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

“過剩、過剩、過剩”，這是山東冠豐種業公司董事長方才臣代表總結的近三年種業的年度關鍵詞。他告訴科技日報記者，“雖然這幾年種子價格較高，但實際庫存壓力很大，行業正面臨著嚴峻挑戰。”

“以雜交玉米為例，2014年可供種23.6億公斤以上，種植面積5.5億畝，需種量11.5億公斤，余種量12.1億公斤左右。”方才臣說，“一年的種子都夠兩年種，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

山東圣豐種業科技公司董事長王書平代表同樣認為國內種業正遭遇著“寒冬”，“中國種業市場已發展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市場，但國內種業企業普遍‘雜、多、亂、小、散’，綜合實力差，且大都在育種研究、種子繁育、技術推廣等方面能力薄弱，再加上種子大量過剩、制種成本上升和非法種子對市場的沖擊等，生存競爭殘酷”。

跟種子打了30多年交道，方才臣認為，“品種審定‘大躍進’是產能過剩的源頭”。

種子市場需求量年際間變化較小，基本是一個定額市場，此品種份額多了，彼品種就要少。

而去年一年，國家審定和玉米主產區審定品種就達500多個。“這些種子中，不乏有科研人員嘔心瀝血幾年，甚至十幾年攻關而成的原創性好種子，但也夾雜著很多高仿，甚至‘照著葫蘆畫瓢’的種子。”方才臣認為，審定品種的泥沙俱下造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新審定品種增加、制種面積擴大、市場經銷遲滯、庫存持續高企，循環往復。”

“育種門檻太低，導致‘育種個體戶’很多，搜集幾份材料、租幾塊地就可以支攤起灶搞起雜交育種。”王書平對此感慨也很深，“當前中國種業面臨的突出問題是企業育種研發能力不足，有突破性的品種缺乏，目前中國良種商品化率還不到50%，而良種商品化才是解決產能過剩的‘良藥’。”

我國種業的“市場基因”卻先天不足。

王書平介紹，我國育種人員、種質資源、科研經費大部分集中在科研院所，培育和審定品種是剛性任務，總體上不如企業對市場的體會更深。

“美國對品種采取登記制，寬進嚴出，企業對市場負責。”而國內采取品種審定制，嚴進寬出。對比兩者的區別之后，方才臣說，審定制讓品種有了國家相關機構的“背書”，為一些企業推卸責任提供了借口。

為了引導和扶持種子行業的發展，近幾年，國家相關部門密集出臺了多項措施。

    但在王書平看來，行業的低迷局面并沒有因為扶持政策的頻頻出爐而好轉。一些政策比如國家傾向靠資金、靠政策搞制種基地，讓基地大了，種子多了，反而導致整個行業的產能過剩更加嚴重。

           1月27日，中央“一號文件”公布，要求“強化企業育種創新主體地位，加快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種業企業”。