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古城遺址出土石器

　　四川在線消息(四川日報記者 吳曉鈴)30年前，三星堆4000多件精品文物的橫空出世，一舉轟動世界?？v目面具等神秘的青銅器物，更是引發了古蜀文明來自外星人的大膽猜想。然而，隨著金沙遺址、寶墩古城遺址、茂縣營盤山遺址、什邡桂圓橋遺址等的相繼發掘，古蜀文明的疑團正一點點破解。

　　4月1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再度宣布：距今4600年-4500年的大邑高山古城遺址是早于三星堆、甚至寶墩的成都平原最早古城。而它的年代，也勾勒出一部分古蜀先民的遷移軌跡：他們最初在成都平原周邊的山地建立聚落，直到解決了水患以后，才從周邊的高山地帶遷移到平原腹心，從而創造出燦爛的三星堆、金沙文化。

　　那么，古蜀文明是否憑空出現?古蜀先民究竟從何而來?越來越多問題的答案正在浮出水面。

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彩陶盆

　　古蜀文明烙上鮮明中原文化印跡

　　近年來，越來越多考古遺跡被發現，而古蜀文明受中原文化影響的證據已經越來越充分。

　　4月26日，黃河流域史前彩陶展在金沙遺址揭幕。細心的游客發現，這個“黃河流域”的彩陶展上，卻有幾個茂縣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彩陶器物。茂縣文管所相關負責人介紹，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彩陶，原本就帶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的風格。

　　在三星堆出土以后，考古人員在新津發現了距今4500年至3700年之間的寶墩古城遺址，它和三星堆文化所處年代剛好可以上下銜接。那更早的古蜀先民究竟生活在哪里呢?21世紀初，古蜀文明探源的考古調查在四川全面展開。成都市考古研究所考古專家陳劍透露，結合古代傳說和文獻，岷江上游成為考古調查的重要目標。

　　2003年，考古人員在營盤山遺址展開正式發掘，順利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房屋基址、墓葬、殉人坑、窯址等各種遺跡，還在遺址中西部發現一處大型類似于廣場的遺跡，證明了在距今5300年至4600年的新石器時代，這里已是一處大型中心聚落。

　　隨著更多考古調查展開，茂縣、松潘、黑水、汶川、理縣等岷江及其支流兩岸的河谷臺地上相繼發現了波西遺址、沙烏都遺址等大小幾十處遺址。而考古人員發現，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彩陶帶有明顯的仰韶文化特點，這種距今約6000年至5000年的彩陶文化，分布在整個黃河中游;此外，工作人員進行土壤浮選時還發現了小米。無論是彩陶、人祭坑還是小米這種旱地農業，營盤山遺址的風貌，無不呈現了黃河流域的史前風格。

　　不止在岷江上游，最南位于大渡河中域的漢源獅子山遺址，同樣發現了帶有典型黃河流域馬家窯文化風格的彩陶。陳劍說，古蜀文明源自何方?至少從出土文物中，可以發現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

高山古城遺址發現樹木遺存處

　　史前古城兼收并蓄長江中下游文化

　　大量中原文化特點的考古遺存，并不能得出古蜀文明單純來自中原的結論。隨著成都平原8座史前古城遺址的發現，越來越多帶有長江中下游文明印記的遺存出現了。

　　陳劍說，古蜀先民在營盤山遺址時期，還只是種植小米。但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什邡桂圓橋遺址和其后的高山古城、寶墩遺址，便發現了水稻的遺存。高山古城遺址發掘現場負責人劉祥宇透露，在對古城遺址土壤進行浮選時，水稻的比例竟然占據了90%，“說明大米在當年已經成為古蜀先民的主食。”而水稻的種植最早可以追溯到1萬年以前，其原產地就是長江中下游流域。

　　在寶墩古城的發掘中，考古人員也發現了類似線索。寶墩古城發掘現場負責何錕宇透露，北方城墻通常采用的是夯土墻，但寶墩文化時期成都平原的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溫江魚鳧古城等8座古城，全部采用的是斜坡堆筑法建成。這種從底部到頂端漸漸收攏的筑造法，與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城墻建筑技術非常相似，而對方的年代在距今4600年-4000年之間，早于寶墩古城。不僅如此，高山古城遺址在發掘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中用于裝飾的繩紋、刻劃紋等紋飾，便帶有長江中游出土器物的風格特征。

　　有意思的是，寶墩文化受長江中下游文化的影響，還恰恰對應了古蜀五祖之一的鱉靈從長江逆流而上、死而復生的傳說。常璩在《華陽國志·序志》中這樣寫道：“荊人鱉靈死，尸化西上，后為蜀帝。”傳說古蜀“開明”王朝的創始人鱉靈原是楚國人，不小心失足落水溺亡后，尸首逆流而上到了郫縣。復活后被望帝任命為蜀國丞相。后來大洪水爆發，鱉靈帶領人民治水，在都江堰玉壘山鑿開一條通路，解除水患，人民由此得以安居樂業，他也因此繼承了帝位。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羅二虎認為，文化往往不會孤立的存在。“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遺址的筑造技藝與石家河文化的相似，說明當時已有文化交流。”而陳劍則認為，“從營盤山遺址、寶墩遺址分別受到中原文化和長江中下游文化影響來看，古蜀文明極可能就是各種文化交融的結果。正是古蜀先民汲取了不同地方的文化智慧，才最終催生出燦爛輝煌的三星堆和金沙文化。”

