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作為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各民主黨派為何自覺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需要從歷史說起。歷史表明，心系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民主黨派，在血與火的斗爭洗禮中逐步領悟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最終歷史性地選擇與中國共產黨合作。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我們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實現。

　　我國主要的民主黨派，多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成立。他們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經歷了反復的權衡比較和長期的思想博弈，甚至付出血的代價，從最初的相互排斥、對立到逐步了解、信任，由初步保守合作到全面團結合作，從同情、支持、靠攏共產黨，到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鄭重選擇多黨合作，在政治上實現了歷史性跨越。

　　民主黨派選擇跟共產黨走，取決于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取決于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自身發展。

　　一、李宗仁曾對李濟深、沈鈞儒、陶行知等說：“蔣介石沒有救國救民之心，共產黨則有之”。

　　近代以后，面對民族興衰、國家安危，許多仁人志士不懈探尋救亡圖存之道，提出和實踐各自政治主張，通過組建不同政黨，效仿西方實行議會制和多黨制，脫離了歷史主題，消耗了進步力量，迷失了正確方向。

　　作為辛亥革命之后中國出現的300多個政黨的存續，國民黨在孫中山民主革命路線的指引下，開啟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催生了當年國民黨的左翼派別，為日后民主黨派積蓄了力量。但蔣介石篡奪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后，國民黨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聯盟，變成了代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反動集團，形成了“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局面。

　　從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算起，中國共產黨雖比國民黨晚成立16年，但代表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根本利益，把握了時代趨勢、歷史走向與人心所向，逐步成為20世紀20年代后與國民黨相對立的政黨。

　　民主黨派的很多創始人，如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馬敘倫、許德珩等，經歷了辛亥革命以降的時代巨變，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立志匡扶社稷，投身民主革命。作為這段歷史的親歷者，他們的經歷和反省、焦灼和希望，為民主黨派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民主黨派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逐步孕育、產生，有的從大革命失敗后出現的政黨和團體中分化出來，有的從國民黨進步力量中產生，也有的在抗戰期間醞釀籌組，還有的在解放戰爭時期成立。他們與一些西方國家的政黨不同，不是議會中不同政治派別斗爭的產物。

　　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他們所聯系的知識分子及愛國民主人士，因為歷史機遇和階級局限，在落后的中國處處有阻力、時時有壓力。

　　由于帝國主義根本不想扶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獨掌紛亂復雜的政治舞臺，國民黨實行一黨獨裁，并對一切民主力量限制和壓迫，民主黨派缺乏革命主張與魄力，沒有能力承擔起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

　　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民主黨派雖不乏“社會精英”，但缺乏高效的組織，只能形成一些基本由代表性人物組成、力量分散、人員較少的黨派，從成立伊始就以溫和的改良派政黨出現。

　　由于民主黨派不可能在國共兩黨以外形成強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但為實現自身目標，在有限的政治空間里，必然懷揣理想抱負和道德良知，去追隨一個彼此認同、有能力和魄力并能夠支持、團結、帶領自己的政黨前進。

　　20世紀中葉的民主黨派，是靠近共產黨？還是靠近國民黨？要生存、要發展，只能二選一。

　　心系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始終是民主黨派不變的情懷和追求的目標，這就決定了與生俱來的進步性。正是這種進步性，民主黨派懷救國救民之志，游歷四方尋求治國的良方妙藥，提出和實行“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和“實業救國”等各種主張，并以進步的眼光逐步看清了共產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以進步的心態逐步領悟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挽狂瀾于既倒，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民主黨派選擇跟共產黨走，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其基因決定的，是注定的歷史安排。

　　二、宋慶齡抨擊國民黨“抗日必先剿共”的論調：“這是多么荒謬! 我們要先打斷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嗎？”

