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從實體經濟和貨幣金融兩方面著手，實體經濟改革必須有金融體制改革相配合。如果金融不能有效發揮功能、為實體經濟服務，實體經濟改革是難以有效推進的。

　　更重要的是，實施經濟對策絕不可忽視宏觀需求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協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關注經濟轉型升級，但經濟轉型升級是一個長期動態過程，而整個過程的每一時間段都是不能略過的短期。如果短期目標不能達到，就達不到所期望的長期目標。所以，經濟轉型升級必須在一定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實現；如果不能穩住一定的增長率，經濟轉型升級就沒有支撐條件。反過來說，如果不能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經濟增長就不可持續，一味進行短期需求擴張就難以避免“硬著陸”和金融風險。

　　可見，在以交換為基本關系的市場經濟中，一切經濟行為和現象都具有兩面性，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有買就有賣，有收入就有支出，有債務就有債權，有供給就有需求。現在，我國經濟已進入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新時期，需要開拓更大的經濟策略運作空間，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轉型升級。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需求側調控密切相連，歸根結底將體現在提高供給系統對需求變化的靈活反應能力上。

　　供給和需求密切關系的最集中表現是價格。價格是調節供求關系的決定性參數。價格機制是否有效，決定著整個經濟系統是否具有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能否適時實現市場出清。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是讓價格機制更有效地發揮作用，無論在實體經濟方面還是在貨幣經濟方面都是如此。打破行政壟斷、消除各種制度障礙，讓所有微觀經濟主體活躍起來，保證各類產品價格、要素價格以及利率、匯率等資金價格都能按市場經濟規律形成并有效發揮作用，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創新驅動力、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的根本性和關鍵性改革。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人民日報》（2016年03月07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