高山古城遺址出土帶切割痕的穿孔石器

　　水患困擾古蜀人多年

　　鱉靈治水、大禹治水……古蜀文明中，先民治水的故事流傳久遠。隨著越來越多的遺跡出現，考古人員發現，古蜀先民確與傳說中一樣，一直在與水患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斗爭。

　　這種斗爭，從距今五千年前就已經開始。

　　陳劍說，在茂縣的岷江河谷進行考古發掘時，考古人員發現年代越早的遺址，靠河谷越近;年代越晚，便漸漸上升到岷山上的臺地。以茂縣波西遺址、營盤山遺址、沙烏都遺址為例，距今6000年左右的波西遺址海拔最低;到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營盤山遺址，就已位于岷山中間臺地;而到了和寶墩時期差不多的沙烏都遺址，已經建在了海拔兩千米以上的山上。陳劍認為，這種遷徒，和古氣象學研究中的結果是一致的——早在五千年以前，全球曾有一次災難性的氣候變化，極可能造成了洪水的肆虐。迫不得已，古蜀先民才從豐饒的河谷，搬到相對貧瘠的高山。

　　但是洪水的肆虐，一直是困擾古蜀先民生存的重大危機。

　　梳理最近幾十年的史前考古，成都平原竟沒有發現一處超過距今5000年的遺存。已經去世的考古學家俞偉超當年曾經說道，“這極可能說明，當時成都平原因為動輒洪水泛濫，原本就不適合生存，直到治水漸有效果，才從岷山河谷搬到平原。”

　　即使如此，古蜀先民遷居成都平原以后，仍然備受水患困擾。

　　在大邑高山古城遺址東城墻外，考古人員發現了200米寬的大河遺存，這證明古城傍河而建。既然古代成都水患嚴重，為何不選擇遠離河流的地方居住呢?高山古城考古現場負責人劉祥宇表示，或許正是當年成都平原河道密布，古蜀先民實在找不到遠離河道的地方，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

　　至于寶墩古城不僅有城墻，還有護城河。護城河遺址寬約三四米，而城墻遺址即使現在仍有四五米高。何錕宇介紹，“在寶墩古城發掘以后，就有學者認為護城河極可能用于洪水過境時避免洪峰過猛，而高大的外城城墻，同樣有避免洪水淹城之效。”

　　同樣屬于寶墩文化晚期的溫江紅橋村的一處遺址，也發現了一處距今4000年左右的護岸堤，這是目前在成都平原發現的最早的史前水利設施。發掘現場負責人楊占風介紹，這處護岸堤最大的特點便是有8道人工開挖的溝槽，里面的柱洞表明在建造的時候曾經在溝槽內安插木樁，起到了加固作用。在堤壩近水一側，一排排鵝卵石清晰可見。成都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認為，“這應該是當時人們用竹籠裝著石頭，將堤壩固定起來。都江堰水利工程就利用了竹籠固定沙石的原理，這種方法顯然從古蜀延續到了先秦時期。”

營盤山遺址出土的陶人面像

　　人種學有望揭秘蜀人來源

　　讓人驚喜的是，隨著更多考古資料的發現，以及新的技術手段的運用，古代蜀人的生活環境、人種特征等信息，都有望在未來一一揭秘。

　　陳劍說，從寶墩遺址的發掘開始，考古人員已經開始對地質結構進行采樣，展開了環境考古、植物考古等的研究。通過對孢子花粉等遺存的分析，可以鑒定出植物種屬。如果屬于喬木，那生活環境肯定氣候溫潤;如果是針葉林，顯然就是高寒干燥的環境。在高山遺址的灰溝中，考古人員發現了完整的樹葉，已經鑒定出屬于喬木，“這說明高山古城時期，成都平原的氣候是溫暖濕潤的。”

　　尤其珍貴的是，高山古城遺址此次已清理了89座墓葬，其中大量的人骨遺存，成為研究古蜀人人種的第一手證據。陳劍說，早期的考古人類學研究，還停留在研究骨骸的年齡、性別和病理學階段，但隨著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展開，以及DNA鑒定等科學技術的運用，就能確定古蜀人的種屬。在此之前，三星堆、金沙、營盤山等遺址，均采集過數量不等的人骨材料。陳劍說，“如果我們把這些人骨材料和中原的仰韶文化時期或長江中游的人骨特征進行比對，就可以得出這些古蜀人來自哪里的確切結論。而這個結論，比所有的文獻、神話要可靠得多。”

　　這并非盲目樂觀。早在兩年前，四川大學考古學系原海兵博士就在對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的骨骸進行過研究，并發表論文：老官山漢墓的男性墓主顱面形態和以成都商業街船棺葬中的古蜀開明王朝晚期(約相當于戰國早期偏晚)為代表的古蜀地人群不同，也和湖北江陵九店東周時期和左冢楚墓所代表的楚人不同。他的主要面部特征與楚人等南方人群相似性較多，其主要顱部形態則更多接近北方人群。原海兵推測，該家族有可能在不斷遷徙流轉過程中“南北通婚”，接受了北方人群基因的注入。

　　那么，最早的古蜀人究竟來自何方?秘密或許在不遠的將來就將揭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