　　由于中國地域廣大、人口眾多、形勢復雜、政治微妙，民主黨派以其特有的社會面貌廣泛聯系社會各界人士，分量不小；在國民黨上層和地方實力派、文化教育界、政治經濟界、科學界以及愛國青年學生、華僑中有地位，影響不小；創辦了許多報刊引導社會輿論影響政治走向，在政治上十分活躍且步調基本一致，力量不小。民主黨派十分清楚，國共兩黨的關系決定著中國政治的走向。國共兩黨也十分明白，民主黨派支持誰，誰就居于政治上優勢。

　　抗戰之初，民主黨派和共產黨初步接觸時，對彼此的道路、主張還有些對立和排斥，對對方的革命目標、路徑還有不解與困惑，但致力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是共同的追求，對國民黨的不滿有相同的感受，這為日后合作做了心理鋪墊。

　　民主黨派不斷探尋與共產黨的契合點。民主黨派建立之初的政治綱領主要是反帝愛國和爭取民主，這同共產黨以反帝、反封建為斗爭綱領基本一致；民主黨派曾推崇過西方的自由主義，共產黨信仰馬克思主義，兩者在關于國家權力、人民權利等方面觀點相近；民主黨派為了救國救民，必須尋求工農和革命知識分子的支持。

　　是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侵略行徑和國亂家愁的慘狀，強化了民主黨派革命的信念；是愛國主義具有的巨大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把無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介石對外戰戰兢兢，對內剛決殘酷。共產黨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站在順應人心的救國抗日的制高點上，率先提出紅軍愿意同全國的民眾與一切武裝力量，聯合起來共同抗日。民主黨派同感共產黨民族精神和民主意識的覺醒，熱烈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對蔣介石形成了巨大政治壓力。共產黨在長征路上發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救國會贊揚“這一個政策會引起今后中國政治重大的影響”。但國民黨一刻也沒停止過對紅軍的圍剿，并且殺害了鄧演達、楊杏佛等國民黨左派人士，制造國民黨內部分裂。

　　民主黨派對國共兩黨做出公正評判：“只有最堅決抗日的，才能做中國的天然領袖。”堅決反對“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堅決反對妥協、分裂、倒退，為團結御侮、抗日救亡大聲疾呼。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領導人陳銘樞致電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農工黨前身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逐漸走上了與共產黨合作的道路；沈鈞儒、馬相伯、章乃器、鄒韜奮等 280 余人發表宣言，表達了對民族危亡的深切憂慮和奮起救國的決心。

　　在民族危亡關頭，團結抗戰是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實行合作的實質性共識。這種共識是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的歷史源頭。

　　共產黨在遵義會議后，從生死存亡的考驗中認識到，要支撐起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的發展，必須廣泛聯合各種積極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在鞏固領導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核心力量的作用。共產黨糾正了“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的主張，確立了爭取、團結民主黨派的方針。

　　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上，共產黨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正確估計當時政治形勢，理論論證了“各黨派合作抗日的相關問題”，明確多黨合作的組織形式，精辟分析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性和妥協性的“兩重性”兼具，指出革命不僅需要主力軍，還需要同盟軍。從1936年2月到8月，中共中央先后呼吁立即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以及各黨各派提出六項共同行動綱領，共產黨第一次公開把國民黨包括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內，主動改變國難當頭兩個政權的對立；毛澤東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親自致函各黨派、民主人士、學術師友、社會賢達共70 多人；12月12日發生的“西安事變”最終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共產黨還建立“三三制”政權，顧及各黨派、各階級，通過協商民主協調處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關系，最大限度地團結了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毛澤東在1937年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報告中說明：“新的民主共和國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這些階級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聯盟。”梁漱溟1938年1月訪問延安期間，為毛澤東論述“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理由深深折服并從此改變了對共產黨的成見，發表文章稱“這樣的大作品，大文章，蔣介石沒有，旁人也沒有，我看這是事實”。

