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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不足三個月，兩黨競選團隊仍在爭分奪秒拉票。不過，讓兩黨政客非常頭痛的另一問題是：如何提高大選投票率。據《科學美國人》雜志報道，這個內外標榜民主，聲稱選舉是公民最大民主權的國家，過去9屆總統大選投票率始終徘徊在50%左右，以絕對“優勢”躋身發達國家投票率最差行列。如何提高選民投票率，行為科學家建議，與其簡單地告訴選民去投票，不如從選民投票環境上下工夫。

　　美國大選投票率僅50%左右

　　資料顯示，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僅有53.6%的選民投票，即便在投票率最高的2008年，這一數字也不過56.9%。相比之下，在最新一次的大選中，比利時投票率高達87.2%，澳大利亞投票率高達80.5%，就連芬蘭的投票率也高達73.1%。

　　為什么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不愿意行使他們所稱的最大民主權？

　　目前美國選舉慣例中有些政治和人為的障礙，比如苛刻的選民身份法案，部分地區投票站不足，讓一部分美國人很難參與投票。除了這些客觀障礙，大多數有關未投票選民心態的理論指出，對政治漠不關心或不相信政府能力，同樣制約選舉率。針對這類選民，最好的方案是告訴這些人，他們的選票對政府非常重要，但這似乎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行為科學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這類信息性干預措施最終功虧一簣。實踐表明，環境會對人們的決定產生根本影響。如別人的做法、選舉對自我感覺的影響、為投票需做的準備等，都會最終影響選民是否投票。

　　投票計劃將有助實現目標

　　很多傳統的動員工作旨在讓選民承諾在即將到來的選舉日去投票。然而，正如許多人打算健身、實行健康飲食、為退休存錢一樣，真正付諸實際的屈指可數。一項由哈佛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開展的研究表明，制定具體計劃有助于人們將目標變為現實。

　　2008年民主黨在賓夕法尼亞州初選期間，研究者在28.7萬名將要投票的選民中間進行了一場現場實驗。美國11月份大選前一到三天，坦普爾大學行為科學家大衛·尼克爾森與哈佛大學的托德·羅杰斯將選民分為兩組，一組僅詢問他們的投票意愿；另一組除了投票意愿外，還會詢問他們何時、何地以及如何實現投票目標等問題。

　　選民記錄顯示，制定計劃比簡單詢問選民意愿更有效，有計劃的選民參與選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選民的從眾心理不容小覷

　　傳統方法通過強調“投票人的不多，你的投票非常重要”來說服選民投票。然而行為科學研究表明，大多數人會受從眾心理的影響，更愿意做大多數人做的事。

　　在2005年新澤西州大選和2006年加州初選兩個毫無聯系的選舉試驗中，研究者對上述假設進行了測試。他們發現，個體更樂于把選票投給多數人看好的競選人。

　　而在2006年密歇根初選期間，由耶魯大學和愛荷華州北部大學的研究者共同領導的另一場實驗中，選民會在選舉結束后收到一封郵件，告知選民與鄰居誰投了票。令人驚訝的是，這一做法使投票率提高了8.1%。

　　如果大多數人都投票，沒投票的一小部分人會覺得自己在推卸社會責任。公開投票記錄可能會增加每個人的社會責任感，也會令那些不投票的人感到羞愧。長此以往，他們便會保留作為社會成員的身份認同。

　　迎合選民自我認同感至關重要

　　對投票率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利用公民意愿去塑造自我認同感，也就是“投票的人”跟自我認同是否匹配。

　　在2011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斯坦福和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在2008年加州大選和2009年新澤西州長選舉中，對這兩個州的選民做了選舉前調查：投票是自我認知的表達（即成為一個選民對你有多重要？）還是投票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活動。

　　或許有人會說，成為一個選民關乎自我認知，而選舉行為則是原則上人人都能采取的行動。在選民身份確定的情況下，這一結果讓投票率提高了10.9%。

　　這次大幅提高具有歷史意義，或許使美國的投票率提高到64.5%，一舉超過了英國和加拿大，讓美國在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34個發達國家投票率排名中，由第31名上升到第19名。

       投票重在堅定選擇和信念

　　雖然排除政治障礙更能提高投票率，但行為干預有助于激發公民的積極性。有些人因為個人投票不會改變選舉結果而放棄投票，對此行為科學指出，選舉對于個人的重要性不止于此。

　　研究發現，投票行為除了能了解自身對于他人的意義，還可以增加對自我的了解，從而堅定人們的選擇和信念。從這個角度看，不投票的人不僅意味著他們放棄了民主權利，還意味著他們的自我暗示：“我不關心政治。”進一步講，他們可能對公民權利、地方治理、外事等更不感興趣。而對那些投票的選民來說，投票不僅是政治表達的利益訴求，還是點燃政治生活的星星之火。

姜靖

(責編：魏艷、趙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