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孫冰提問：據報道，“高福利”思潮在世界范圍內都有市場，那么，該如何看待這一思潮？西方的“高福利”思潮是如何產生的？對經濟社會政策有哪些影響？高福利模式輸出效果如何？

　　“高福利”思潮的源頭在哪，是怎樣演變的？

　　“高福利”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一種制度安排。“高福利”源于民主社會主義經濟綱領中有關社會福利的思想和政策。他們通過改革稅收、保健和社會保險等制度，采用調整工資和薪金政策的手段，意在“從大企業日益增長的資本中取出適當的部分作為財產進行廣泛的分配或者服務于公共的用途”。

　　福利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英國1601年頒布的《貧窮法》，該法旨在安撫因“圈地運動”而失地的大量農民。雖然西方各國的社會福利制度發展歷程不盡相同，但從總體上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形成期——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1941年，英國經濟學家貝弗里奇發表了著名的《貝弗里奇報告》，主張建立“福利國家”，他為英國規劃了一套“惠及所有國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個報告以及凱恩斯主義為西方國家建立現代福利制度提供了輿論和理論基礎。1948年英國公開宣稱自己為福利制度國家。在戰后特殊的歷史條件以及一定的社會輿論和理論指導下，西方各國紛紛效仿英國，相繼建立起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福利制度。

　　發展期——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這一期間，西方社會福利從過去的單純救濟演變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進一步推行所謂“高福利”政策﹐使政府舉辦的社會福利項目增多﹐開支空前增長。其社會福利覆蓋了失業、醫療、養老、工傷、住房、教育、孩子養育等諸多方面。

　　調整期——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1973～1975年經濟危機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陷入經濟發展滯緩﹑財政赤字擴大﹑通貨膨脹嚴重的困境，龐大的社會福利開支愈益成為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福利國家制度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美、英、法等國在不同程度上開始對社會福利制度進行調整或改革﹐竭力控制和削減社會福利開支。

　　數十年來，高福利一直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顯要標志。他們不僅在自己的綱領中提出了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狀況的政策主張，而且在其執政實踐中，確實為改善本國勞動人民生活狀況做出了成績，推動了人們從公民權利到經濟和社會權利的發展。可以這樣講，“高福利”制度作為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一個特征，實質上是在一定時間內、特定條件下，部分地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矯正和改良。數十年間促進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協調了效率與公平的沖突，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因此，民主社會主義被稱為“資本主義病床邊的醫生”。

　　為什么思潮雖未息，政策卻難延續？

　　變革的世界深刻地影響并嚴峻挑戰著民生保障。過度發展的高福利制度給資本主義國家帶來一系列問題：一是面臨經濟危機。由于福利制度的剛性，只能增加，不能減少，日益龐大的社會保障支出使政府赤字劇增，債臺高筑，出現了巨大的“財政黑洞”。比如，法國政府財政赤字連續上升，2015年保持在4.3%的水平，繼續突破了歐元區3%的紅線。二是面臨失業危機。過高的社會福利開支，最終將通過各種稅收轉為生產成本，這就使得原本熱情銳減的雇主盡量減少雇傭人數，致使社會中就業機會減少，隨之而來的是失業保障費用的增加，并形成失業保障和就業之間的惡性循環。歐盟統計局宣布，歐元區2015年12月的失業率為10.4%。三是面臨社會危機。沉重的社會福利負擔，造成失業現象嚴重、收入差距拉大、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分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其突出表現為公平與效益的雙重失衡。同時，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歐洲大多數國家的人口結構進入快速老齡化階段，這一趨勢加劇了社會福利支出的剛性。2014年，歐盟28個國家內的贍養比率平均為27.5%，但是德國和意大利都高于這個水平，預計到2050年這個比率會躍升到49.4%，到時候每兩名勞動人口要養活一名退休者。四是面臨觀念危機。社會福利，就像一張溫床，一些人寧愿躺在上面吃補貼，也不愿勞動、不思進取，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好逸惡勞現象的滋生，使得社會的生機和活力減退。西方一位經濟學家認為“一個社會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曾深有感觸地說：“我所理解的福利社會，并不是讓大家歇著，真正的福利社會就該是，每個人生活中感到困境時，都能得到幫助。”

　　辯證地分析“高福利”制度的利弊，才能認清其本質屬性。從福利制度看，西方國家實行的“高稅收、高福利”，是資產階級政府采取的重要改良主義措施，是資本主義社會調節生產關系的重要手段。雖然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減少了貧富對立，對維護社會的穩定有某種作用，但這些政策只是調節國民收入的一種形式，說到底是一種社會矛盾的“緩沖器”。民主社會主義者推行的模式，以犧牲效率為代價，過分強調社會福利的保障作用，目前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面臨難以為繼的窘境。經濟學家批評說：這種經濟患上了“動脈硬化癥”，“對勞動缺乏刺激作用”，帶來了社會發展的放慢或停滯。

　　對于“高福利”制度帶來的問題，一些西方政要心里是清楚的，并對這種畸形福利的弊端進行調整，但需要付出極大的勇氣和代價。當時，為拉選票，向選民承諾過度福利，一直習慣于這種享受的民眾又怎能接受福利降低。所以，改革招來民眾強烈的抗議浪潮。這是當年施羅德和其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在德國大選中敗北的重要原因。

　　為什么出現了模仿高福利模式，討好民眾最終卻損害了民眾福利？

　　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實行“高福利”制度，一方面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經過多年的發展積累，擁有富足的物質基礎；一方面是北歐一些國家歷史上未受戰亂破壞，資源豐富且人口不多。即使如此，社會福利的巨大支出，也已經超出了他們的承受能力，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同樣讓其手忙腳亂。可以說，這種模式是特定條件使然，并不是一個有普遍意義的范例。別說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不能復制，即使在一些條件較好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難行通。東施效顰，只能給國家和民眾帶來災難，拉美國家的生搬硬套就是沉重的教訓。

　　在民粹主義的影響下，一些國家為擺脫發展困境，獲取人心支持，選擇了“福利趕超”模式，全盤追隨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盲目地照搬歐洲的福利國家模式，但遠無發達國家的經濟基礎，這就為制度自身的發展和經濟社會的良性運行埋下了隱患。

　　為支撐福利制度的運轉，拉美國家致力于發展經濟，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大地產制，經濟命脈和政治生活仍然控制在少數家族和利益集團手中。為早日建成“新興工業化國家”，他們以“舉債”為動力，以犧牲農業和環境為代價，高舉債、高投入、重增長、輕發展，引發嚴重的債務危機、經濟危機。拉美國家的福利趕超，沒有根本解決所存在的經濟社會問題，反而加劇了現實狀況的惡化，不僅影響了社會穩定，而且還制約了經濟持續增長，被稱為滯留“中等收入陷阱”時間最長的地區。

　　西方國家的“高福利”，是根據自身的歷史和國情而確立的發展模式。盡管發揮了許多作用，但難以克服自身痼疾，所遭批判之聲日隆。如不加分析地“照單全收”，不但不利于福利制度的良性發展，而且還會導致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的出現。忽略改善收入分配的可持續發展，對民眾、對社會、對政府本身都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保障和改善民生，一定要根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情國力實際，循序漸進地解決和改善。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避免落入“舉債謀福利”的陷阱。這既是從中國民生道路中總結的成功經驗，也是從拉美國家失敗教訓中獲得的重要啟迪。（作者：尹廣泰 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