　　民主黨派深感毛澤東及其共產黨人，不計十年前國民黨“四一二政變”、“七一五政變”之前嫌和仇恨，以極大的政治情懷和社會責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共產黨的讓步，應以行動積極配合；民主黨派要生存和發展并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只能同共產黨結伴同行。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爆發,民主黨派對國民黨頑固派“親者痛、仇者快”的舉動大為失望，蔣介石沒有料到會遭到國內外輿論的強烈譴責、陷于極端孤立的境地，更沒有料到民主黨派會完全同情并站在共產黨一邊。

　　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民主黨派從全面抗戰之初對國民黨寄予厚望，到把實現民族解放的希望重新寄托在共產黨身上，彼此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并形成了遇事相互協商的傳統，結成了事實上的同盟。民主黨派與共產黨一道堅持抗戰、維持團結、推動民主，在組織上漸漸聯合、發展、壯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

　　民建領導人胡厥文曾說過，“開始認識共產黨，完全出于偶然”，1932年他去陜北考察期間，聽到幾位老百姓說“你們若不是紅軍，就一定不會對我們這樣好”的話，使他靈魂深處產生了從沒有過的震撼。胡厥文說：“我這個人，秉性很倔，誰都別要想靠權勢壓我，我不吃那一套。所以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不是平白無故的，可以說是我自己總結幾十年親身經歷得出的結論。”

　三、朱學范寫信給李濟深說：“中國的中間路線，自從政協被破壞，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經死去了。這次民盟被解散，蔣介石已經發了瘋狂。中間路線已經死定。”

　　選擇什么樣的道路，就選擇什么樣的未來。在中國革命形勢發生重大轉變之際，民主黨派順應了時代潮流和歷史發展大勢，選擇了跟共產黨走。

　　抗戰勝利后，中國面臨“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決斗。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針對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均占據領導地位的國民黨一針見血地指出:“無能和腐化使國民黨在中國徹底失去人心。”

　　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黨派，成立之初“其組織成分又常從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一直包含到進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傾向又從君主立憲一直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有”，蹣跚尋路中有些人仍然存在著某種幻想，試圖在國共兩黨之外走所謂的“第三條道路”，1945年的舊政協會議制定的和平建國方案較充分地體現了他們的政治主張：在政治上建立英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經濟上確保私有制，實行經濟民主、消滅貧富懸殊；在軍事上軍權屬于國家；在外交上保障領土與主權完整、兼親美蘇。他們還歡欣鼓舞地公開宣布，只以實現民主為目的，決不進行爭奪政權的行動。

　　中國的問題不是靠赤手空拳的“呼吁”就能解決，沒有槍桿子就沒有發言權，用和平改良的辦法讓獨裁國民黨政府“刷新政治”，在劫難逃。舊政協會議期間，國民黨制造了重慶“較場口事件”，打傷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了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和聞一多。1947年6月1日，國民黨特務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漢、重慶、廣州等各大城市大肆逮捕民主人士和進步教師；蔣介石于7月初又發布了《勘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部署對民主黨派的更大迫害；10月8日，民盟中央常委、民盟西北總支部主委杜斌丞被槍殺；10月27日，國民黨以勾結“共匪”為由，蠻橫無理地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并加予取締。民盟被迫宣布解散，民建、農工黨等民主黨派只能轉入地下。整個國民黨統治區處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中。朱學范寫信給李濟深說：“中國的中間路線，自從政協被破壞，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經死去了。這次民盟被解散，蔣介石已經發了瘋狂。中間路線已經死定。”

　　在國民黨一貫堅持的內戰、獨裁、賣國的反動方針面前，在其加緊對民主黨派迫害的嚴酷事實面前，在國共武力相爭中進退失據、左右為難的政治現實面前，青年黨和民社黨投向國民黨，民盟、民建、民進、九三學社等不斷靠近共產黨而遠離國民黨。知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寫道：“是誰驅使大家不滿國民黨，反對國民黨，痛恨國民黨的？不是別人，就是國民黨自己。”“共產黨不肯放下槍桿，也未嘗不能使人同情，因為在國民黨這種政治作風下，沒有槍，簡直沒有發言權，甚至沒有生存的保障。”

