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夏季，在位于北京北四環外的中間劇場，一場名為“時光機”的演出正在向在場的100余位觀眾，用近景魔術的方式展示“非注意盲視”這一生物學現象的神奇之處。

演出制作人、曾供職于一家知名媒體的資深科學記者黃永明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自14年8月開始，到15年底結束，堅持尋找科學與魔術契合點的“時光機”，向3000余觀眾奉獻了30余場演出，最終“不賠不賺”。

商演養科普能走多遠

談到科普，商業化似乎是最難探討的話題，甚至在有些人眼里，科普就應當被視作公益性事業來推進。歸根結底一句話，科普“不為利生”。但科普不該“為利而生”嗎？

在職業科普人看來，對科普商業化不該遮遮掩掩、猶豫不前，而應當被視作作品是否否切中市場痛點、是否滿足受眾需求的重要標志。

只不過，這條探索科普商業化的道路，絕非坦途。

對于黃永明“時光機”項目而言，以小劇場演出的現實狀況來看，演出能夠收支平衡已算運行良好，但這樣的情況能走多遠，卻并不明朗？

黃永明坦言，時光機的制作成本核算下來并不令人輕松。每次的演出，單前期創作過程中的主題選取、科學知識穿插、魔術設計這些環節，就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我們籌備一期節目，一般都要花一個多月的時間。”黃永明說。

如果只靠對科普的一腔熱忱，無法讓這樣一個項目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動力，黃永明探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子——用商演養科普演出，借助在劇場演出中的成熟魔術單元參加商業演出，獲得繼續推動科普魔術的資金支持。

不過，2016年已過去8個月，“時光機”的演出卻仍未啟動，這不免令記者有些擔心，”時光機“還能走多遠？

對于遲遲未開演，黃永明給出了他和他的伙伴還在打磨新作品的解釋。不過，他也告訴記者，自己并不期望“時光機”這個科普魔術劇能一直做下去，但科普卻會一直走下去。

如今，他腦子里還有很多科學普及的新想法等待付諸實踐，比如讓藝術家對科學家的新發現、新思想進行藝術化的解讀，創作作品并展出；再比如從事科普書籍的創作。

事實上，無論“以演養演”的商業模式的成功與否，在黃永明看來，科普這件事與魔術的流傳有著天然的契合之處：在尋找與市場的契合點時，都需要轉變思維，從市場出發。

“你不能認為你好，別人就一定會接受。”黃永明告訴記者，一旦想著為了科普而科普，可能從源頭上就輸了。

做科普要對癥下藥

相較于黃永明的摸索，國內第一位寫科幻話劇劇本的作家楊鵬似乎更幸運些。他不僅有成熟的科幻話劇作品，還是國內第一位將自己的科幻小說改編成話劇搬上舞臺的作家。

早在1999年，上海兒童藝術劇院就請楊鵬寫了一部名為《帶綠色回家》的劇本，這是中國首部科幻話劇。話劇不僅獲得了200余萬元的投資，也成為建國50周年上海市晉京獻禮劇目，并斬獲十余項國家級獎項。

除此之外，楊鵬的少年科幻小說代表作《校園三劍客》系列也是做得比較成功的案例。

以這部注重對青少年讀者進行科技倫理觀引導的小說為基礎，楊鵬創作了兩部科幻舞臺劇，其中第一部舞臺劇《神秘老師》，從2013年9月至當年年底，在北京總共演出了一百場，觀看人次達10萬。而通常北京的話劇市場，即使頂級的舞臺劇公司，一年的演出場次也只有20場。

據楊鵬介紹，《神秘老師》第一年四個月的演出收入就達到了600多萬元，2014年票房收入達到將近一千萬。另外，當時在北京演出后，很多北京小朋友都對《校園三劍客》“路轉粉”，家長也紛紛到書店或網上購買圖書，當時在北京對該書的帶動也達到10萬冊以上。

對很多科普工作者而言的商業化難題，卻在楊鵬這里迎刃而解，秘訣究竟在哪兒？

談到成功的經驗，楊鵬告訴記者，科普工作的市場化不太容易，但其實有時候也不難，還是操作者缺乏市場經驗，有市場經驗的操作者太少。

“就是做任何事都要對癥下藥，認清市場，一方面作品要好，另外要考察市場的需要來設計自己的商業模式。”楊鵬說。

科普與教育結合就會產生剛需

與楊鵬一樣在科普領域獲得成就的，還有近來備受媒體關注的，中國首位卡爾·薩根將得主、行星科學家、科普中國形象大使、中科院國家天文臺副研究員鄭永春。

在科普工作中摸爬滾打的他坦言，科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兩個小時的報告中，可以讓一大群人甚至數百人聽你講，而不是玩手機，能不用專業術語把問題講明白，讓聽者有啟發有收獲，在全世界，能做到這些的科研人員其實并不多。”鄭永春表示。

在多年的探索中，鄭永春也獲得了自己做科普的心得。他告訴記者，科普也是一種藝術，對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傳播渠道，要講究不同的方法，要經歷較長時間的鍛煉才能得心應手。“科普不僅要講得通俗易懂，也要寫得有趣，還要掌握受眾的心理和媒體的需求，這都需要經驗積累，也是綜合素質的體現。”鄭永春說。

而科普的市場價值如同科普事業本身一般，也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的簡單事。在對科普市場價值的挖掘方面，鄭永春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為，科普首先具有公益屬性，從中國國情來看，挖掘市場價值對科普工作的推進也大有裨益。

事實上，在媒體快速發展的當下，傳播科學的途徑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鄭永春也從中看到了大眾對于科普的迫切需求。

“比如直播、微博、微信朋友圈出現的熱點事件，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真假，但傳播速度很快，這就需要一些學術團體、科研機構、公眾科學家予以解讀和回應，這就是大眾對科普的真實需求。”鄭永春說。

即使有需求，但科普始終難以突破受眾不愿意買單的桎梏，不得不說，這也與科普市場價值的挖掘和商業化運行模式的探索不順利有關。

       在鄭永春眼里，科普商業化并非不可能，關鍵是仔細分析受眾需求，準確定位，打造滿足受眾需求的一件件產品。只有通過看得見、摸得著的一件件產品，科普才可以在滿足受眾需求中找到商機，建立切實可行的贏利模式。

“我希望，中小學教材編寫應該吸納科學家參與，中、高考出題要征求科學家的意見。”鄭永春介紹稱，奧數、英語培訓之所以熱度不減，就是因為與升學有關。

事實上，目前不少北京中小學已經開設了科學課，未來還有可能推廣到全國。但是，鄭永春表示，科學教育課怎么上，誰來上，教材、教具哪里來？活動環節、考評測試如何設計，其中涉及到大量問題。

      “只要把科普與中小學教育緊密結合，科普就會有剛需，相應的市場價值才能得到體現。”鄭永春最后告訴記者。（王佳雯 王卉 郭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