　　血與火的斗爭洗禮使民主黨派的領袖們深刻反省：資產階級共和國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在人民與反人民、民主與反民主的斗爭中“絕對沒有中立的余地”，任何對美國及蔣介石或其中某些派別的幻想都無益于自己與人民。

　　民主黨派從“第三條道路”的幻夢中清醒，把握自己前途命運，最終歷史性地選擇與共產黨合作，從舊民主主義的泥濘小路跨進新民主主義的光明大道。

　　張瀾曾意味深長地說：“如果沒有毛主席和共產黨對民盟的引導，我們民盟還不知道走到哪兒去呢。”

　　四、何香凝在組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時明確表示：“要搞就必須與共產黨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

　　民主黨派的命名本身就體現了“民主”思想。民主黨派核心的政治訴求是民主，推動民主、爭取和平是民主黨派重要的政治實踐。民盟的最高綱領是造就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民建的最高理想是建立一個以民主政治為中心的“民有、民治、民享”國家，民進的主要任務為“發揚民主精神，促進中國政治之實現”，九三學社的奮斗目標是“促進民主政治之實現”，其它民主黨派政綱也都或以“實施民主政治”或以“實行民主建國”作為主要內容。

　　國民黨堅持獨裁統治，摧殘國統區民主力量、消滅異己,而且動輒以“異端邪說”為由迫害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對擅自組建的政黨千方百計予以瓦解。

　　共產黨從來就將民主黨派作為自己的同盟者，主張凡是有利于中華民族利益的事都支持，凡是為民族、國家和人民利益而戰斗的人都團結。堅持求同存異；團結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擊退頑固勢力；既照顧同盟者的利益，又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既同他們搞好合作，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權，決不拿原則做交易。共產黨實行統一戰線政策，倡導民主聯合政府，促使民主黨派與共產黨走到一起；共產黨真心幫助民主黨派走出困境，推動幫助或直接指導建立組織，雙方關系不斷發展、拓寬和深化。

　　共產黨著眼民主黨派的革命潛能，著力尋找彼此認同的價值指向，使立于不敗之地的力量得以集聚，表現出開闊的政治視野和寬廣的政治胸懷。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在政治原則基本達成一致的前提下，通過訪談、聚會、座談、祝壽、以宣言和聲明等互相聲援、在各種重要會議上互相配合以及在經濟方面互相支援。在舊政協會議中，共產黨與民盟留下了“主動讓名額”和重大問題事先交換意見的“君子協定”兩段佳話；從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舉行的各種形式的聚會有120次之多。在這種合作互動中，共產黨彰顯了領導力，贏得了真誠的朋友和不誨的諍言；民主黨派顯示了自身價值，獲得了前行的動力和奮斗的方向。黃炎培在日記中曾寫道：“共產黨領袖對民主黨派的態度是：以誠相待、思想見面；患難與共、真誠合作。”

　　1936年，宋慶齡、沈鈞儒、陶行知等發起組織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9年，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發起組織了統一建國同志會。時任中共南方局負責人的周恩來，經常接觸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界人士，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推動民主運動的發展。

　　1941年，以一部分共產黨員、國民黨民主派和在國民黨政府中擔任較高級幕僚職務的進步人士組成的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成立，鋒芒直指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獨裁統治。

　　1941年3月，在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下，以部分國民參政員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統一建國同志會”為基礎，由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后改稱民主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后改稱中國農工民主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的成員及其他人士聯合組織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上清寺“特園”秘密成立。1942年，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遂成為集合“三黨三派”的政治黨派。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決定將名稱改為“中國民主同盟”。此外，在重慶成立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和九三學社也是在共產黨南方局的幫助和支持下得以成立的。

　　1946年4月，在組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時，何香凝明確表示：“要搞就必須與共產黨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

　　宋慶齡說：“國民黨滅亡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背叛了人民，共產黨的勝利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屬于人民和人民在一起。”民主黨派普遍萌生了對國民黨的失望，認識到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和最可依賴的朋友，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有光明前景。

　　民主黨派與共產黨找到了追尋民主的共同交匯點，一道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為爭取民主自由斗爭。他們中許多人與共產黨人聯系親密，關鍵時刻發揮“扳道岔”作用；他們中許多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危難時刻起著“警世鐘”影響。在民主革命時期，民盟先后犧牲的烈士有90人，農工民主黨也有100多人，新中國的誕生有他們的貢獻，五星紅旗上有他們的血跡。

　　1939年9月，民主黨派以國民參政會為合法、公開的政治舞臺，與共產黨攜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旨在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在社會上產生了強大的政治影響。但國民黨出爾反爾、無疾而終。1943年9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生根本性好轉，但國統區政治、經濟、軍事全面潰爛。國民黨政府為蒙蔽國際視聽，緩和國內危機，再次打出“憲政”旗號，擺出“即行憲政”的騙局。民主黨派與共產黨又聯合發起了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遏制了國民黨的反共獨裁政策, 維護了統一戰線內部的團結，為戰后人民民主運動的開展奠定了基礎。從1946年到1947年5月，民主黨派支持和參加矛頭指向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運動，加速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崩潰，成為這個時期國統區民主運動的重要力量。1945年7月，六位參政員訪問延安，黃炎培頗有感觸認為“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共產黨的“前途希望是無限的。”民主黨派拒絕參加偽國大，拒絕投入國民黨懷抱，穩穩地站在共產黨和人民一邊。

　　1948年5月5日，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紛紛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當時淮海戰役尚未結束，中國何去何從仍處于決戰階段，這確是不容易的。民主黨派的政治思想與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終于匯流，這是民主黨派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8年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民主黨派經過了17年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實質比較，走出了他們的困惑期，積極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以《共同綱領》為政治基礎，一致宣布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政治格局最終形成。這是民主黨派一次脫胎換骨的飛躍。

　　五、周恩來說：“單是有了歷史發展的有利條件并不能解決問題，關鍵在于領導，在于黨的政策，黨領導得正確，才能使歷史條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變成現實。”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舞臺上，先后有幾百個政黨亮相，許多政黨都被歷史淘汰。民主黨派在是非面前經受住了考驗，最終選擇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民主黨派的發展歷史，從一個重要方面展現了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從四分五裂、積貧羸弱走向獨立統一、繁榮富強的壯美畫卷。

　　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民主黨派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不是自然而然。正如周恩來所說:“單是有了歷史發展的有利條件并不能解決問題，關鍵在于領導，在于黨的政策，黨領導得正確，才能使歷史條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變成現實。”

　　什么是領導？毛澤東詮釋“領導是帶路的意思。”

　　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領導，主要是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民建領導人孫起孟1986年11月針對國內外有些人的各種錯誤看法，特別強調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把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混為一談。”“那種認為各民主黨派接受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必然意味著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存在下級與上級的組織領導關系，或者認為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既然不存在著這種組織領導關系，民主黨派就不應該或者不可能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這些都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主觀想法。”

　　大道行思，取則行遠。實踐已證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民主黨派的發展，就沒有多黨合作的良好格局。

　　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多民族的超大規模的社會，要求政黨制度必須具有強大的社會整合力。共產黨是社會整合的中堅力量，各民主黨派的合作擴大了社會整合的邊界與張力。

　　中國的政局要穩定，多黨合作這個政治格局必須穩定；中國的社會要和諧，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必須和諧。

　　實現我國政黨關系長期和諧，根本在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關鍵在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者陳延武，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